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先民叩首祈愿、虔诚拜神，在丛林中与猎犬并肩作战，到如今人们视宠物如家人、对着手机里二次元“纸片人”怦然心动，从缥缈的神灵，到灵动的动物，再到冰冷的机器，这些非人的存在一直环绕在我们身边。诡异的是，人类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们当成同类对待，企图与它们和谐相处、相互依赖，表面上是为非人的未来操心筹划，而事实上则是不断从内在自我、外在世界及宇宙万物的观照对象中，开显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当人类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便求助于造物主之源，拉开了人与非人沟通的序幕。造神即信仰的由来，人类将其欲望、情感投射到与信念、美感相符的对象上，并赋予其生命以及与人类相当的意志，然而这样的投射并非“双向奔赴”，所以孤独在短时间之内难以被治愈，才有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执念。因此，当人类在社会交往中受阻，共情无法得到满足，转而从非人那里寻求慰藉。

如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身份认同，寻求慰藉的方式，乃至于未来的信仰，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它引发的影响不可限量，拜神祈求，饲养宠物，上网聊天，即便对方是机器，也乐此不疲。然而，AI真的能将过往一切的信仰取而代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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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即希望：从自然崇拜到神灵膜拜

科技跃进是社会升级的基石，文化历史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经验沉淀的遗迹。古代文明的信仰体系源于先民对星辰日月山川等自然现象的敬畏。文明尚未开化之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知维度受限，无法把握变幻莫测的天象规律，但依靠农耕狩猎过活，又不得不诉诸自然。天象的不确定性蕴含着恐惧和焦虑，也意味着无限潜力和希望，因此处于蒙昧状态的人将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归于上天的意志，甚至通过观测天象预测吉凶。万物皆有灵，掌管天空、大地、海洋的神灵一声震怒引发飓风、地震、海啸，被视为超自然力量，台风一词就源于希腊神话中大地之母盖亚之子堤福俄斯（Typhon），这位象征风暴的泰坦巨人，长着数百个龙头，眼喷烈焰，吼声多变。为了安抚自然界的洪水猛兽，野生动物会被献祭，充当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媒介，作为使者将人间的消息带向不可知的世界。

民众对神明的崇拜，无外乎祈求顺遂，寻求庇佑，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因此在很多神话体系中，诸神往往与自然紧密相关，而且多以半兽之人或人之形象示人。古埃及的太阳神拉（Ra）鹰首人身，古希腊创世神话里“众神之王”宙斯（Zeus）的心情好坏操控着天空的阴晴雷雨，时而化身成公牛或鹰，中国神话的创世之神则是人首蛇身、造人补天的女娲。

《冈仁波齐》剧照。

动物和植物也被部落作为图腾和朝拜的对象，激发出后世在文学艺术上的创作灵感。狮身人面像源于埃及神话里的斯芬克斯，是古埃及法老权力和智慧的象征。古希腊神话中光明之神阿波罗（Apollo）头戴的月桂花环，日渐符号化，被用作颁授给竞技比赛优胜者的“桂冠”以表奖赏和尊崇。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里记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种神灵动物被称作祥瑞，坊间亦有动物亦兽亦仙亦妖的迷信传说，平民百姓供奉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俗称“五大仙狐黄白柳灰”的牌位，文人雅士则佩戴象征着高洁品性的兰草以明志，以松柏喻君子之德，并把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人格化，称为“四君子”。

人类依靠自然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本，又从超自然的存在那里传达精神寄托。而自然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产力的延展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们拜神的时候，究竟在拜什么？一言以蔽之，因贫乏而祈求，以膜拜破困局。屠夫靠宰杀谋生，猎人为了生存杀戮动物，意味着个体生命要靠另一个体的终结来延续。因此，他们会将动物看作是上天的赏赐和恩惠，从而摆脱杀手的负罪感。当自然的砍伐和屠杀让位于生存，庙宇教堂成为人神互动的圣地，先哲另辟蹊径，走上了宗教之外的救赎之路。人类灵魂的“小宇宙”需在理性、道德上与“大宇宙”的逻各斯（Logos）保持一致，与中国古代道家学派“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一脉相承，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正是自然秩序与道德法则合二为一的集大成者。

《冈仁波齐》剧照。

这些曾被视为猎物、祭品，以及亲密伴侣、工作伙伴的动物，与人类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宠物作为动物社会化的表现有着与人类相当的独特地位，在家中它们有自己专属的名字和活动区域。对动物的共情甚至可以瓦解隔阂，驯化为同类，二者互相提供情绪价值，久而久之，动物会模仿主人的神态，人也会沾染上某些动物的属性。然而，人与动物共生关系的前提是异质互补。当面临生死对决，人类是否会将动物视为低一等的存在而置之于危难之中。动物实验使得无辜生命遭受痛苦，成为医学研究的牺牲品。杀生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是传统仪式感的沿袭。即便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AI能解读动物的语言、改良基因，也不能使它们免于受难，一方面人类臣服于生物科技数据的缜密性，另一方面则归因于祭祀文化的绵延不绝，祭神，拜祭亡灵都是死者赋予生者存在的意义。当自然崇拜成为过去式，“AI+”赋予了人类对动植物深度学习和多重干预并为自身所用的途径。宗教场所里的神像，家宅的神龛依然作为信仰者和神灵的媒介供奉在那里，但在赛博空间里又开辟出了刷新以往认知的道场。

人类将宗教视为信仰的终极意义，以教义阐释人生困惑和难题；用科学的实验论证和逻辑推理，构建理论体系，揭示自然规律。然而信仰宗教和信奉科学二者并不冲突，人工智能开辟了合二为一的契机。AI基于算法为使用者作答，使其如神灵附体一般分分钟得到顿悟，判若两人。如有神助的开悟并非当代的福利，19世纪末，对神秘学信奉不疑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曾尝试过通灵自动书写，以此倾听天启之音。依靠人工智能给出答案，类似于用龟壳、纸牌占卜求助。通灵与人工智能的媒介不同，但二者获取答案的过程皆不明朗，萨满施法和大数据算法工作原理的决策过程皆是玄之又玄，充满神秘色彩的想象维度，历史过往编纂的偶发巧合，同样蕴含着复杂深不可测，无法言说、难以捉摸的神秘能量，让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非百分百可靠，就像占卜里可能会掺杂不为人知的骗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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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时代的互动：从自我延伸到人机合一

对于自然和神灵的膜拜，还只是人类诉诸他者的原始手段，当自然的谜题一一破解，人类又翻开了自我改造的篇章。自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以降，“机器中的幽灵”便弥漫在人类认知与机器技术的讨论之中。当蒸汽火车的轰鸣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机器生产不仅开始代替手工劳动，也迫使人类挖掘解放生产力的可能性。大多无神论者对于机器秉持着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有过从医经验的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生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概念，他认为，不仅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肌体和心灵的一切活动都是机械运动的一种表现，都是身躯上各种“机器”机械作用的结果。

长久以来，人类就以机器对标自我， “机器人”（Robot）便从虚构世界应运而生。捷克科幻文学家、童话寓言家卡雷尔·恰佩克 (Karel Čapek) 于 1920年创作了科幻剧《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简称R.U.R），捷克语robota意为一种经过生物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生化人，也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生化苦力。剧中名叫罗素姆的哲学家研制出的机器人，被资本家大批制造来充当劳动力，这些机器人外貌和思维方式与人类相差无几。剧中机器最终接管地球，并毁灭了它们的创造者。事实上，“罗素姆”（Rozum）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射，在捷克语中它意为理性，反转的结局无疑直指作品的反讽意味，此后机器反叛人类的叙事也成为科幻作品的经典母题。

计算机之父图灵曾预言，机器也许有一天能像人类一样思考，机器人不仅具备学习和思考能力，未来还会普遍参与社交，甚至不甘于做重复、机械性的工作，其行动自主程度有可能超过人类，科幻小说里的虚构恐会成为现实。卡雷尔·恰佩克的隐忧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人类对机器相爱相杀，又爱又恨。日本机器人学者森政弘（Masahiro Mori）提出“恐怖谷效应”，当机器人的外表和动作与人的相似度越高，人类越容易与它产生共鸣，但当机器人越发逼真时，人类对其好感不如以往，因为一旦他们将其视为同类，认为机器人的表现低于预期，因此产生负面情绪。

人类摇摆于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和压力之间，喜于劳动力的解放，又忧于劳动力被代替。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说，技术既是解药，又是毒药。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视为“座架”（Gestell），促进社会标准化的同时使人类逐渐被异化，尤其是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KPI和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使得人类丧失主体性继而沦为NPC。

《兽、机、神》

作者：[美] 韦布·基恩

译者：马灿林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3月

人类学家韦布·基恩（Webb Keane） 在《兽、机、神》探讨了人与非人关系及其相关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从自然、神灵再到机器，将其看作同类似乎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它们之所以而为之，全依赖人类观念的塑形。人类如何看待野兽、神灵和机器，就会以对等的方式观照自身的境遇。现实世界的动荡迫使人类从虚构中寻找慰藉，崇拜者犹如狂热粉丝，将他们的认同和期待投射到神灵之上，在人与非人的边界试探，祈求显灵。支撑他们的是信以为真的意念和跳脱现实的想象，严肃与戏剧化并存。看似荒诞，但在那些遥不可期的日子里，对于信仰贫瘠的人来说多少有些盼头。

在老龄化严重以及人口危机的社会，机器人弥补了人工不足的缺口。当机器人成为居家养老的重要担当，融入日常生活，俨然家庭中的一员。作为陪聊角色，免不了被人格化，继而渲染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富有同情心的准人类。冰冷的机器人对人的热情关照，与冷漠的子女和亲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人类对于机器人的过度依赖，又不免令人失去自主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带有恋物色彩的情感抑制人类的创造力，转而被机器人支配。

随着技术的升级和迭代，媒介赋予人类能力更多的可能性。大数据比你自己更懂你，人工智能突破了人类以往的认知，它并非单项的被动输出，而是从使用者那里获取知识经验、个人风格，乃至社交习惯。电子运动装备收集步数、心率、血氧、消耗卡路里等数据，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建议，反过来，个体将自我价值观相关言论表达投射到社交平台，以点赞确认自己的受欢迎度。AI是敏感好学的社交对象，只是使用者的主观性过于强大，他们过度关注外在对自我的认同，反而忽略了机器反向偷师的过程。

人工智能时代，身份认同的难题不仅是人类的困境，同时也是机器的危机。20世纪60年代，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铁臂阿童木》上映，这个有着“十万马力，七大神力”的机器人拥有超强的问题解决能力，但仍然逃不过来自人类的非议和偏见。斯蒂芬·霍金曾发出警告，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AI看似无所不能，答疑、创作、驾驶，甚至医学诊断，是人之理性和工具化的代言，其系统化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速度可谓超人，然而它却是人类驯化的结果，因此将其看作奴隶仆人或是全能管家完全取决于人的态度。

《铁臂阿童木》剧照。

有人养起了电子宠物，还有人将AI视为神灵，电子放生，手机木鱼，自动转佛珠、赛博拜神祈求“上岸”……就像远古从通灵者那里得到预言一样。无论是AI还是占卜师，答案的出处皆无迹可寻，就算差强人意，误入骗局，对方也只能勉强接受。宿命式的被动接受和神乎其神的预言似曾相识，只是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机器代替了人。而且，所谓的人机交互只是机器人或者机器宠物对预设规则的服从和响应，千人一面。不可否认的是，科技的发展使得机器与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随之而来是人类属性的质疑，既然在预言力上远不及人工智能，在伦理道德与知识经验上又突显出何种优势。

《铁臂阿童木》剧照。

人类靠机器改变境况，而事实上却是机器对人类道德的考验。人是万恶之源，也是众善之根，处于生命的边缘重症患者是顺其自然还是机器续命，有赖于他者一念之间的抉择。人工器官移植、生命外挂装置、人体冷冻技术和意识转移实现了永生，延伸了人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器官的更替或生命的终结不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疾病、自然死亡，机器转而将复活的触发键转嫁给了伦理道德。如果说大脑植入芯片或靠机器维持生命的植物人是机器塑造了人的生存境况，那么游戏玩家则是赛博格化的人，机器也会在重塑人的精神维度上助力。当玩家进入游戏状态，整个人无疑会被关卡硬控，俨然人机一体。在人机互动中，人的伪装会影响社交的真实性，因为有时无法辨别对方到底是机器还是人。线上与机器人聊天无关紧要，若是无人驾驶汽车出了事可是人命关天，即便是智能交通工具，也免不了出现意外事故，涉及到受害人的切身利益，意味着上升到了道德或者伦理问题，无论是将责任归咎于无人驾驶的汽车还是大数据算法，都无济于事。可见人工智能不是孤立的存在或者单一的物件，身兼司机的职责，与人享有同样的地位，那么道德也将重新划分人与非人的界定，将命运交给超人的机器，无异于置身技术霸权和虚无主义的双重深渊。

从文明起源至今，人类为治愈灵魂、满足私欲乐此不疲地造神，而后人类时代的神再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同样适用于一架实实在在的机器。

撰文/刘晗

编辑/刘亚光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