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创新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就业。人工智能使得机器人代替了许多就业岗位。人们一直担心，AI是否会取代人类完成大部分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

此外，大多数普通人好像并没有从这些创新和科技进步中获得明显的收益，相反，数据显示，大部分人的实际工资多年来并没有增加，相反甚至出现降低或失业。

如何“保住”我们的工作，如何让更多的人从科技进步中共享收益，是近日出版的《AI时代的工作》一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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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AI技术的迅猛发展看似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给传统就业市场带来了深远影响，导致大部分低技能劳动者不仅从中受益甚微，甚至被抛在后面。

本书以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工作特别小组”多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收益为何主要集中在顶层收入群体，而普通劳动者只能从中获得微薄回报，从而加剧了不平等。本书认为，这种“创造性破坏”并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仅靠技术本身无法解决，而是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建设与技术革新相匹配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保证未来的繁荣是可共享的。对此，本书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如企业和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强适应性培训、对中小企业提供定向援助、探索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升级的方式、扩大创新地域等。

总之，本书不仅关注技术进步本身，更重视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书中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确保AI的发展能够惠及每一个人，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对于任何想要了解AI对未来工作影响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份宝贵的资源。

技术变革淘汰劳动者？

政策缺位才是关键短板

来源 | 《AI时代的工作》

从Chat GPT引爆全球热议到无人驾驶技术日益普及，AI技术正呈狂飙突进之势。AI技术的迅猛发展看似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给传统就业市场带来了深远影响，导致大部分低技能劳动者不仅从中受益甚微，甚至被抛在后面。

早在2018年春季，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拉斐尔·赖夫就敏锐察觉到了新兴技术与就业之间潜藏的复杂矛盾，于是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工作特别小组，致力于让公众了解新兴技术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就符合现实的技术预期展开公共讨论，探索共享科技繁荣的策略。

中信出版社出版的《AI时代的工作》便是以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工作特别小组”多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研究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收益为何主要集中在顶层收入群体，特别小组发现，这种不平等现象并非技术发展无法避免的结局。真正的破局之法，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并肩，共同搭建起与技术革新适配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唯有如此，才能让未来的繁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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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技术变革的两个事实：

任务自动化和创造新工作

技术变革让人类可以胜任以前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者更高效地完成传统任务。这些变化帮助人类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饥饿、疾病、人身危害以及繁重体力劳动的持续威胁。但是，技术进步并不一定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忽略。技术革命，尤其是自动化，是否会对市场上的劳动力构成威胁？

“威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动化可以创造出更具生产力的机器，以减少人类的工作量，进而引发大规模失业；二是自动化可以重塑就业岗位的技能需求，只有少数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才能获得超额回报，大部分居民则失去就业机会。

最有力的回答是，自动化在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激发了三种创造新工作的“反作用力”。

第一，自动化可提升工人完成非自动化工作任务的劳动效率：屋顶工人用气动卷钉枪更快地安装好顶棚，医护小组借助检测仪器完成诊断，建筑师快速地远程提交设计图……在所有这些场景中，一组子任务的自动化都大幅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而使他们更高效地实现更大的目标任务。

第二，自动化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收入增长。大部分收入可用于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提高就业率。

第三，也可能影响最深刻的是，自动化会让某些工作任务从人类劳动中消失，但同时带来全新的工作模式、商品和服务、行业和职业，提供全新的创收机会。

图2.1是1940年与2018年工人可从事的职业对比图。图中显示，2018年的职业中有63%在1940年闻所未闻，大量职业在当时并未被“发明”出来

不可避免的是，技术进步导致农业这样的传统部门就业萎缩。在其他部门，如制造业，全球化减少了劳动力的国内需求。有时，消费者的品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在计算机、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健等创新型行业出现了新职业。收入提高也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如健身俱乐部。

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工作场所的技术不断进步、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推动美国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但生产率提高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普遍增加。

02

为什么生产率提高的同时

工人生活如此贫困

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与社会生产率增长相背离。伴随普通工人工资增长乏力的是，这种背离导致劳动力市场弊病丛生，进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工资水平低下，工作不稳定，劳动参与率低，史无前例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种族间收入不平等和就业差距持续恶化，这些情况在过去数十年没有实质性改善。

当然弊病产生的原因并不单一，但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第一，不断进步的工作数字化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受教育不足的群体则更容易被机器取代。第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加速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激增，美国本土的生产性工作（productionwork）快速外包，导致制造业就业快速下降。第三，有助于普通工人争取工资与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制度被削弱，这表现为工会成员急剧减少，联邦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持续下滑，目前正在接近历史低点。

这些不利结果并非技术、全球化或市场力量的必然结果。在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如美国这样的收入不平等大幅扩大和普通工人工资严重停滞的情况。

过去40年，美国为什么没能将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改善和大多数工人收入的提高？

三股力量至关重要：技术变革、全球化压力和制度变革。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相似压力 ，影响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美国为何与众不同？美国独有的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未能缓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放大了———这些压力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一，工会代表人数持续急剧下降，削弱了普通工人为匹配生产率增长而开展工资谈判的能力。1979—2017年，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美国工人比例从26%降至12%。在私人部门，这一比例降幅更大，从1979年的21%降到2019年的6%。

第二，最低工资没有跟上通胀的步伐。面对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阻力，美国历届国会都允许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不断萎缩，只有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有过短暂的上涨。

第三，现行的美国劳工政策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首先，国会未能革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以扩大传统保护措施，如对直接雇佣雇员、日益增多的合同工、兼职人员和临时工。其次，国会没有为那些非全职工人提供灵活可得的失业保险福利。最后，国会也没能确保所有工人都能获得可随时随地使用的健康保险，以及医疗、家庭和育儿假等福利。

第四，毫无防护地扩大自由贸易。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都通过政策支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却没有制定补充性的贸易调整政策，以缓冲收入和就业损失，满足工人和社区因面临政策引致的竞争环境突然变化而产生的各种再培训需求。

03

技术和创新：

巨大的影响正逐步显现

快速发展的类人式人工智能浪潮会让我们都失业吗？算法和灵巧的机器人是否会阻碍服务业中低工资工作的增长（或取代被新冠疫情淘汰的工人）？机器人是否很快就会为我们打包和照顾老人？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尚无准确的答案。技术发展不断地带给我们惊喜。我们确信未来将包含多种技术组合和多种方法组合，在大小企业中广泛应用。

开发、部署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的时机，需要考虑技术属性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研究人员研究历史模式时发现，在这些明显的加速之前，往往会有三四十年的酝酿期。例如，可互换零部件的生产使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规模枪炮制造成为可能，但这是40年发展和试验的结果。战争结束之后，又过了40年，这些制造技术才逐渐成熟，实现流水线生产的创新。莱特兄弟于1903年首次飞行，虽然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实现了军事应用，但航空业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有利可图的商业运输，又过了几十年，航空业才发展成熟到普通人可以定期安全飞行的地步。

再看最近，互联网的基础技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时迅速发展到商业世界。即便如此，大多数企业也只是在过去10年才真正将网络计算作为业务和流程转型的手段。特别小组成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将这种现象称为“J形曲线”，他认为技术被接受的路径是缓慢渐进的，然后加速突破，最终被广泛接受，至少对于计算等通用技术而言是如此。这样的时间表反映了新技术的完善和成熟、集成和管理上采用的成本，以及随后的根本性转变。

虽然只是近似值，但在我们评估技术变革与未来工作的关系时，40年是一个有用的时间段。正如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名言：“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匀。”吉布森深刻地将技术大规模应用的缓慢演变过程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与其简单地进行失之偏颇和糟糕的预测，不如在当今世界中寻找引领技术变革的地方，并推断更广泛的应用。

当前部署的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虽然新颖且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是“专业人工智能”。换言之，这些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解决有限数量的特定问题。它们可以检阅大量数据、提炼模型、做出预测以指导未来行动。

从工作的角度看，专业人工智能系统往往是任务导向的，也就是说，它们执行的是有限任务集，而不是构成一份职业的全套活动。不过，所有职业都会有些风险。例如，阅读射线照片是放射科医生的关键工作，是他们要完成的几十项任务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可以让医生把更多时间花在其他任务上，比如进行身体检查或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航空领域，人类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自动飞行员来增强对飞机的手动控制，然而，这些系统在飞行阶段的自动化方面已经变得非常复杂，飞行员可能会丧失手动控制的能力，这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致命事故。人工智能系统尚未获得驾驶商用飞机的认可。

通用人工智能（AGI），即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工类人脑，仍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但专家一致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仍将遥遥无期。

尽管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在20世纪兴起，但今天的制造业仍然是一个高度动态变化的环境。模式的变化、技术的发展、供应链的转移，甚至英国脱欧和疫情等动荡，都意味着21世纪的制造业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运行的，即使稳定的、高度标准化的产品也不例外。在大多数变量固定、操作高度标准化的情况下，机器人和自动化仍能发挥最佳作用，而人类工人仍是适应不断变化条件的关键。新的人工智能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机器人技术、新的传感器和执行器，以及新的软件正在使这些机器更加灵活，但仍然处于漫长演变的早期阶段。

正如早期的重大技术进步，如可互换零部件、流水线和互联网连接，需要数年才能普及一样，在整个经济中推广当今的先进技术也需要时间。互联网、移动和云计算以及20世纪90年代和更早期其他创新技术的引入产生的深远影响仍在继续。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人技术和增材制造技术确实有望改变经济，而这些变革将是管理者、组织和商业模式的数千项创新的结晶。

0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并不会使我们走向没有工作的未来。在未来20年里，工业化国家的职位空缺将超过填补这些空缺的工人人数，而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在缩小这些差距方面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然而，不断进步的机器人、自动化和尚未预见的技术并不一定会惠及所有工人。这些技术与经济激励、政策选择和制度力量相结合，将改变现有的工作岗位、工作质量及其所需的技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不断在创新、增长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20世纪的经济史表明，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是共同繁荣的基石。精心设计的制度可以创造更多机会、增强经济安全，并推动民主参与。在21世纪，美国必须致力于重建这一基础。它需要加强并建设各类制度，启动新的投资，并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工作仍然是大多数成年人走向繁荣富裕的劳有所获、受人尊重且经济上可行的重要途径。支持建设这种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有三大基本支柱。

一、技能和培训方面的投入和创新

技术创新要求工人既要有扎实的基础技能，又要接受专门培训。那些在严格评估基础上被证明是成功的培训模式应该推广，为更多工人提供服务。新技术，包括在线教学、基于人工智能的引导式学习系统和虚拟现实工具，既提供了新颖的方法，也为学生、工人和求职者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了更方便、更实惠、更有吸引力的培训。

• 促进私人部门在培训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加速工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少数族裔工人占大多数）向上流动。

• 大幅增加联邦政府对培训计划的资助，使没有四年制学位的工人能找到中产阶级工作。

• 支持提高社区学院学位完成率的政策。

• 严格评估培训计划并为此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以衡量这些培训计划在实现就业和收入成果方面的有效性。

• 投资于示范计划，以检验对脱产成年工人进行再培训和再就业的创新理念。

• 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为求职者和招聘者提供支持。投资于开发和实地测试创新型培训的方法和工具。

二、提高工作质量

与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地从事传统低薪服务工作，如餐饮服务、清洁和场地管理、保安、娱乐和休闲以及家庭保健助理。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从事这些职业的美国工人的境况更糟，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美国低薪工人的工资比加拿大低薪工人低26%。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以下措施将有助于为低薪工人提供适度的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

• 将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至少恢复到全美工资中位数的40%及以上，并将这一价值与通胀挂钩。

• 革新失业保险福利，将其覆盖面扩大到传统上未被覆盖的工人。

• 加强和调整劳动法，并更好地执行这些法律。

三、扩大和形成创新

创新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关键，也是应对来自国外不断升级的竞争挑战的关键。美国需要制定一份创新议程，以创造社会效益，并以增强而非取代工人为目标。如今，创新驱动增长带来的收益很少流向工人。我们应该引导创新，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美国应该重新平衡税法，以调整技能发展、资本形成和研发投资方面的创新激励机制。以下是我们的具体建议。

• 增加联邦研发支出，并将其用于私人部门忽视的领域。

• 制定国家级研究目标，通过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协作机器人以及学习和教育科学等研究领域，提高人的能力，支持公平的劳动力市场。

• 为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提供定向援助。

• 扩大美国的创新地域。

• 通过改变目前税法过分偏向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重新平衡资本税和劳动税。

• 在保留联邦研发税收抵免的同时，颁布一项与研发税收抵免类似的雇主培训税收抵免，专门投资于能获得外部认可证书的工人培训。

太多美国人担心，技术进步虽然会让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但会威胁到他们的生计。美国非凡的创新历史不是由恐惧或宿命论驱动的，而是由强烈的可能性意识（senseofpossibility）驱动的。这些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认为，在提高工人的经济安全与拥抱持续的技术变革和创新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说，要实现后者，就必须确保前者。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既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制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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