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夜晚，注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

当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对东北军北大营的攻击时，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事件就此拉开帷幕。

在这场事件中，“张学良为何不抵抗”成为了萦绕在无数人心中的核心疑问，其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与利益纠葛。

九一八事变：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闹剧

1931年9月18日晚间10点20分，盘踞在辽东半岛多年的关东军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派出约250人的中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这一行为看似是铁路设施的意外损毁，实则是关东军为发动侵略战争精心炮制的借口。

作为日俄战争后成立的满铁守备队演变而来的部队，关东军一直以保护南满铁路为职责，铁路被破坏无疑为他们挑起事端提供了绝佳理由。

炸毁铁路后，关东军迅速兵分两路：一队负责在现场拍照存证，为后续的舆论造势做准备，试图将破坏铁路的罪名嫁祸给中国军队；另一队则直接向北大营发起进攻。

消息传至关东军司令部后，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立即下令向奉军开火，正式拉开了侵略的序幕。当时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总兵力约1万人，面对仅有200多名日军的进攻，却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这是因为此前张学良曾下达训令，要求“我军与日军相处需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均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在这一指令下，第7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奉命撤退，仅有王铁汉团长的620团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毅然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尽管620团官兵奋勇抵抗，与日军僵持数小时，但由于己方援兵迟迟不到，而日军援军却不断抵达，最终在凌晨3点左右突围撤走。到了天亮时分，数百名关东军成功占领北大营；当日结束时，沈阳也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关东军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在发动对北大营和沈阳的攻击同时，还对南满铁路沿线18座城镇同时发起进攻，企图一举吞并整个东北。而各地的东北军由于都收到不抵抗指令，使得日军的侵略行动几乎没有遭遇实质性的抵抗，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短短72小时内，辽宁、吉林两省相继沦陷，东北大半河山插上了日本军旗。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虽宣布了三项外交原则，但日本方面对此不予理会，侵略步伐并未停止。

“不抵抗”指令溯源：真相究竟为何？

多年来，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即蒋介石通过“铣电”要求张学良不抵抗，这一说法被称为“铣电说”。民国时期电报以韵目代日，初六称“鱼电”，十六日称“铣电”。

据说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发出铣电致张学良，大意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还要求张学良“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一说法最早源自张学良机要室主任洪钫1960年撰写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一文，此后被众多有关张学良的著作引用，如《张学良世纪传奇》《张学良研究续集》等，使得“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元凶”的结论广为流传。

然而，深入探究这一说法，却发现存在诸多疑点。

从档案资料来看，历来研究蒋介石的重要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完整整理了1923 - 1971年之间与蒋介石有关的各类档案、文献等，共计444册，资料十分丰富，但其中并未收录所谓的“铣电”。

同时，学者对照超过1000页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同样没有找到这份关键电报。

若“铣电”真实存在，且如洪钫所说曾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那么至少应有超过10份以上的公文档案以附件形式被转送，理应分别保存在各地机关档案室，且由于事关重大，必然会被慎重保存，但几十年来却从未出现过任何相关原件。

在1931年8月18日至9月18日期间，张学良档案中收录的19封电报，涉及日军演习、中村事件、南方长江流域水患赈灾、和平救国与保护日韩侨民等诸多内容，唯独没有“铣电”，且此后各军事长官间的电文往来，也无人提及“铣电”相关内容。

此外，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也存在矛盾之处。1951年7月，张学良的心腹、后来成为汉奸的辽宁省政府主席张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口供中，只是提到向张学良报告并请示应对方策后，奉命采取不抵抗主义，并未提及蒋介石的事前指示。

而张学良本人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曾三次谈到此事，说法始终一致，明确表示“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

1990年12月9日，他在回答日本广播公司记者提问时如此表述；1991年5月28日，在纽约曼哈顿，面对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关于是否有相关手谕的提问，张学良也明确回答是自己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在口述自传时，张学良也强调“这个事我根本没请示政府” 。

由此可见，“铣电说”缺乏足够的档案支撑，很可能是以讹传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京政府完全没有责任。

张学良在口述自传时曾提到，政府的回复都是“妥善办理相机处置”之类的套话，从未有过直接明确的答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南京政府对东北局势的暧昧态度，也让张学良在面对日军挑衅时处于更加艰难的决策境地。

历史的伏笔：中东路事件的惨痛教训

要深入理解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决策，就不得不提及此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是沙俄帝国修建的一条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最终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其向南延伸至旅顺的支线，构成了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命脉。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长春以南路段，改称南满铁路，并据此成立了关东军；长春以北路段理论上由中俄共管，但实际上长期被苏俄控制。

苏俄诞生后，列宁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将中东路归还中华民国，但由于北洋政府不承认苏俄，此事一直悬而未决。此后两国政府频繁更迭，中东路的出资方式和归属问题也多次被讨论。

1924年9月，苏俄与张作霖签订《奉俄协定》，约定中东路无涉中国主权问题，苏俄政府允诺中国赎回该铁路，若60年内未赎回，则无条件归还中国。然而，这一承诺背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派激烈斗争时期，苏俄为避免节外生枝，在对外态度上较为软化。

但随着局势稳定，苏俄开始支持冯玉祥与奉系作战，并以拖欠铁路贷款为由，禁止奉军使用中东路，变相介入中国内战，中东路始终牢牢掌握在苏俄手中。

1928年，张学良接班后，东北易帜，全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受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的“革命外交”运动（旨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影响，张学良也萌生了“革命外交”的想法。

在他看来，东北面临的两大外部威胁是日本和苏俄，他将二者称为“红白帝国主义”。经过分析，张学良判断1929年是击溃苏俄的最佳时机。

当时苏俄正在实行农村集体化，国内出现严重饥荒，张学良的白俄友人向他进言，称“天下苦秦久矣，若将军亲率辽吉之众，出于尔宾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成如是，则霸业可成，民国可兴矣”，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

当然，对苏开战并非张学良一人能够决定。1929年3月起，张学良开始逐步收回中东路相关权益，几次强硬交涉后，苏俄都选择了退让，这让他信心大增。

5月27日，冲突升级，张学良派军警突袭搜查苏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39人，并搜出大批文件，这一举动几乎等同于绝交。苏俄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张学良询问东北方面有无抵抗实力，张学良以全面征兵、北上防苏的行动做出回应。

7月7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会面，蒋介石坚定表示“不惜以武力夺回中东铁路，若是发生战争，中央一定做你的坚强后盾。十万大军，百万军款，那都不成问题”，这给张学良打了一剂强心针。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张学良陷入了绝境。从1929年7月底到11月底，东北军与苏军发生大小战斗数十次。东北军出动10多万兵力，苏俄出动约8万兵力。

在东线，三江口、同江、富锦三战中，东北军松花江舰队全军覆没，海军力量损失殆尽；在西线，扎赖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三战，东北军伤亡超过万人，被俘8000多人，几乎是屡战屡败。而苏俄方面公开的损失数据则是战死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双方胜负一目了然。

在这场战争中，南京政府的表现让张学良大失所望。除了7月20日蒋介石发表的一纸鼓励电文，以及战后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外，南京方面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也未兑现“十万大军，百万军款”的承诺。

经此一役，张学良不仅在军事上遭受重创，对国民政府的信任也几乎消耗殆尽。这一惨痛教训，使得张学良在面对后来的九一八事变时，对依靠南京政府支援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也为他的不抵抗决策埋下了重要伏笔。

内忧外患下的艰难抉择：九一八前夕的局势困境

除了中东路事件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复杂的国内局势，也是导致张学良做出不抵抗决策的重要因素。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虽然取得胜利，但并未完全掌控全国局势，国内依旧是军阀割据、内忧外患的局面。

在南方，李宗仁、陈济棠割据两广，随时可能对蒋介石的统治发起挑战；江西部分地区被红军占据，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西南各省如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大小军阀林立，处于半自治状态，南京国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十分有限。

在北方，局势同样错综复杂，最大的势力山头当属张学良，他掌控着东北四省；冯系势力中，韩复榘拥兵7万占据山东，杨虎城7万人马控制陕西，宋哲元4万人驻守察哈尔；

阎锡山麾下傅作义5万人驻军绥远，商震5万人掌管山西；河北省则被多方势力分割，张学良指挥的于学忠与王树常各带5万人马进驻北部，冯系的石友三也有7万人马盘踞于此。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局面。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蒋介石与张学良结盟，东北军10万精锐驻扎河北，中央军8万驻守河南，以此来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勉强稳住南京国府的统治局面。然而，这样的部署却大大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30万东北军中有三分之一被调离关外。

更糟糕的是，内部叛乱接踵而至。石友三素有“倒戈将军”之称，毫无底线可言，因军费问题，在1931年6月，他在关东军和广州国民党的支持下，联系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等人密谋攻打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应对此次叛乱，张学良不得不再次抽调8万人入关平叛，这使得留在东北的兵力仅剩10万出头。

此时东北的兵力部署情况不容乐观。辽宁仅有三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其中只有王以哲的第7旅是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其他部队多为士官派，忠诚度和指挥调度存在很大问题；

吉林有4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但从张作霖时代起，吉林部队就处于半独立状态，张学良难以有效指挥；

黑龙江的情况更为糟糕，正规军都被省主席万福麟带进关内协助张学良镇压石友三兵变，剩下的两个骑兵旅和三个步兵旅都是由土匪招安而来，忠诚度极低。

1931年8月，张学良好不容易击溃石友三，但关东军又迅速采取行动，土肥原贤二用日本军机将阎锡山送回山西。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担心阎锡山生变，要求张学良将18万东北军留在关内继续监视阎锡山。

而就在九一八事变前17天，广东国民党也突然发难，陈济棠、李宗仁率军攻打湖南衡阳，蒋介石不得不抽调部队南下平叛。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几乎得不到关内的任何支援。

此外，1931年夏秋之际，长江流域遭遇严重暴雨，洪水泛滥成灾，湖北受灾最为严重。据武汉警备司令部档案记载，湖北有54个县受灾，灾民多达1400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

南京国府救灾经费严重不足，起初仅拨出17万，后追加到47万，但仍远远不够，无奈之下只好公开向全球华人求助，最终筹集到250万银元和7万两白银。令人讽刺的是，其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竟然来自日本天皇裕仁，他捐出了10万日元。

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让张学良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很难准确判断关东军的真实意图和侵略规模。

如果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局部冲突或日军的挑衅行为，从避免事态扩大、保存实力的角度出发，选择不抵抗或许是他认为较为稳妥的做法。但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的野心如此之大，目标是吞并整个东北。

等到南京方面和张学良反应过来，认清关东军的真实企图时，东三省已经大半沦陷，局势早已无法挽回。此时若要与日本全面开战，以当时中国内部四分五裂、军事经济实力薄弱的状况，获胜的希望十分渺茫。

结语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决策，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简单的个人失误或卖国行为。

中东路事件的惨痛教训，让他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失去信心；国内军阀割据混战、兵力分散、军队忠诚度不足的局面，使东北在面对外敌时防御力量薄弱；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内忧外患的局势，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应对外部侵略的能力。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张学良在事变初期做出不抵抗决策，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其中也有着诸多无奈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