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吕德文】

一

6.11，第九个国家器官捐献日。

我是器官移植的受惠者，但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纪念日。

我曾经就医的中南医院肝胆研究院（器官移植中心）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馆做宣传活动。家人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就特意去现场看一看，见到了我的主治医生、OPO主任和护士长，还有其他很熟悉的医护。很是亲切，相谈甚欢。

护士长说，本来想通知我的，但怕我有心理负担。毕竟，活动是在我工作单位举办，如果通知了我，我来还是不来呢？万一我忌讳，岂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医者仁心，真是为患者考虑。

移植患者和其他病人的不同之处是，住院时间特别长，少则个把月，多则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出院后，还要定期复查，终身保持联系。因此，患者在理论上应该和移植中心保持密切联系。

站在移植中心的角度而言，他们无论是出于职业伦理，还是工作规范，都倾向于和患者建立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医患之间是很容易建立类家人关系的。

护士长的周到考虑，其实就是一种想要关心，却又怕打扰患者的微妙心理。

我跟护士长说，我早就把研究院的医护人员，当作自己“家人”了。我在移植中心呆了两个月，对他们的工作有深切体会，既要保证专业规范，又要顾及患者及家属的各种感受，还要应对社会上的各种压力，实属不易。

我可以说是在完全不了解器官移植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就成了移植病人的。我这种患者，按理应该对此有了解。其实不然。我自己，家人，还有同学，老师，其实都不甚了解这一技术。

直到真正面临需要做移植手术的境地的时候，才了解这一学科，技术，关注起社会上器官移植的看法。

住院期间，科室领导和医护会无意说起他们这个行业。谈得最多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器官移植行业，和社会上的看法，几乎有天差地别。但是，作为从业者，他们似乎很是无奈。

在我看来，社会质疑比较多，乃至于阴谋论流行，首先是因为不了解，有疑虑。事实上，大众的认知，其实并不来自于专业论证，抽象的数据、严密的说理，其实是很苍白的。真正有力量的，反而是那些充满情节，有戏剧冲突的故事。而小概率的事件，还有自媒体人的演绎，以及这些事件带动的情绪流动，却会让人印象深刻。

刻板印象，未必符合事实。哪怕是曾经的事实，也未必的今日的真相。

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对他们的工作有一点帮助。但自己能做的，其实很少。写一点自己的所感，也算是一种表达。

数据来源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

二

6.11这个日子很特别，是“路遥遥”的谐音。这种表达应该是一种激励，前路遥遥，并非无期。

但这很可能是无奈现实的写照。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管理中心的数据，截至2025年06月10日，志愿登记人数7107804，实现捐献例数59684，捐献器官个数185007。

中国器官捐赠的绝对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矛。但从人口比例看，则可谓是“名落孙山”。

这些年，中国的移植医学技术突飞猛进，但受制于器官来源，受益者非常有限。国家卫生健康委人体组织器官移植与医疗大数据中心数据分析负责人史赢曾在一个场合表示，截至2024年10月，全国17.1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移植，其中等待肾脏的有144695，肝脏为22102，心脏为3316，“器官供需比为1:8.36，器官捐献供需矛盾严峻”。

更麻烦的是，这两年全国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新增登记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参加活动的几位医生，都对此情况忧心忡忡。社会上只要出现一例涉及器官移植的舆情，就会直接影响器官捐赠志愿者登记数。

可见，公众对器官捐赠、分配与移植的疑虑，一直还存在。如何建立专业机构与大众之间的信任，的确是“路遥遥”。

人们对器官捐赠的疑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我国的器官移植的来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死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做法有合理性。危害社会（特别是夺人性命）的人，最后反馈社会，符合民间的道义伦理。

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一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因为这一做法，中国政府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甚至于，还受到国际移植学科专业组织的制裁。

因此，中国政府在2012年左右，开始建立公民自愿捐赠器官的系统工作，确定公民自愿捐赠是唯一合法的器官来源。这一做法，很快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2023年，《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通过，并于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条例回应了大众关心的焦点，明确一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客观上，我国的人体器官捐赠管理系统已经非常完整，公开透明、系统完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举办国家器官捐献主题宣传日活动

三

但器官捐献的具体工作效果，却很难尽如人意。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甚至于，有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文化。比如，条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捐献其人体器官”。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只要有任何一方反对，器官捐赠不得实施。

所以，公民捐赠意愿是一回事，但实现捐赠与否，则又是一回事。在实践中，一些去世后的公民生前已经签署法律文书，一开始家人也表示支持，但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家属又临时变卦的，并不鲜见。

客观上，农村地区的传统丧葬观念，也在影响捐赠意愿。在“入土为安”的思想观念下，如果不对人体器官捐赠有深度理解，表层的文化冲突很容易成为成为器官捐赠事业的障碍。

医学是救死扶伤的高尚事业，用于拯救他人生命的器官捐赠事业，理应受到文化上的辩护。我们还需要生命教育，以及关于生命伦理的讨论。

人体器官移植是一个极端严肃事业，其社会敏感性很高。在过去，有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做法，的确在影响这一事业的合法性，也制造了公众质疑。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博主是不是还会拿很多年前的案件进行演绎，对一些毫无关系的事件进行解读。

一些甚至毫不相关的医闹案件，扯上器官捐赠，因为怕敏感而不去公开讨论，不去严肃对待，息事宁人的做法，可能是以最简约的办法解决了个案，却给器官捐赠事业的声誉造成了极大伤害。

某大型三甲医院，便遭遇了类似无妄之灾。一年轻男子因车祸被送往脑外科治疗，按照其病情，医生两次主张，因及时进行开颅手术，其父同意手术，但其母却坚决不同意手术。几天之后，该男子生命垂危。主治医师询问家属意见，是否有捐赠意愿。家属不同意，此事作罢。

其母无法接受事实，认为是医院救治不积极导致悲剧。但卫建部门的调查表明，医院没有任何责任。此事就此了结。

未曾想，几年后，其母在网络上不断炒作，妄称医院为了器官来源而故意拖延治疗，从而引起一时风浪。

业内人士非常情况，此事，连医院的器官捐赠获取组织（OPO）都还没有介入，根本就和器官移植没有任何关系。但社会观感上看，患者家属的叙述，却迎合了阴谋论。在忽略证据和专业分析的情况下，这种解释也是一种“合理”解释。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人体器官捐赠管理系统恰恰是为了解决过去的问题而生的，过去的问题不应该成为现系统的包袱。新的无关事件，也不应让器官捐赠移植工作来背包袱。

有人讳疾忌医，对医院和医生高度不信任。但从医院和医生的角度看，却也是视舆情和流言如猛兽。因此，无力去参与社会讨论。

器官捐赠和移植工作，和急症科、脑外科、重症科等科室工作密切相关。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未必会配合OPO工作。毕竟，医生哪怕是询问一下捐赠意愿，也可能招致无妄之灾。这导致OPO工作开展步履维艰。

OPO工作还依赖于系统支持。比如，医保基金是关键力量。因为，对于很多终末期病而言，器官移植是节省医保支出的有效路径。很多国家的医保基金深度介入OPO工作，通过医保支出引导患者的捐赠意愿，以及其他科室的工作配合。

在这个意义上，要建立更加高效和完备的器官捐赠和移植系统，无论是社会认知，还是有关机构的配合，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

当我躺在病床上，感到生命将逝时，交代家人有个万一，把我器官捐赠了，顿感安宁。

实际上，中国文化基因里，是可以化解一些浅层文化禁忌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能造福社会，惠及他人，这种“人间大爱”、“无我”，应该是对生命的最高礼遇了。

很幸运，我竟然最后得以重生，还有机会亲自登记捐赠系统。

系统非常方便，说是十秒钟就可以完成。我花了一分钟，把所有选项都勾选了。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