12月19日下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下文简称高研院）十周年院庆系列讲座收官之讲《智人性和AI时代人类的出路——一个基于人的特性的思考》在之江校区钟楼三层报告厅举行。高研院院长赵鼎新教授主讲，浙大哲学学院院长王俊教授主持。

讲座开场致辞中，王俊高度评价了高研院的知识品位和学术影响力。王俊谈到，在今天，哲学家越来越书院化，当哲学变成一个纯粹的人文科学之后，它对时代对社会的感知力在降低，今天很多原创性的、对时代有解释力的一些概念，其实是社会学家提供的。王俊指出，赵鼎新在社会学领域深耕多年，但不仅是社会学家，更是思想家。

下文为本次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已经赵鼎新教授审定。

赵鼎新教授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智人性和AI时代人类的出路（The Enduring Nature of Homo sapiens and Humanity's Future in an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实际上我从本科学习生物学之后，一直对人性有思考，今天的好多想法是四五十年来的思考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我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一些特性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其结晶就是我今天提出的“智人性”。我认为，智人性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的本体性起点，或者说，如果当代哲学不以智人性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的话，它势必走不远，并且势必与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脱节。

今天的报告从AI开题，这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考虑AI的问题，感到人类所面临着的机会和挑战在AI时代都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可以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换一种说法，人类社会自从产生文明以来始终处于加速性的发展当中，工业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加速度，而AI技术的兴起则把这个加速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任何技术，甚至包括蒸汽机技术，都只是对社会的某些部分产生影响，但AI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却具有无孔不入的全面性。

去年我在威尼斯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发起人提出了“行星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承认人类并非根本不同或独立于自然，还承认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自身与行星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人类有三次去中心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标志着第一次“去中心化”，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移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代表了第二次去中心化，将上帝从造物主的位置上移开；“行星性”概念的兴起则象征着第三次去中心化，它取消了人类作为衡量万物尺度与主宰者的地位。

“行星性”的提出针对的是如下事实：在政策层面，迄今为止，多数旨在构建共同未来的政治努力，都聚焦于享有权利的个人、他们所属的特定民族国家，以及为协调国家间关系而设立的多边成员国机构上。然而，这一制度架构根本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风险、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太空垃圾、海洋塑料污染等治理挑战。这些问题皆由人类活动引发，但过去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已经不足以为这些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亟需一套全新的治理思路，即行星治理的全新模式。

“行星性”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并没有涉及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AI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各种意想之中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二是该概念的提出者并没有对人类的一些具有本体性特性作出一个界定。这就使得会议中的讨论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但是所提出的各种缓解方案却流于传统甚至是肤浅。正是在这种知识环境的刺激下，我在会议上提出“智人性”的概念，并且指出当下任何讨论人类面临的困境及其缓解方案都必须把“智人性”作为起点。

一、什么是“智人性”？

我把6个只有人类才有的特征统称为“智人性”，强调当前人类面临的所有机会和难题其实都与智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任何关于社会伦理的总体性思考都必须从智人性出发。以下是我对智人性概念内涵的简要总结：

（1）正反馈性：在长达40亿年的生物发展阶段，主宰着生物行为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不具有正反馈性的达尔文法则。但自智人出现后，各种目标导向的、旨在获得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大的利润、更有效的武器等等不带自稳定性（拉马克式）的正反馈机制不但越来越占据主导，并且以不断加速的方式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结构”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加速特征在工业革命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在AI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增强。需要指出的是，在智人的正反馈特性的主导下，人类所生产的大量串联机制和特殊性末端机制也经常会具有正反馈性质。

（2）串联性（looping）：自从有了语言和思考能力后，人类论证自我存在和行动意义的能力也在不断膨胀。这一不断膨胀的能力导致了地球上的结构和机制关系出现了串联：无论人类的某种观念或者想象是否靠谱，只要有人相信了这种观念或者想象，其所产生的机制性力量就会导致极其真实的结构性后果。需要强调，对于今天讨论的议题来说，人类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想象是否靠谱并不重要。自世界宗教和哲学产生后，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任何想象都难以逃脱自大（hubris），特别是男性的狂妄和自大。对于今天讨论的议题十分重要的是，人类的串联性具有两面都有放大作用的正反馈效应：它既给了人类越来越强大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信心，也加剧了诸如自大、狂妄、歧视、迷信、盲从、误导、欺骗、自我预期实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等等串联现象所伴随的负面后果。

（3）特殊性（ad-hocness）：智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另一个特性就是个体化的特殊机制（ad-hoc mechanisms）的大量涌现，并且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殊机制在智人出现之前就不断涌现。比如，昆虫至少有一百多万个物种，但有些昆虫物种之间的差异非常细微。比如，两个蝴蝶物种A与B之间的唯一重要的表形差异可能就在于物种A的口器比物种 B的要长一点（结构的不同），这就使得物种A能采到物种B采不到的花蜜（机制的不同）。但是，即使是如此高度特殊的一个机制，它在物种A的内部却有非常大的普遍性，或者说该物种的每一个正常个体都会有差不多长度的口器，也都能采到物种B所采不到的花蜜。昆虫绝对不会干以下这类人类极其擅长的事情：趁你的口器正插在花中采蜜难以拔出之时，我拿出剪子把你的口器剪断！通过以上例子我想强调：特殊机制在生物世界中是某个物种对于环境的集体性适应，而在人类社会中则越来越表现为某个个体或者组织在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特殊性应对策略。正因为人类的每个个体和组织都能每时每地大量生产各种特殊性机制，这就给了人类社会另外一个涌现性结构机制关系：末梢重。

（4）末端重在这儿有两层含义。它首先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和组织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难以计数的特殊性的结构和机制性因果关系，并且这些特殊的结构和机制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都主要集中在地球上结构机制互生关系发展的最后一刻（末梢）。但是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经常能看到的一类现象：末梢性机制主宰了社会中个体和组织的行为方式，由此促发了各式各样的形式替代实质、结构失去功能、个人目标替代组织目标的现象频频发生。随着AI技术的发展，各种相关的末端活动只会增多，末梢也只会越来越重、而末端活动所能产生的后果也往往会加大。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量的末梢性活动瞬时即逝，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但其中有些末梢性活动，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权力和资源的行动者的末梢性行为，却能产生巨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后果。

（5）当下性：以上四个性质给了智人第五个特征，那就是当下性。智人作为个体或者组织需要在各种具有正反馈性的竞争和冲突中获取优势，需要论证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正确性，需要根据当下的情况采取各种即时性的、经常是为了获取主导的末梢性行为。因此，虽然智人有历史感和将来感，但他的真正关注点始终在当下。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们会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特性给了智人以强大的现实感，但是也给了智人对历史的一种实用主义乃至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是人类历史记忆的一个灾难。

（6）高度不均衡并且在结构功能关系中处于高度紧张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布。人类与社会性昆虫截然不同。比如大量的蚂蚁和蜜蜂物种都是组织结构和功能高度一致的大群体社会动物（societal animals），但除了智人之外的所有灵长目动物却都是小群体性群居动物 （social animals）。就动物本性来说，我们是群居动物，不是社会动物。这一特性使得智人在流域农业形成前，长期无法确立具有持续性的大型社会。但是在流域农业形成和固化后，智人不得不迈入定居生活，而由此产生的保卫土地和农业劳动成果不被他人掠夺，以及协调定居点内部各种矛盾的功能性需求则是“国家”这类大型政治组织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智人对于“国家”的功能性需求以及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各种资源，则成了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以及国家利用强制性力量来造就脱离了其功能性需求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分配的来源。

与我们讨论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个推论是，推动某项行动的社会行动者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大，其行动所能产生的后果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和资源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布越不均匀，智人的其他五个特征（即正反馈性、串联性、特殊性、末端重和当下性）所能产生的后果也就会越大。而当社会行动者手中的权力失去了其相应的正面功能后，其手中的权力越大，所产生的负面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也就越大。

二、智人性的传统缓解方案

从哲学高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任何其他重要现象——比如宗教和哲学、国家和军队、商人和工业资本主义、文学和艺术、科学和技术、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因为有以上的智人性的存在；AI技术的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其危害的深层来源也是智人性。因此，当我们思考AI伦理（乃至包括环境伦理在内的任何社会伦理）时，我们必须从如何约束这六个具体的智人性在AI技术条件下所能造成的危害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技术、教育、管理、传统哲学和宗教层面出发来思考问题。以下我简略探讨面对智人性可能造成的危害，人类已经采取过的一些重要缓解方案，以及这些缓解方案有什么弱点。

从本报告的角度出发，以往任何针对智人性的缓解方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给处于高度正反馈状态的人类社会加上自带稳定的负反馈。我以为，面对强大的智人性，人类试图引进各种负反馈的努力不仅有乏力之嫌，还会在社会权力和资源高度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下导致各种负面的非企及后果。因此，一个至少是在理论上更为合理的方法，或许也是挽救人类的唯一方法，不是追求改变智人的正反馈性、串联性、特殊性、末端重和当下性这五个本性，而是通过利用这五个本性带来的技术成果，在减低人类社会在权力和资源方面的高度不均匀分布（这并不是智人的本性）方面做出努力，以减轻智人性所带来的危害。套用宋儒的话来说，我的这个策略可称之为“存天理，去权欲”。在提出以上构想的要义前，我先对传统的旨在为智人社会引进负反馈的缓解方案的弱点做出简要分析。

价格规律有效配置了资源，平衡了供需，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负反馈机制。价格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的运行规律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完全相符，在不抑制人性的情况下就能自发运行，因此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把价格规律看成是一个具有高度正面价值的社会机制。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完全按照价格规律来运行，那就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灾难，甚至社会动荡。

法律是人类创造出的一类重要的负反馈机制，但是法律也可能产生各种负面效应。这是因为任何法律都会有倾向性、忽视和漏洞。这些倾向、忽视和漏洞很容易被权力行动者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在社会权力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各种在法律罩护下以权谋私的行为的负面后果可能被无限放大。

民主制度让野心制衡野心，也是人类创造出的一套负反馈机制。但是它的有效运行需要有三个较为严苛的社会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三个政治条件的依托。三个社会条件是：1）发达的当代社会中层组织（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2）中层组织之间高度复杂的利益与认同的交互（cross-cutting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3）社会群体在经济收入和思维形态方面均呈现中间大两边小的正态分布。三个政治条件是：1）忠于反对（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社会不能太撕裂）；2）选举失败方愿意和平交权；3）胜选一方不会在胜利后改写政治游戏规则。问题是这些前提在现实世界中很难长期维持。如果三个社会条件出现了严重问题，社会就会严重撕裂，执政党和反对党就不再享有共同的价值观，这时候就会出现对于代议制民主有摧毁作用的非忠于反对。当年希特勒就是让民主选票给送上台的，但是他上台后马上中断了魏玛时代的多党民主游戏规则。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老牌多党民主国家，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后的个人行为就对保证代议制民主正常运行的三个政治条件形成了严重的冲击。

宗教是人类创造的另一类负反馈，它的好处在于有助于道德社区（moral communities）的形成，并且能压抑人的具有正反馈性的无限膨胀的欲望。但是宗教领袖手中掌握着的强大的说服力，宗教组织制度带有强制力，宗教能借用国家力量来坐大自己，国家也能利用宗教进行主流价值观整合。宗教的这些性质曾经为人类社会权力不平等的加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不同宗教组织出于各种原因产生的竞争和冲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压制、冲突、控制和主宰的一个重要来源。

集体记忆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类重要的负反馈机制，因为它可以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但是不同的人在个性、处境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对“过去”形成不同的理解和记忆。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想让大家都记住同一个“正确”版本，强制就必不可少，但是一旦动用了强制，具有重大偏差的集体记忆的出现就在所难免。此外，记住和亲身经历是完全两回事。我们可以让下一代记住过去，但没法控制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各种集体记忆在思想舞台上的自由竞争让更好的集体记忆得以胜出？这个想法很好，但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完全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思想舞台上占据主宰。在历史记忆方面，人类其实只是一条喜欢追逐自己尾巴，不断按照以下方式打转，但却永远追不上自己尾巴的短尾巴狗：忘记意味着背叛、记住意味着记错、多元意味着忘记。

道德哲学也是人类创造出的一套重要的负反馈机制。所有道德哲学都会提供一套好社会的基础和可能性，并且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希望和教益。但是道德哲学都带有以下弱点：由于对于智人的各种特性了解肤浅，他们对人性的假设以及对好社会基础的假设都过于简单，而建立在这样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实践往往走不远，甚至带来灾难。

三、智人性和AI技术下人类的出路

人类对于智人性的各种传统的负反馈缓解方案都有明显弱点，但智人的本性又不可能改变。那问题就来了：在这么糟糕的状况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AI技术、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核武器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尖端科技的冲击下建构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我的回答是：可能性不大，但不是没有。而这个可能性就来自以下的关键点：虽然智人绝对改变不了自己带有“自然法”意义的本性（即正反馈性、串联性、特殊性、末梢重、当下性和群居动物本质），但是这些本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大小却受到以下结构机制性原理的制约：社会权力的分布越不均匀，智人的六个本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后果就会越大。这就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与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各种旨在缓解智人性的负面性的负反馈机制的设计上，不如把重点放在减低社会权力的不均匀分布这一层面。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提供我的想法背后的一些原则性的纲领。容易看出，这些纲概指向的都是促进社会权力的均匀分布：（1）弥散性的社会力量必须能有效制衡集中性的国家力量；（2）区域性的国家的力量要大规模缩减，全球治理能力则要增强，但这增强的治理能力只能限于少数几个关键性的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3）军队应转向警察职能，只维持最基本的公共安全；（4）市场机制必须置于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为优先的制度框架下运行；（5）随着人工智能取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的竞争性本性应更多地发泄在一些对社会伤害较小的领域，比如体育、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健身、社交媒体、游戏、棋牌、电竞、旅行等方面；（6）即使在这些看上去“无害”的领域，也应该刻意营造一个更鼓励社区级的小范围“红人”出现的环境，而不是培养跨社区的大名人。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任何能让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大宗教领袖、大知识分子、大明星、大网红、大体育明星涌现的环境都必须受到抑制。用一句话总结：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过度集中。

大家可以看出，我其实是在想象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中每个社区最多也就几十万到几百万人（社区太小多样性会不够，有人就会觉得无聊）。社区中的大部分工作由AI进行，因此自我实现成了社区成员的重要人生目标。但是这些社区虽然内部联系紧密，彼此之间的联系却很松散，以至于我们最多也只能成为社区名人，而很难成为跨社区明星。这个乌托邦既需要社区政府，也需要世界政府，但是这些政府都只提供几个最关键的公共品，而大量的工作都用AI搞定。

可行吗？几乎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把这一乌托邦作为目标去努力靠近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乌托邦不需要压制人性，因此有较大的可实操性，我因此称其为可实现的乌托邦（feasible utopian）。这也许是在不压制智人性条件下拯救人类的唯一可能途径。

最后我想强调，虽然人类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目标”或者“前定的阶段”，从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规律来看，宇宙中物质的发展却似乎有某种前定的“目标”或“阶段”（teleological），并且“智人性”出现也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面对如此强大的、发自于宇宙物质发展和人性的自然规律，任何解决途径，包括我所提出的解决途径都有可能无济于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很可能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但是这关乎人类的命运，因此必须不可想象而想之，不可为之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