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逄先知，曾经是田家英身边的秘书。对于田家英的很多生平，逄先知是十分的了解。

这篇文章，我就和你聊聊田家英参与起草我国首部宪法的那些往事，这篇文章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逄先知所著的《怀人说史》。

五四宪法的诞生

1953年12月24号，这一天，伟人带着小组的所有成员去到杭州，这个小组是专门负责宪法的起草，田家英当时也是小组成员之一。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笔杆子也在小组里面，也就是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个小组是在伟人亲自领导下工作的。

这个阶段，还只是前期的筹备阶段，真正开始开展工作是在1954年1月9号，一直持续到3月9号才结束了起草工作。在这段时间，还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其中有董必武、彭真等人，同时还聘请了两个法律顾问：周鲠生、钱端升；两个语文顾问：叶圣陶、吕叔湘

这是制定宪法工作的一个细节环节，这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在最初的草案出来之后，还进行了三次大讨论，每次讨论都对其中的细节做出了大量的修改。

经过这三次讨论修改之后，这才形成了最初定型的宪法草案。

1954年3月23号，宪法草案的初稿正式提交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行正式的会议讨论。

在起草委员会进行多轮讨论修改的同时，还在北京和地方各大城市之间，组织了不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总计8000多人参与这项工作的讨论。

在此期间，伟人由始至终一直都参与和领导，他对我国首部宪法的诞生是十分关注和重视的，因为这是建设法制国家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上下五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因此，对于这部宪法涉及的很多内容，哪怕细节到一些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都是不允许忽略的问题。

当时，还有人建议，以伟人的名字来命名这部宪法，这个建议直接就被他本人给回拒了。

经过多人多次讨论和修改，1954年9月25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以1917张同意票正式通过了首部宪法。

因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之为“五四宪法”。当然，这部宪法最主要的作用是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我国目前现行的宪法是“八二宪法”，这部宪法也是“五四宪法”的一个延续和继承。

作为伟人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也从头到尾，参与到了首部宪法的起草。

当时，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这三个笔杆子相互合作，也避免不了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摩擦。

在逄先知的记述当中，陈老夫子的工作方式有些“霸气”，也就是“一言堂”，很难容下他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他记得在一场小组会议上，针对陈老夫子的初稿，胡乔木当场提出了一些纰漏之处，要求进行修改。这惹来了陈的不满，他为此还发了脾气。

这种局面出现了几次之后，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后但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会事先同陈打招呼，不会在会议上当众提出来，使得他难堪。

胡乔木和田家英两人的想法比较一致，两人之间的配合也很是默契，这就显得有些孤立了陈老夫子。为此，陈到后来就有了情绪，有些消极和怠工了。因此，在逄先知看来，当时在杭州的起草小组，到后期实际上是胡乔木和田家英在负责实际性的工作，起草小组给出的初稿也主要是出自他二人之手。

除了参与最基本的起草和讨论工作之外，田家英当时还负责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相关的各种材料档案，提供给伟人和小组参考。

1954年3月17号，起草小组跟着伟人回到了北京，起草工作虽说是完成了，但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就在这档口，胡乔木因为眼疾，不得不去住院治疗。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经过简单治疗很快就会重回工作岗位，哪知道他的眼疾是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很是麻烦，医生说只能是去莫斯科治疗才行。

于是，为了治疗眼疾，胡乔木后续没有在参与宪法的修订工作了。

没了胡乔木的帮衬，田家英的工作量一下就增加了不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基本上是忙得连轴转，没有一丝休息的时间。白天的时候，他要参与北京的讨论，同时还要抽身和地方上进行联络沟通。到了晚上，他得要把当天的讨论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向伟人汇报。

一边汇报，一边又参与具体的修订工作，基本上连着好几天熬夜，一直熬到凌晨才睡个囫囵觉。这种强度的工作，虽说他当时只有32岁，但也因为连续高强度、紧绷着神经的工作，导致吐血。

田家英不是法律出生，对于法律也不是很通晓，因此，他收集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尤其是世界各国的宪法，和世界各国的法学理论书籍。即使是去杭州的时候，他也带了两大箱子的书籍过去。

在他看来，咱们自己要搞一部宪法，就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仅要参考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得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只不过，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作为主要的参考。

逄先知跟随田家英多年，对于田的为人和治学态度，他是十分肯定和赞许的。

他眼中的田家英，是干一行，爱一行，并且会花心思去专研，去研究。就像他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从最初的一个法学门外汉，到后来自己还成了一个法学的理论专家。也是大从那之后，田家英也喜欢上了法学，在他的书房里，还专门腾出一个书架出来，装满了法学相关的各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