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关于新版中学语文教材删掉节选自《史记》的《陈涉世家》一事，引发了社会热议。几代人可能都是从《陈涉世家》，知道了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知道了“苟富贵，勿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词句。

司马迁是写《史记》的时候将揭开亡秦序幕的陈涉纳入“世家”体系，可见其对陈涉其人其事历史地位的承认。那么，何谓“世家”呢？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世家》中说：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从刘知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世家”标准应该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也就是建国称王，而且能世代传承的诸侯。从后面的文字，不难看出，刘知几是不同意司马迁将陈胜纳入“世家”范畴之内，因为他“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但是，毕竟《史记》体例篇目皆是司马迁自创，其标准也只有司马迁自己能解释了。

司马迁在解释为何将陈胜纳入“世家”范畴的时候，曾经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可见，司马迁看重的是陈涉在亡秦事业中的首义之功。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

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陈胜起义有着充分的道义合法性，是天道的的体现。在他是《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

司马迁将陈涉起义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可见对于陈涉首义之功的推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说桀纣和周朝，都是“失其道”，而秦朝则仅仅是“失其政”。这又是为何呢？所谓的“道”应当指的是治理秩序、机制这些宏观层面的东西，而“政”应当是具体的治国政策、手段。在汉承秦制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汉朝人是司马迁其实对于秦制并无太多不适，他所批判的仅仅是“仁义不施”的具体的秦朝执政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暴政”。

或许司马迁认为秦制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又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罚，岂不谬乎！”可能司马迁忽略了一点，秦制能够继续运转的重要条件就是对社会财富的绝对控制，而这种绝对控制就要依赖于暴政！

尽管如此，司马迁仍然认为陈涉起义，反抗秦王朝的暴政有着充分的政治合法性，与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司马迁的看法在西汉初年并不鲜见，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陈涉“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是因为秦王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

司马迁对于陈涉地位的肯定，不仅在于其反抗暴政的合法性，更在于陈涉与汉王朝的建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汉高祖刘邦其实最初也可以算作陈涉的部下，是其所置遣的亡秦的侯王将相之一。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从这句有着充分线性时间感的叙述看，如果没有陈涉的“初作难”，就不会有后面项羽的“虐戾灭秦”，也就没有刘邦的“卒践帝祚”。

事实上，刘邦对于陈涉的历史地位也是肯定的，在称帝之后，追封陈涉为“隐王”，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

班固的《汉书》将《陈涉世家》改为了《陈胜传》，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书》就对陈涉贬抑了。《汉书》是从整体上取消了“世家”这个体例，将其全部纳入“列传”。在《汉书》中将陈胜和项羽二人合为一传，并且将此传放在“列传”的第一位，排在汉朝各诸侯王之前，甚至远远排在汉朝开国元勋萧何之前，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陈胜的“首义”之功。

后世官方学界在对于陈涉的评价上，也与对历史上一般的民众起义不同，在全部“二十四史”中，但凡涉及到对于陈胜评价的文字，几乎没有出现过严词诋斥的内容，但是在一些士大夫私家著述中，偶尔倒是有一些痛斥陈胜为“盗贼”的内容，不过也是比较少见的。

宋人苏洵有一篇《远虑》，里面甚至把陈胜、吴广抬到汤、武的地位，“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入《宋史》，这似乎可以看出官方对于陈胜吴广起义的态度。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秦楚之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生民之苦是前所未有的，陈胜起义正是百姓对于暴政的回应，正所谓“伐无道，诛暴秦”。

陈涉的历史地位并不在于什么农民起义，而在于民众对于暴政的反抗权力！秦崩楚亡汉兴，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而其原因并不在于闾巷，恰在于庙堂的“仁义不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