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风雨岁月中，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走到了人生的转折口，他们中有人选择坚决抵抗，有人则在战局崩溃时起义投诚，顺势归队。但有一位国军兵团副司令，明明带着十万人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非但没有获得新生，还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这位副司令名叫何文鼎，陕西周至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算得上是黄埔系统中的“老资格”。

早年间，何文鼎在孙中山领导下参加东征陈炯明的战斗，后来又投身北伐战争。北伐胜利后，他被分派到晋绥军中任职，进入了阎锡山麾下。阎锡山虽是北方一霸，但对蒋介石并不完全服从。1930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何文鼎果断选择脱离阎系，自行南下，投奔蒋介石，并主动将阎锡山的兵力部署、物资状况一一汇报给南京。

何文鼎的这番“投诚”赢得了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蒋当面称他“识大体、明大义”，将他收入中央军系统，并安排了重要职务，从此他的仕途走上快车道。

1933年初，何文鼎时任中央军旅长，被命令参与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

他率部深入江西吉安一带，行军至乌江圩时，遭到红军的伏击。由于对地形不熟，侦查疏漏，全旅兵力陷入重围，最终被全歼。何文鼎本人也被俘。

不过他反应迅速，在俘虏队伍中脱下军装、换上伙夫衣物，混迹其中。红军识破不了他的身份，反而给他发了几个铜板作为“路费”，将其放行。

返回南京后，何文鼎谎称自己“突围成功”，还详细描述了“英勇杀敌”的过程。蒋介石对这番“奇迹逃脱”的陈述深信不疑，不仅未予追究，还对他的勇敢表示赞赏。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文鼎先后在潼关、五原等地参与作战。在五原战役中，他指挥得当，成功阻击日军西进，获得第67军军长职位。

1944年，他又被派往绥远一带，围剿依附日本的蒙旗德王部队。作战期间多次击退日伪军袭扰，表现积极。蒋介石在重庆亲自接见他，对其“抗战忠勇”大加称赞，还在军事委员会为他安排更高层级的参谋工作。

何文鼎此时的政治地位趋于稳固，军中也有一定声望，但其与胡宗南、杜聿明等嫡系将领相比，仍属“次要”角色。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胡宗南奉命进攻陕甘宁边区，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随着国军攻陷延安，何文鼎被任命为延安警备司令，负责驻守与治安工作。

在此期间，他执行了多项“清剿残余”“清查地下党”的命令，对地方百姓强行征粮、逮捕民众，并大量张贴、传播抹黑八路军和中共的宣传资料。

据当时群众回忆，延安街头贴满了反动标语，不少与八路军有过来往的百姓遭受监禁甚至酷刑。这一系列做法虽令南京满意，却在民间留下极坏的影响。

随着战局转变，陕北逐渐失守。何文鼎率部一路南撤，逃入四川广元，试图重整兵力。

1949年10月，蒋介石命令在四川重建第七兵团，名义上有十万人，实则多为逃兵、壮丁和未经过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极其有限。

兵团司令裴昌会虽挂帅出征，但并非蒋系嫡系，而是“杂牌军”出身。蒋介石对其能力始终心存疑虑，于是安排何文鼎出任副司令，暗中掌握实权。

裴、何二人各怀心思，兵团内部士气低迷，士卒多有逃亡之心。随着重庆即将解放，第七兵团已陷入无路可退之境。

1949年12月25日，成都尚未解放，何文鼎与裴昌会经过多次密谈后，达成共识：弃暗投明，以起义换取保全。

当天，两人通电全国，宣布率领第七兵团在四川德阳起义，归顺人民解放军。

此事震动全国，新华社迅速发布通告。解放军西南军区对第七兵团起义人员安排妥善接管，大多数官兵被改编或遣返回乡。

起义本是一件顺应历史潮流的好事，而历史上像陈明仁、董其武等将领起义后，都获得了新中国的信任和重用。但何文鼎的命运，却完全不同。

表面上看，何文鼎与其他起义将领并无二致，甚至起义规模更大。但起义后不久，他便被秘密押往北京，关押在功德林。

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他曾担任延安警备司令，严重破坏中共根据地群众关系，恶行甚多，群众反映强烈。

其二，起义前后他数次犹豫不决，多次与旧部秘密通信，曾一度表示“待观察局势再定去向”，这引起了新政权的警惕。

其三，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他有多项贪污、殴打士兵等不良记录，并未如实上报，影响极坏。

因此，虽然名义上属于起义将领，但他并未享受起义人员政策，而是作为“有严重问题”的战犯羁押审查。

他在功德林监狱中度过了十余年，直到1961年被特赦释放。

1968年，何文鼎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