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美人如玉剑如虹

时间悄然流逝，转眼进入了第二年的暑假，丁玲决心离开上海，去北京继续求学。离开之前，她回到湖南探望母亲，并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瞿秋白和王剑虹。对于她的决定，二人没有丝毫反对的理由，默默地同意了她的选择。然而，令人感到深沉的是，在丁玲离开时，他们并未前来送行，甚至连门口都没有出现，仿佛一切都被无声的空气所吞噬，留下的只是一片沉默。

或许，这样的离别正是最好的方式，避免了许多可能的尴尬与复杂情感的纠葛。在瞿秋白和王剑虹的心中，丁玲的离开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不舍。事后，瞿秋白在王剑虹写给丁玲的信末，补充写道：“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多年没有过的事。”那一瞬间的情感流露，透露出瞿秋白内心的孤独与痛苦。

然而，在信中，丁玲还收到了一个不安的消息：王剑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常常感到身体不适。不久后，丁玲在湖南收到了王剑虹堂妹的电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丁玲焦急万分，立即赶回上海。当她到达时，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慕尔鸣路上的住所已经变得物是人非。瞿秋白此时正前往广州开会，而王剑虹的棺木已静静地停放在四川会馆。墙上挂着她的遗照，那张丁玲曾经送给瞿秋白的照片，如今被白绸包裹，背后题着一首诗：“你的魂儿我的心。”这首诗中的“你”指的是丁玲，而“我”则是瞿秋白自己，称王剑虹为“梦可”，寓意着她是他内心最深处的存在。

丁玲知道，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有着许多诗篇，而她也曾试图找到他们的诗稿，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她曾向瞿秋白的兄弟瞿云白询问，但他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十、扑朔迷离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及瞿秋白的二弟瞿云白与丁玲之间复杂的关系。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言称，当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时，瞿云白和丁玲之间也开始了一段恋情。这一说法甚至出现在美国记者里夫（Earl H. Leaf）所著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一书中，书中提到丁玲和瞿云白有过一段亲密的关系。

里夫的这份资料可能来源于丁玲的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在《记丁玲》一文中提到，丁玲和瞿秋白的弟弟曾有过一段较为亲密的友谊。而彭述之的回忆也为这一传闻提供了些许依据。他曾回忆称，自己住在瞿秋白家时，看到丁玲和瞿云白频繁出入，仿佛沉浸在一段爱恋中。

然而，彭述之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首先，彭述之在政治上与瞿秋白有过许多分歧，甚至曾因政治冲突公开批评瞿秋白。因此，彭述之对瞿秋白的情感可能并不客观，甚至带有一些偏见。从时间线上看，丁玲和瞿云白的接触可能只是因为丁玲短暂居住在瞿秋白的空房间里，并不意味着两人之间有着非凡的关系。

丁玲曾对此传闻做出过澄清，表示当时自己正值年轻，自视甚高，根本不会与瞿云白发生什么特别的感情。她直言：“他当时只是替瞿秋白管理事务的角色，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十一、相遇北京

王剑虹的去世让丁玲感到深深的悲痛。在那段艰难的时光里，丁玲决定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她形容自己像是一个受伤的人，带着沉痛的心情，和王剑虹的堂妹们一起乘船前往北京。

瞿秋白虽然在丁玲离开上海后留下了通讯地址并请她写信给他，但丁玲的内心充满了怒气和不满，她将王剑虹的去世归咎于瞿秋白，认为她的病情与瞿秋白有关。她心中暗自想道：“无论你多么聪明、多么了不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因为剑虹的死而彻底断裂。”尽管王剑虹因肺病去世，但丁玲仍怀疑瞿秋白可能在无意间传染给了她。

在北京，丁玲收到了一些来自瞿秋白的信件。瞿秋白在信中自责万分，甚至表示：“只有天上的梦可（指王剑虹），和地上的冰之（指丁玲）才有资格批评我。”丁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删去了“冰之”这一称呼，可能因为这句话引发了她内心的复杂情感。

十二、不喜欢过于理智

丁玲和瞿秋白在北京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尽管同在这座城市，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丁玲的心中充满了怨气，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薄幸”两个字。她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愤怒倾诉给好友谭惕吾。谭惕吾理智地劝解她：“你不值得为过去的事情感到难过，把它们抛入大海吧。”然而，丁玲却没有听从她的建议，反而将自己从朋友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她后来说：“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

在瞿秋白即将离开北京之前，丁玲终于与他见了一面。瞿秋白主动联系她，要求她转交杨之华寄给他的信件。丁玲到苏联大使馆找到他时，瞿秋白正忙于开会。看到丁玲时，他默默走出会场，接过信件后，与她一起吃饭。那晚，两人并未谈及王剑虹，也未提起杨之华，而是简单聊了些日常生活。丁玲说：“就像陌生人一样，虽然我们曾如此亲密。”

这些年来，丁玲和瞿秋白的关系虽然疏远，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某种联系。丁玲珍藏着瞿秋白写给她的十封信，但这些信最终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那个时代无法回溯的遗憾。

十三、“韦护”

五六年后，丁玲与瞿秋白在上海再次相见。1930年夏，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瞿秋白，瞿秋白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丁玲，信末署名“韦护”。这一名字直接成为了丁玲小说《韦护》中主人公的象征，而“韦护”一词，便是瞿秋白的化身。

年末，瞿秋白和瞿云白兄弟突访丁玲家。这次相见令丁玲和她的丈夫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尴尬。因为他们的生活贫困至极，甚至无法招待这两位贵客。瞿秋白见到丁玲怀中的儿子，问道：“他叫什么名字？”丁玲答道：“母亲给他取名祖麟。”瞿秋白笑道：“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

不久之后，胡也频在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面对白色恐怖，丁玲未曾退缩，她继续在逆境中前行，主编了《北斗》。她与瞿秋白再次见面，交谈的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工作，而非过往的情感纠葛。

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一次入党仪式上见到了瞿秋白。瞿秋白的身份逐渐变得更加复杂，他从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命运。

在谈到丁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