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区分《王西厢》与化用《王西厢》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将发生在前的《王西厢》称为潜文本，将后世出现的对《王西厢》化用的作品称为元文本。由于这是后世戏曲对前人戏曲化用，所以潜文本与元文本是两个框架的故事，潜文本被元文本化用。

潜文本《王西厢》与化用《王西厢》的元文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形成的“互文性”是剧作家精妙呈现故事的具体体现。

明清戏曲化用《王西厢》的“互文性”解读

一在人物塑造方面

人物是剧情的推动者，演员通过舞台表演，向观众展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观众从剧中人物的动作、语言中了解角色性格，掌握剧情。所以人物在剧情中是至关重要的，丰满的人物形象离不开剧作家的精妙设计。

在化用《王西厢》的戏曲作品中，实际上潜文本与元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形成相互映照和暗示的关系。

1.人物形象的相互映照

通常，潜文本创作产生的时间早于元文本，并且在元文本中化用的多为经典之作。剧作家在创作时，化用往往选择同一类型的题材。通过对潜文本的化用，使得潜文本与元文本之间的人物形象互相映照。潜文本的人物形象使得元文本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透过潜文本人物的表现映射元文本人物形象的刻画，形成映照。

剧作家这样设计，不仅把主持礼仪的青奴彰显得十分机敏，同时也将章斌、碧莲的形象刻画得更加饱满。青奴化用《王西厢》之词，隐晦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氛围，同时章斌与碧莲的形象也不只是前文中一味追求爱情，传书递简的才子佳人，还是渴望春秋一度的天作佳偶。

这样对《王西厢》的化用，使得青奴、碧莲、章斌三人的性格与形象与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红娘、莺莺、张生形成映照。章斌为了追求碧莲，不求功名利禄，甘愿成佣，展现了章斌的自由意志和勇于反抗传统的个性特点。

碧莲有了意中人后，便勇于求爱，不顾封建礼教。青奴也成为鲜活的人物，成为撮合碧莲与章斌的“红娘”。

2.对人物命运的暗示

在化用《王西厢》的戏曲作品中，有一部分为红楼戏，红楼戏的主要情节来源于小说《红楼梦》。《王西厢》故事是发生在红楼戏故事之前的，发生在后的元文本化用了发生在前的潜文本故事。在元文本的设置中，潜文本中的人物对元文本中的人物命运产生了暗示的作用，影响着元文本中人物命运的走向。

红楼戏中宝玉与黛玉将自己比作张生与莺莺，也暗示着宝玉与黛玉二人命运的走向。张生与崔莺莺虽然有美好的爱情结局，但是最终依旧没有打破传统观念，张生是在考取功名的基础上迎娶了莺莺，张生在现实与爱情面前还是做出了妥协，是顺应时代所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莺莺与张生的圆满结局是有条件的。

《王西厢》与红楼戏中的男女主人公实际上都是被封建社会打压的悲惨者。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真挚爱情是存在的，但二人的结局并不圆满。宝玉与黛玉的彼此调侃，也印证了二人是“多愁多病身”与“倾国倾城貌”。

宝玉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银样镴枪头”的说法，实为中看不中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爱情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样的爱情结局是可悲的，与《王西厢》中的人物结局有相似性，张生与莺莺的看似成功但充满妥协的爱情结局，暗示着宝玉与黛玉的人物命运。

二在情节发展方面

1.剧情发展的相互勾连

剧作家在创作时，会关注到戏剧的可看性。要想吸引观众看戏，必须加强戏剧性。对潜文本的化用虽没有使元文本剧情发生很大的转变，但是潜文本与元文本在剧情发展上，有一定的勾连，以此方式加强戏剧性，产生多层次的戏剧效果。

在《王西厢》第一本第四折中，张生在道场初见莺莺就表达了如下感叹。张生表示自己多愁多病，莺莺容貌倾国倾城，这就为张生与莺莺的爱情发展做了铺垫，是二人之后的情感发展的基点。

在化用《王西厢》的元文本中，七部红楼戏中均化用了“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这句话，保留了小说中宝黛二人化用《西厢》曲辞的情节。

《王西厢》中张生所唱的内容，同样催生着张生与莺莺爱情的萌芽。这样对《王西厢》的灵活化用，不仅推进了元文本剧情的发展，还彰显了化用内容在元文本与潜文本中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将剧情发展向前推进一步。

可见，潜文本与元文本在剧情发展方面产生一定的勾连，潜文本中张生对莺莺美貌的感叹与元文本的剧情形成勾连。同时，元文本中化用了潜文本对元文本的剧情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化用的内容在潜文本中同样对剧情产生了推动作用，这样的推动作用因而有了一定的勾连和映射关系。

2、剧情走向的隐喻

剧作家在创作时，先期出现的故事会成为很好的先导，影响着元文本的剧情走向。潜文本的化用促进观众对元文本的理解，观众从化用中能理解剧作家对剧情的设计。剧作家对潜文本的化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元文本的剧情走向。

剧作家对剧情的设置就是“编码”的过程，观众在观看时就是“解码”的过程。通过理解剧情的关节设置，观众得以解开谜题，真正领悟剧作家的用意。

剧情的发展离不开人物的行动，人物的行动主导着剧情的走向。在《桃花扇》中，苏昆生的角色属于“功能性人物”，他和柳敬亭在剧中的行动关系到侯李的爱情故事以及南明兴亡。功能性人物的设定，对剧情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桃花扇》中的苏昆生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这些对潜文本的化用，虽没有直接对元文本情节造成突转，但对元文本在剧情发展产生了“互文”关系，无论是对剧情发展的勾连还是剧情走向的隐喻，都体现了剧作家在设计潜文本时的巧妙构思，显示了化用《王西厢》的戏曲作品的独特意义。

明清戏曲化用《王西厢》的原因

一《王西厢》的经典化

王实甫《西厢记》在西厢故事的发展中影响最大，西厢故事历经多年变化，《王西厢》仍是经典的西厢题材作品。其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载体，是民主思想与艺术成就完美契合的作品。《王西厢》的经典化是明清剧作家选择化用《王西厢》的原因之一。

1..从《莺莺传》到《王西厢》

《王西厢》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加工的，完整表现了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相比《董西厢》，《王西厢》在情节设置上更合理，婚姻观更加人性化，更富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蒙元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形成严密的封建纲常与道德规范，社会思想控制相对松懈。从而导致中原文化的断裂，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剧作家因此可以大胆创作，突破传统道德规范，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自主追求。

从《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不仅是故事内容的发展和文学形式的发展，更是时代发展下文艺思想内涵的发展。

从爱情悲剧到团圆喜剧；从唐传奇作品，到鼓子词、诸宫调再到元杂剧；从唐代士人完成了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脱俗”向“入俗”的转变，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同时受社会“崇尚文辞、矜羽风流”的风气影响，再到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重武轻文，读书人社会地位低下，剧作家用文字抵抗不满，不断打破传统的思想藩篱。

2.明清时期《西厢记》的改编

西厢题材的创作并未到《王西厢》结束，直至现在依然有西厢题材的戏曲出《西厢记》的发展、改编是在时代改变的状况下产生的，是原作与“当代”思想的碰撞，是使原作变得更加广为流传的方式。

既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趣味的作品，又将原作以新的面貌显示出来。由此可见，西厢故事发展悠久，经过时间的洗礼，西厢题材的戏曲作品仍不断涌现。王实甫《西厢记》的形成基于众多艺术作品的发展。西厢题材的故事演变主要受社会环境变迁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从而引发艺术形式、创作观念的变化。

不同时期对西厢题材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也使得西厢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有不一样的展现。

二迎合民众心理

1民众对和谐人生的需求

流行在民众间的价值取向往往渗透在民众的社会态度中，传统民众有着根深蒂固的价值目标。

由于生活的困苦和不得意，下层民众往往把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转移到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中，期待在艺术作品中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下层民众无法像上层士绅甚至皇权贵族一样拥有话语权，他们只能在虚拟的艺术作品中寻找安慰。《王西厢》这类作品的出现，使下层民众看到了希望。

《王西厢》对“福”的追求，对和谐人生的向往正是民众所期待的。团圆喜庆的结尾是最直接的展现，张生与崔莺莺的美满结局催生了民众对团圆的渴望，弥补了现实中爱情悲剧的遗憾。张生与莺莺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反映了一种志趣相投的择偶观，这是民众所期待的。民众渴望自己也能与剧中的主人公一样，月下相会，畅聊人生。

2.民众对思想启蒙的需求

戏曲的教育功能使得“阅读者”从中能够接受到不同于现实的思想观念，拓宽知识内容，从而使得戏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民众的认知。明清时期，下层民众接受思想教育的途径主要是私学，即社学、村学、族学、家塾、义学等。

但大部分民众因家境困难，只有三、四年的蒙学教育。官办教育的缺失，使得下层普通民众无法接受到长时间的教育，只能接受短暂的教育。

明中期以后，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戏曲、小说的发展逐渐繁荣，这些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加之印刷技术发达，戏曲艺人的表演，使其在民间广为流传。下层民众可以通过戏曲艺术获取知识以及新的思想观念，这成为教育的辅助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