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理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对人类社会演化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于1998年出版，在美国的销售量高达一百万册，荣获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枪炮、病菌和钢铁》出版后，戴蒙德又完成了一部关于生态灭绝的著作《崩溃》，研究为什么有些人类集团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失误。

我们是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生物，“人类是万物之灵”之类的说法更强化了我们的自负。因此，很难想象理性与感情并存的人类竟会犯下导致自己毁灭的决策失误。《复杂社会的解体》一书的作者坦特（Joseph Tainter）就认为，古代社会不可能由于环境管理失误而崩溃。面对生存资源日益恶化的局面，集团决策者完全有能力提前采取措施，避免灭顶之灾涂炭生灵。然而戴蒙德在广泛考察了人类文明史之后告诉我们，许多社会集团恰恰没有这么做。

戴蒙德首先指出群体决策失误和个体决策失误的不同之处。一般来说，群体决策失误的情况比个体复杂得多。由于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在没有个体决策失误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群体决策失误。熟悉“囚徒困境”这类博奕论模型的读者应当对此早有体会。为了简化认识，戴蒙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包含四个环节的群体决策失误路线图（Roadmap）：首先，在危机发生以前，群体可能没有预计到；危机发生时，群体可能毫无察觉；即使察觉到了，群体也可能没能采取行动；最后，即使行动了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下面让我们一一考察这四种情况。

好几种因素导致人们不能对危机进行预警。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故就是原因之一，灾难过后人们往往会抱怨“谁想得到会那样？”在气候干燥的美国西部山区，倒下的树木通常不易腐烂，积聚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引发森林火灾。与此相反，欧洲和美国东部空气湿润，森林火灾也少许多。可以想见，当年开发西部的美国移民们面对原先没有见过的森林火灾，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扑灭它。事实上他们在一个世纪内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尽管频繁发生的小型火灾都被控制住了，保留下来的木材却为未来大规模的火患提供了燃料。森林大火一旦发生就非人力所能解救，将会导致毁灭性的损失。因此，处理森林火灾的最佳方法就是让它们自生自灭，等到每一小片的野火烧尽之后大火也就没有什么燃料可烧了。美国林业管理当局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眼看着值钱的木材自焚是一件多么违反直觉的事。

记性很差的社会也会在危机面前栽跟头，它们虽然经历过灾难，但却忘得一干二净。没有文字的文明是很难靠口耳相传保持长久记录的，有文字的文明也常常疏忽大意。公元592年，古代低地玛雅社会度过了一次可怕的旱灾。如果他们当时吸取教训，将对付旱灾的经验提供给后人，或许他们的子孙就可以躲过208年后到来又一次大旱。然而玛雅王国的文字服务于帝王的功劳薄而非难民的灾荒史。当灾难降临时，整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人还记得上次的应对措施。

玛雅文字

错误类比也会导致人类未能预见危机。人们往往将不熟悉的环境与以往生活过的环境相比较。如果新旧环境类同，他们如法炮制就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如果两者仅仅表面相似，那可牛头不对马嘴了。古挪威的维京人居住在冰川运动形成的粘土上，这些粘土一般较重，即使剥离了附着其上的植被，大风也吹不走它们。公元871年一些维京人移居到了冰岛，为了放牧他们将森林伐倒。不幸的是，这里的土壤是由空气流动带来的火山灰累积而成，植被一旦遭到破坏，这些轻飘飘的土壤又会被风卷走。不过几代人的功夫，冰岛上的一半土壤遭到侵蚀，当地牧业也无以为继。

即使人们有所警觉，危机发生时也可能觉察不到。对此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人类使用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比如，肉眼观察不到构成肥沃土壤的养分，只是在最近一二百年人们才学会利用化学分析检测。

第二个原因比较常见。危机并非绅士，它不会礼貌地敲敲门，说声“先生，我来了”。它们常常不声不响，忽左忽右，上下起伏，徐图缓进。全球变暖是这一因素的最好例证。根据最近几十年的数据，全球温度正以年均0.17摄氏度的速度上升。但这只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每年一定时刻的温度在无规律地上下波动着。今年升三度，明年升两度，后年降四度，第四年升一度，如此往复，让人捉摸不定。研究人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在充满噪音干扰的杂乱信号中认识到逐渐变暖的趋势。

第三个未能察觉危机的常见原因是远距离管理造成的，这是任何大型社会中的潜在问题。比如，今天美国蒙大拿州最大的伐木公司的总部并不在该州，而座落于美国东北的西雅图市。由于不在现场，公司领导可能想象不到他们的林场存在着严重的莠草问题。

现在，假使我们已经预感到危机，并且也觉察到它已经来临，但可怕的是，我们可能会毫无作为，任由其发展。这也是群体决策失误中最为普遍和惊人的。还记得前边说过的个体决策失误和群体决策失误的差别吗？有些对危机无所作为的态度应当归因于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行为”。大量的逐利行动对个体有益却对整体有害，尽管这在道德上是不义的。作恶者采取这种个体理性的行动常常会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人数虽少却相当集中，而且被巨额、直接、确定的利益所吸引。受损者人数虽多却相当分散，况且抵抗行动只能维护可怜的、间接的和不确定的好处。

环保法没有实施之前，有些矿业公司总是将铜、砷等有毒废料倒入附近的河流湖泊中。当美国一些州通过法案禁止这种行为，狡猾的矿业公司在提炼矿藏后就宣布破产了。几十亿美元的治污费用全部摊在了州和联邦财政头上。矿业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负担转嫁给社会。这就是得利的一小撮和受损的大多数之间的博弈困境。

当事人若不具有长期利益也会理智地置潜在危机于不顾。全球几家大型国际伐木公司经营着砍伐热带雨林的业务。他们租借雨林所在国的土地，一旦付出租金就竭泽而渔地砍光当地的林业资源，然后转战他国。马来半岛上的大部分原始森林率先遭此厄运，接着是婆罗洲、所罗门群岛和苏门答腊，接着遭殃的是菲律宾，之后轮到新几内亚、亚马逊河和刚果盆地。伐木公司造成的环境恶果将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承担的，他们现在却不能投票或是示威。

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谜一直是政治学上的难题。作为决策者的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的利益分歧也会导致危机面前无所作为。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精英们总是倾向于做些对自己集团有利却伤害百姓的事情，前提是他们自己可以不承担决策失误的代价。如今美国的富人们住在看守森严的豪宅社区，喝着卫生的罐装纯净水，那些贫民窟地区发生的暴力犯罪与水源污染都和他们绝缘了。很难想象这些有钱人为什么还要为隔绝在外的穷人们操心。

一个有趣的反例发生在荷兰。当精英利益和公众利益捆在一根绳上，决策者们会制定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措施。在西方国家中，荷兰国民参与环保组织的比率最高。戴蒙德曾向他的荷兰朋友询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荷兰学者告诉他这该归功于有名的围海大堤。荷兰人通过围海造田的办法将原先潮湿的低地排干，使该国有一大片居民区位于海平面22英尺以下。一旦大堤崩溃，堤内的百姓就会面临洪水滔天的危险。当局之所以肯花费几十亿美元建造和加固堤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荷兰的富人和穷人都住在低地内，而不是富人住高地穷人住低地。该国的决策者明白自己和国民风雨同舟，不可能免于堤坝破坏的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必须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使全体国民受益。

荷兰围海大堤

对危机的无所作为不仅缘于利益分歧的理性行为，某些非理性行为也害人不浅，而且所有社会成员都不能幸免。很多文明被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念左右，那些深深植根于人们脑海中的信条让我们困守在恶劣的状态下走向死亡。你也许在电视上见过复活节岛上那些硕大的石雕像，就是这些石像决定了岛上波利尼西亚部落的灭亡。复活节岛早先被原始森林覆盖，高大的棕榈树遍布全岛。波利尼西亚土著人移居此地后大量砍伐棕榈树，这些树是制造独木舟和木柴的原料，它们也被用来运输和树立石像。石像是部落宗教的重要图腾，是全岛人的精神寄托。可是终于有一天这些棕榈树都给砍光了，这意味着再也没有木材可以用来建造船只，树立雕像，保持水土。于是这个岛屿社会崩溃了，在随之而来的同类相残中，九成的居民惨遭屠杀。

即使同一个人面临短期和长期动机的差异，他也可能对未来的危机无动于衷。全球数十亿人目前处于绝望的贫困中，他们顾不上考虑明天的生存资料来源。赤道地区的一些渔民用炸药和氰化物杀死和捕捉鱼群，他们明确知道此举对未来渔业的灾难性后果，但眼下孩子们的衣食还靠这解决呢。政府也常常屈就于解决迫在眉睫的事务，无力顾及长远战略。戴德蒙教授的一位朋友与美国联邦政府官员过丛甚密。他告诉教授，在2000年大选以后，他发现布什政府高官们只会谈论所谓的“90天焦点”，即在三个月内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问题。经济学家对这种短期行为解释说，人们偏爱眼前好处，愿意将未来利益的“贴现”。

觉察危机后仍无所作为的最后一项因素被称为“心理否认”（psychological denial）。这是一个心理学中的术语，现在已经进入了流行话语。考虑一下你的亲人和朋友的可能到来的死亡，“噢，别提它了”，因为这常常会给你带来恐惧、焦虑和不安的心情。尽管某种预感提醒人们未来可能遇到的严重危机，但这可能在潜意识里带给人剧烈的精神痛苦，因此我们的内心会抑制或者否认这种预感。

心理学家为此做过一个饶有趣味的调查。他们访问了一个大坝下游地区的居民，这些人都面临着大坝决口冲毁家园的危险。按常理，离大坝越远的人对此担心越少，反之越近就越多。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令心理学家惊奇的是，紧靠大坝居住的那些居民反而最不担心大坝决口。这就是心理否认效应，直接面对危险的人只有依靠这种心理状态才能免除恐惧造成的精神威胁，保持神智清醒。

心理否认也适用于群体。二战期间，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愈演愈烈，许多犹太人却否认正在遭遇的族群重创，因为承认这一点意味着不堪忍受的恐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民族在面对明显的灾难迹象时还无动于衷。

最后，我们终于开始行动了，但试图解决问题却没有成功。这个环节的决策失误存在许多的显而易见的解释。有时候是因为现实太复杂了，任务太艰巨了，非人力所能及也。比如，清除某些莠草一直是农业耕作中的技术难题，这些草根深达20英尺，专门的除草剂又所费不赀。

有时候是因为人们努力太少，行动太迟。由于没有天敌，野狐在澳洲大陆猖獗了一个世纪，但它们从未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出现过，因为狐狸不可能泅水渡过宽阔的海峡。不幸的是，本世纪初一帮人带着32只狐狸入境，这些狐狸对岛上的羊羔和鸡仔构成了直接威胁。2002年3月，认识到生态危机的环保主义者请求当地政府将狐狸尽快赶尽杀绝，否则等到6月狐狸的繁殖期来临麻烦就大了。一旦狐狸产仔，分散生活，128只可比32只难抓多了。塔斯马尼亚政府辩论来辩论去，直到6月才拨款100万美元剿杀狐狸，但为时已晚。政府官员的决策滞后使他们面对一个耗资更大的“搜狐”行动。

我根据戴蒙德教授的路线图制作了下边这张失误检查表，读者可以根据这张表考虑一下你所在社区、公司或城市所面临的危机。希望百年后的地球人回顾我们的生存年代时，不要像我们笑话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笑话他们祖辈的盲目。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03年第5期。我可能是最早在国内介绍《崩溃》一书的作者——该书英文版还未上市之前，我就根据戴蒙德的一篇演讲写下此文，并制作了最后那张检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