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在“皇权不下县”的清朝时期，皇权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仅仅延伸至“县”级行政单位；“县”以下，主要依靠地方乡绅和宗族群体约束。身为“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县”上承皇权，下辖百姓，系皇权统治之根本所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

所以，清朝时期的“知县”是绝对权力最大的一级行政长官。一县之内，“知县”执掌行政、钱粮、刑名、礼教、漕运、田亩等等。一句“靡所不综”就基本确定了“知县”在一县之内类似“土皇帝”的至高地位。

对于“知县”的品级，《清史稿·职官志》有着明确记载：

县知县一人，正七品。

和现今的行政级别相比，“正七品”基本等同于正处级；“知县”，基本类似于现今的县委书记，但具体权势却远远超过现在的县委书记。

对于清朝时期的“知县”数量，《清史稿·职官志》也有着明确记载：

计全国县凡千三百五十有八。

也就是说，清朝鼎盛时期一共有1300多位享受正处级待遇的“知县”。只是，在这些“知县”中，却也有4个较为特殊的所在——大兴县、宛平县、曲阜县、承德县等四个县的“知县”，高配“正六品”，行政级别基本等同于副厅级减。

这四个县的“知县”究竟有何特殊，为何能享受“正六品”高配呢？

大兴、宛平

大兴、宛平两县，位处“天下脚下、首善之区”的京畿地区，其行政区域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大半个北京城。正如雍正皇帝对位处京城之地方行政机关的评价，“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京城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本就担负着更重的政治任务、表率作用，自然要享受更高的行政级别。

一般而言，清朝时期的“知府”为“从四品”品秩，而大兴、宛平所隶属的顺天府则高配享受“正三品”待遇，就是因为其地处京畿、地位显赫。

承德

清天聪八年，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改都城沈阳为“盛京”；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以后，改盛京为“陪都”，即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和首都并称为“两京”。也就是说，清朝时期的“盛京”等同于明朝时期的“南京”，地位绝对显赫。

顺治十三年，清廷于盛京设置“奉天府”，享受省级待遇，下辖五府、四厅、六州、二十六县。其中“承德县”便是二十六县中排位第一位的特殊县级行政单位。

就地位而言，承德县和大兴、宛平两县并无区别；就具体影响来看，在历来看中“龙兴之地”的清廷眼中，承德县的重要性似乎更甚。有鉴于此，承德县自然会高配至“正六品”。

曲阜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皇帝还要面临改朝换代轮流当的风险，但任由皇权传承、朝代更替，位处山东曲阜的“孔氏家族”却是铁打的营盘，永久不变。孔氏一门虽然有着“二十五朝贰臣，七十二代家奴”的负面名声，但因为孔圣人的至高地位，历朝历代的曲阜“知县”均有孔氏后裔世袭。

所以，曲阜“知县”高配享受“正六品”待遇，最容易理解。毕竟，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都需要孔氏一门的支持和拥护（虽然，孔氏后裔根本用不着统治阶层拉拢）。

就此来看，大兴、宛平、承德三县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肩负着相当一部分的政治影响，才会予以较高行政待遇；而曲阜县则完全是因为孔圣人的特殊影响，才会得到统治阶层的特殊对待。

参考文献：《清史稿·职官志》、《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