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的生活空间从政府主导转向私人主导，公私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营利性数据收集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危及了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权利。这些助长大规模信息收集的能力也实现了集中化和控制，正因如此，我们才陷入了这样一个世界：谷歌推送广告而非提供基本信息，Uber最终通过算法操纵司机收入、引导用户降低预期从而实现盈利，亚马逊的电商搜索结果充斥着垃圾信息，推广着毫无意义的品牌。。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技公司行为不端，而在于它们对数字技术的掌控赋予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其能够左右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找到夺回这种权力的方法。AI代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AI代理是一种能够智能且自主地为用户服务的系统，是大型语言模型（LLM）之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将这些模型的输出转化为一系列可理解的实际行动。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我们应当赋予AI代理一个怎样的法律框架？这一选择可能会决定，我们要么能够在技术进步中真正享受数字生活的便利和实惠，要么更加受制于数字平台的裹挟、为曾经的免费服务买单。

一、AI代理的作用：代表用户利益？

试想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航空公司的定价算法通常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它会动态调整票价，以最大化你的消费——算法赋予平台权力；而忠诚的AI代理则恰恰相反：它会在不同时间和航空公司之间搜索航班，从而扭转谈判局面，使用户重新占据优势。如果没有AI代理以“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进行反制，那些人工智能系统将会更加根深蒂固地巩固其在原有格局中的地位。

有一类被称为“编码代理”的AI代理，不是直接代表用户执行操作，而是专门负责创建软件。几年后，大多数人将能够快速且低成本地为自己和他人生成定制软件。但实用的软件依赖于与其他系统以及用户数据的交互。目前平台设定的规则意味着，这种访问权限无法得到有效的承诺和保障。

这反过来意味着，与主流科技平台意图相悖的软件将被屏蔽。目前，数据经纪人可以打包出售你的数据，而你却没有法律赋予你干预的权利。医疗服务提供商故意隐瞒费用，让你无法选择自己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内容和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永久保存你的内容，而你却无权撤销。

平台正利用其强大的影响力，阻止个人AI代理访问其运行所需的系统和数据。亚马逊屏蔽了ChatGPT和其他人工智能工具，Salesforce 修改了服务条款，阻止像Glean（一款人工智能搜索工具）这样的公司使用Slack（Salesforce 旗下公司）的数据，同时却与其他平台谈判，以获得数据优先使用权。这似乎是科技巨头们的理想策略：既能扼杀挑战者，又能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重新打造被其扼杀的产品。

这正是欧盟的核心洞见。无论该法存在何种缺陷，它都明确指出，这种权力会转化为一种私人政府的形式，而缺乏抵抗能力的公民就不可能享受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当我们的利益与平台利益一致时，这并非什么大问题；但当二者利益相悖时，个人权益的代价可能极其高昂。

此外，在其他领域可能有效的法律手段在这个领域已不再奏效。反垄断法即便在执法和补救措施方面有所作为，也只能纠正垄断滥用行为。原本互操作性权利旨在纠正拒绝访问的现象，然而拒绝访问却是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惯例，这种惯例因惯性而得以维持，并因便利和权力而得以延续。这一现象的本质并非消费者在平台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因为我们失去的并非某一个具体的互操作平台，而是我们在数字生活中随时随地行使自主权的广泛能力。

同样，在现实世界中，反歧视权利——弥补信息获取障碍的主要工具——在这里却失效了，因为这种权利的侵蚀并不具有歧视性。虽然某些影响可能因人而异，但这本质上是一种广泛的权利剥夺。如果仅仅关注受保护群体，而忽略了我们最初争取的信息获取权，那么这种做法既显得荒谬，也极难证明其有效性。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项明确的访问权，即访问我们自身数据以及我们赖以维持数字生活的系统的权利。这样，平台就不能因为用户使用的访问工具而歧视任何人，也不能违背我们意愿，即确保他们掌握的数据是我们希望他们掌握的。这与目前这种自由放任的局面截然不同。在美国，平台在数据访问方面几乎没有规定任何义务，它们可以利用服务条款合法地禁止用户使用第三方软件（自然也包括AI代理）访问其服务。

二、监管环境：为何需要访问权？

美国国会和各州正在审议的最引人注目的互操作性和数据访问法规在这方面毫不妥协。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Sen. Mark Warner）重新提出，并由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Sens. Josh Hawley）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共同发起的两党合作法案《ACCESS法案》（S.1634 - ACCESS Act of 2025）要求用户规模超过一定阈值的平台必须创建第三方代理机构可以使用的接口，以便评估并可能删除这些平台收集的个人数据。该法案旨在确保平台在保护用户方面不受任何阻碍。其他正在州一级审议的法案则更直接地规定了访问权。

如果缺乏这些权利，用户就很容易受到平台的摆布。值得一提的是，《ACCESS法案》最初是为了应对剑桥分析公司丑闻而起草的。在该丑闻中，一家咨询公司未经授权获取了数百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用于向他们投放政治广告。

但是平台本身的权利和主张又该如何解释呢？对各州监管不统一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声称已有超过一千项州级人工智能法案获得通过的说法值得怀疑，而且积极资助旨在阻止联邦监管的活动，例如Meta 和OpenAI 的反监管政治行动委员会，表明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

笔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立监管环境。《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预示了现代互联网的出现。，并缩小了联邦机构的决策范围。正如法学家莱西格（Lessig）所指出的，“当政府的利益消失时，其他利益就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如果总认为政府的干预是坏事，用户就无法代表自身利益对抗科技平台。

这种信念将科技创始人、投资者及其部分员工的利益置于其他公民的利益之上。它对我们在数字化生活中失去负责任政府的保护后所遭受的自由侵犯视而不见。它也未能认识到，当我们保护基本权利并让市场自由运作时，一个更加丰富的技术与社会愿景才有可能实现。

***

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AI代理正在赋予个人曾经只有大型科技平台才能拥有的权力。什么样的法律框架来约束它们？

我们拥有一种选择是借鉴互联网早期的成功经验：开放的协议和共享的数据赋予了用户自主权。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机制，让个人AI代理帮助我们重新掌控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和交流的数字空间。选择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在我们迈向数字未来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步之际，放弃我们的自由。

作者：马特·布洛斯

律师兼计算机科学家，致力于构建人工智能权力分配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框架。他研究技术权力如何影响自由，并倡导保护个人自由的条件。他目前担任Imbue公司的政策主管，该公司致力于开发使人工智能代理更易于访问和控制的工具。Imbue是智能未来倡议（Agentic Futures Initiative）的成员。

【免责声明】本文撰写所需的信息采集自合法公开的渠道，我们无法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本文仅为分享、交流信息之目的，不构成对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的决策依据。

《互联网法律评论》提供业界解决方案

互联网法律国际监管动态研究

互联网产业投资和政策监管研究

互联网企业：极端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公关战略研究

合作联系

zhangying@cggthinktan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