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知道，李白和王维，那可都是盛唐诗歌的顶尖人物，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称为“诗佛”，他们的诗作流传千古，影响深远。

巧的是，这两位诗坛巨匠的生卒年也极为相近，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762年；王维生于701年，卒于761年。他们几乎是同一年出生，又在同一年相继离世，颇有些“同年同月生，同年同月死”的宿命感。

按理说，像他们这样才华横溢、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巅峰的诗人，尤其是都在长安的官场上混过，怎么也该有过交集，甚至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吧？可奇怪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我们却几乎找不到他们之间有过直接往来的确切记载，

小僮先带大家看看李白和王维各自的社交圈子，您会发现，他们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孟浩然。这位比李白年长12岁、比王维年长12岁的盛唐诗坛前辈，虽然一生没有做过大官，是个布衣诗人，但他为人真性情，爱结交朋友，是很多文人高官朋友圈里的常客。

李白对孟浩然的敬仰：李白大约在20多岁时，也就是公元726年左右，在湖北安陆隐居期间结识了孟浩然。他对孟浩然的风骨才情极为敬佩，视其为一生的偶像。

公元730年，李白和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武昌）相会，离别时，李白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孟浩然的深情厚谊。

公元739年，年近五十的孟浩然因病回家归隐，李白又特意写了《赠孟浩然》，赞扬孟浩然淡泊名利、潇洒隐逸的品格，表达自己倾慕之情：“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字字句句都透露出李白对孟浩然高尚情操的崇敬。

不幸的是，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孟浩然因病离世，李白又写了《春日归山寄孟浩然》来表达追思之情。可以说，李白和孟浩然是唐代诗坛上著名的知己好友，他们的关系深厚，堪称文人相惜的典范。

与此同时，孟浩然与王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二人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诗风相近，交情深厚，被后世并称为“王孟”。

小僮了解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孟浩然科举失利，仍留在长安，希望能得到赏识。那会儿，王维曾为孟浩然绘制了一幅《孟浩然马上吟诗图》，并题诗相赠，两人从此结为忘年之交。

历史上传闻一个故事，说孟浩然有次到王维的内署闲聊，恰逢唐玄宗驾到。孟浩然身为布衣，不宜面见圣驾，情急之下竟然钻到了床底下。

唐玄宗得知后，本着惜才之心，叫出了孟浩然，并让他即兴赋诗一首。孟浩然紧张之余，随口吟出了那首带有抱怨意味的《不才明主弃》：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玄宗听罢，脸色一沉，冷冷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说完拂袖而去。从此，孟浩然的仕途之路彻底断绝。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它至少能说明孟浩然与王维之间确实关系非常亲密。

孟浩然回到老家襄阳后，王维还作了《送孟六归襄阳》为他送行。孟浩然去世后次年，王维更是亲自前往襄阳悼念，写下了悲痛的《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王维与孟浩然的感情，是盛唐文人“君子之交”的典范。他们因相似的诗歌理念和人生志趣结为挚友，彼此推崇，甚至在对方离世后仍深切追念。相较于李白对孟浩然的仰慕，王维与孟浩然的关系更显平等、默契，共同奠定了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高度。

试想一下，孟浩然这样一位重感情、爱结交的诗坛前辈，既然分别与李白和王维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难道不会在私下里向他们相互推荐？难道不会张罗个聚会，撮合这两位诗坛新秀见个面，彼此认识一下吗？

除了孟浩然，还有一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李龟年。唐玄宗不仅是一位皇帝，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的《霓裳羽衣曲》更是中国古典音乐舞蹈的巅峰之作。在玄宗身边，自然团结了一大批顶尖的音乐人。

李白是其中著名的作词家，他的《清平调》三首，便是为杨贵妃所作的绝世佳篇。而李龟年，则是梨园的首席乐师，擅长歌唱与作曲，深受皇室宠信，是各种贵族宴会的常客。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李白每次写好新词后，很可能就会交给李龟年去谱曲、排舞。二人作为宫廷文艺圈的核心人物，不可能没有交集。所以，在明清的戏曲、小说中，常常会有李白与李龟年同台的情节，这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

而李龟年与王维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王维早年曾担任过太乐丞，这个官职负责管理宫廷礼乐。李龟年作为梨园的首席乐师，两人在唐玄宗朝的宫廷文艺活动中必然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王维的许多诗歌，正是通过李龟年的演唱，才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形成了“诗乐合璧”的盛唐艺术典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那首著名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江上赠李龟年”，足见二人交情之深。

李龟年也确实不负所托，一直在传唱这首诗。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有一次在湘中采访使的宴席上，他再次唱起了这首《相思》，满座宾客遥望玄宗所在的蜀地，无不潸然泪下，追思往事，唏嘘不已。

李龟年后来唱的第二首王维的诗是：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

唱完之后，李龟年心头剧痛，头昏眼花，不禁昏倒在地，几天后就离世了。

试想一下，李龟年这样一位与李白、王维都有着深厚渊源的宫廷乐师，难道就不会想着把两位诗坛巨星拉到一起，喝个花酒，唱个小曲？

可奇怪的是，就是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机会，却似乎没有把这两位最伟大的文人拉到一起。哪怕他们之间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哪怕有一点点应和的诗句，那都将是中国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可惜的是，史料中真的没有这样的记载。这就像千年前的孟子和庄子一样，彼此眼不见，耳不闻，仿佛老死不相往来，着实让人费解。

有人猜测，之所以出现这种怪异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有一个人“太厉害”，她就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剪断了所有的社交网络，并在李白和王维之间砌起了一堵厚厚的墙。而这个人，就是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生于公元689年左右，与孟浩然同龄。她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九女，与唐玄宗李隆基是同母兄妹。在她出生后不久，奶奶武则天就夺取了帝位，父亲李旦的处境十分艰难。公元693年，她的母亲窦德妃被武则天害死，兄妹三人相依为命，生活如履薄冰。直到公元710年，父亲睿宗复位，她才被封为昌隆公主，一年后改封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厌倦了宫廷的尔虞我诈，不愿卷入是是非非。再加上当时道教盛行，她干脆加入了道籍，成为一名正式的女道士，并在王屋山修仙，自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

公元712年，父亲李旦禅位给太子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唐玄宗即位后，玉真公主的地位更加尊贵，玄宗还赐她道号“持盈”。玄宗曾担心胞妹孤独，甚至想为她招张果（即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为驸马，但张果不奉诏，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玉真公主长期居住在王屋山，并在公元744年，主动辞去了公主封号，归还了所有公主家产，潜心修道。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玉真公主（持盈老法师）去世，恰好与李白同年。

当然，大家可别误会了，玉真公主的道士生活，和我们想象中的“深山古刹，灰佛青灯”可大不一样。那会儿唐朝女权思想兴盛，又还没有后来程朱理学的严格约束，“三从四德”那一套还不大流行。再加上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李耳被唐朝皇室尊为先祖，道教在唐朝可谓是光芒万丈。

所以，在唐朝，很多有能力的女性，即使终身不嫁，也能过着非常自由的“爱情生活”，可以自由地接待男客。而**“女道士”的身份，就成了掩饰这种自由生活的一种非常合适的身份，比如鱼玄机**、薛涛、太平公主、**杨太真（杨玉环）**等，都曾是女道士。

所以，玉真公主的道士身份，并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社交生活。她凭借自己公主的尊贵身份，加上两代皇帝独特的恩宠，可以自由出入各种场合，包括最高级别的文化沙龙。她还能借机为与会者提供各种便利，帮助他们扬名立万、平步青云，同时也是向玄宗推荐有才之人。因此，凡有玉真公主出现的地方，必定是众人趋之若鹜的场所。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就曾想办法进入这个圈子，但可惜他的诗歌风格不入玉真公主的法眼。

那么，玉真公主与王维、李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传说王维在公元720年参加科考，但未能考中。第二年，他通过关系结交了岐王，被邀请去参加岐王府的酒会。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他演奏了一曲琵琶曲《郁轮袍》，弹奏得出神入化，让在场的玉真公主称赞不已。

这时，王维才慢悠悠地说，其实我的主业是写诗，于是献出了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读后，惊骇道：“这些诗不是我经常阅读的吗？我还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没想到竟然是你的。”

玉真公主立刻说，那今年的状元就是你的了。旁边有人提醒，公主您已经早内定了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了。玉真公主却说：“不管那么多了，就王维了！”

于是，当年王维就状元及第了。这个故事详细记载于薛用弱撰写的唐代小说集《集异记》和唐人郑还古写的《郁轮袍传》中。

然而，小僮要提醒大家，这些毕竟是小说家言，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比较可靠的正史《王维传》中从未提到玉真公主的名字。而且，据考证，王维中状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朝宰相张九龄的赏识，而非玉真公主。

再者，王维中状元后，被授予的官职是太乐丞（八品官），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然而，仅仅任职几个月，他就因属下伶人舞黄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从九品）。

随后，他混了几年干脆辞职隐居了。这坎坷的官场经历，可不像是有公主撑腰的状况。如果王维真有玉真公主这棵“大树”，他的官场之路怎么会如此不顺呢？更何况，二人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交集就集中在王维中状元这一件事上，之后二人就彼此分飞，再无交集了，这也不太合理。

相比之下，李白与玉真公主的关系，史料记载就详尽得多了。李白年轻时喜欢游侠，并没有把功名看得太重。

直到公元730年，而立之年的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拜访玉真公主，并献上了一首干谒诗《玉真仙人词》：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

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这首诗极尽吹捧之能事，将玉真公主的地位抬得极高，同时又符合她道士的身份，诗风浪漫洒脱，比王维那首“应制”诗要生动活泼得多。

但这次会见的效果似乎不太理想。因为不久后，李白又写了《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这组诗是李白在玉真公主的某个别墅里，苦苦等待玉真公主而不得，于是写给介绍人张洎（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的。

诗中，李白将张垍比作当年的孟尝君，自比冯谖，希望能得到张垍的援引。全诗抒发了诗人穷困的处境与苦闷的心情，风格沉郁，与李白一贯的豪放诗风大相径庭。

其中的第一首诗写道：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

可见，李白最初与玉真公主的接触，并未达到他理想的效果。

不过，这些努力还是有影响的。多年后，李白又通过道士吴筠的关系，再次攀上了玉真公主。再加上有前辈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的助力，李白终于得以供奉翰林，陪伴在唐玄宗身边。但奇怪的是，李白此后没有只言片语答谢过玉真公主。两年后，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也未见二人有过任何互动，二人的关系就此别过。

理清了李白、王维和玉真公主三人之间的交际关系之后，小僮觉得，将李白与王维“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因归结为“情敌”之争，玉真公主是“罪魁祸首”，这很可能是后世好事者为了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而编造的绯闻。这样的绯闻虽然符合大众的口味，于是口耳相传，慢慢就成了“事实”，但它缺乏历史的真实性。

那么，李白与王维这种“不和谐”的现象，只能从他们自身去寻找原因了。小僮认为，这其中最核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出身背景、人生经历和性格特质，这使得他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阶层”，共同语言太少了。

王维出身于太原王氏，这是唐代著名的五大姓七望族之一，母亲出自另一望族博陵崔氏。尽管唐代科举制已削弱了门阀的影响，但士族仍然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和人脉资源。王维的父亲曾任汾州司马（中层官员），王维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擅长诗书画乐，可谓全面发展。

他从小就与崔氏订婚，属于典型的顶级门阀联姻。而且，王维一生就娶了这一个妻子，妻子去世后，他“妻亡后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可见其为人清高而专情，不近女色。

他走的是唐代士族文人的传统路径——“学而优则仕”，按照祖辈的规定，好好读书，然后21岁便状元及第，早早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巅峰。王维成长于大都市，接触的都是精英阶层，王侯将相、名师清流。他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受母亲影响而兼修佛学，艺术修养全面，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为人典雅内敛，淡然自守，孤傲自赏。

李白则代表了寒门天才突围困境的历程。李白出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后随父亲李客迁往四川的清廉乡。为了不被本地人欺负，他甚至冒用了国姓“李”，自称是“陇西李氏”后裔，但其中吹嘘的成分居多。

他的父亲李客据说是西域富商（或涉及走私），而在唐代，商人的地位低下，属于“贱民”阶层，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李白自小接受的是一种“放养型”教育，除了勤奋读书，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少任侠，手刃数人”。

他创造了“青梅竹马”这个词，但他的婚姻里却没有这样的纯粹感情，他的四段婚姻基本都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结合，充满了势利色彩，流连青楼酒馆更是家常便饭。

李白二十岁左右还在当“古惑仔”，“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直到二十四岁，他才“仗剑去国”，走出四川，但那时他并不知道何去何从。李白的成长环境较为自由，他广泛接触道教与西域文化，除了儒家经典，他还兼修剑术、纵横术，为人豪放飘逸，恣意张扬，自信狂傲。他游走于江湖，结交的都是贩夫走卒、游侠方士，又通过干谒、隐逸来制造声望，想尽一切办法要进入体制内，却屡屡受挫。

简单来说，王维就像当代一个北京的“红三代”，家境优裕，学习优异，自小读名校，保送清华，毕业后进入体制，与人聊天提到国家领导人都不带姓的。

而李白则像一个偏远农村的留守儿童，野性自由成长，天赋异禀，却因为家庭原因考不了公务员，只能混迹江湖，期待有一天遇到伯乐，鲤鱼跳龙门，实现人生逆袭。这样的两个人，从根本上就不在一个阶层，共同语言自然是太少了。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文人相轻。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只猛兽的旁边是不会有同样强大的猛兽的。一个强大的文人身边，也可能无法容纳同样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李杜”同样伟大，所以他们的关系就一定很好，其实杜甫认识李白时，他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是李白的小迷弟。而王维和李白则不同，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物。

王维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大家，年少成名，才华外露，他的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融音乐，通禅理，怎么看都觉得自己的诗意蕴深远，空灵隽永。他可能会觉得李白那种嚣张喧闹的诗歌，不过是天赋使然，缺乏深沉的底蕴。

而李白则代表了盛唐诗歌的巅峰成就，他天赋异禀，诗歌想象奇绝，豪放飘逸，气势磅礴，充满了强烈的自我表现与个性张扬，浪漫主义色彩浓厚。他可能也实在瞧不起王维那种小家碧玉般的田园小调。

王维的世界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而李白的世界则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一流的文人，很容易吸引二流三流的追随者；但两个同样强大的强者，却很难在彼此间产生吸引力。“英雄相惜”很多时候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更多的历史现实是“二桃杀三士”。

李白太自信，王维太自重。两个同样分量但风格迥异的人物，在彼此间很难产生共鸣。小僮推测，或许他们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为了各自的面子，他们的朋友圈普遍选择了沉默，甚至有意识地“二者选一”——有李白的场合绝不邀请王维，有王维的聚会也绝不会请李白。

多年以后，安史之乱爆发，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并被授以伪官。叛乱平定后，尽管保住了性命，但早已心灰意冷，再也不关心世事，却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尚书右丞。而李白则隐居庐山，却“壮心未已”，被永王李璘请出。

李璘起兵后很快败亡，李白莫名其妙成了“造反派”，被流放夜郎。此后，二人的人生再无交集，缘分至此，他们各自安好，从此山水不相逢，各自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您觉得，这种因为出身、性格和“文人相轻”而导致彼此陌路的说法，是不是比那些捕风捉影的绯闻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