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好的生活何以可能？——在一个功利滔滔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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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作者｜何怀宏
要超凡脱俗，必须内心十分强大才行。如果选择一条很少人走、也很有意义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问：我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来应对一生的贫困和世人的冷遇？有这样心灵的人就接近于是一个圣者了，是人世间的星。
个人的努力达成“好生活”的条件主要有：1、能力和性格的天赋；2、后天的训练和努力；3、偶然的运气。而在这些方面，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要认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能让我感到安顿以致幸福等等。——何怀宏
我想我们是在要争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讨论“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们是优先考虑要过“好的生活”，过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赵汀阳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论可能生活》，但仅仅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并不足以调动我们的生活意志，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人们也并不都是或并不总是想改换生活，并不是总要去尝试新的生活而不满旧的生活。
就一个人来说，他只有一个一生，更是无法去过“各种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还是更能概括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意愿，先是好的生活，然后是可能性的问题。而可能性的问题的确也很重要。我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们对何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现代人还主张这些不同理解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都是价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主张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不过，我现在讲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可或理解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的内外条件也是指适应于大多数人的可能性。亦即，我这里不说很少数的圣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们可能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数人却不如此，他们想过的好日子在恶劣的时代和社会里就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或者低说一点：“尚可的社会”。这个“尚可的社会”至少能为它的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的好”。所谓“基本的好”，从罗尔斯的观点来引申，主要是指作为公民或社会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能够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或财产；得到承认的一般尊重等。这些“基本的好”应该有一种制度的保障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心愿或者话语。
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在的世界，一个互为行为主体、又互为行动对象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几乎都会对别人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好生活”就不应妨碍别人的同样“好生活”，即要让别人的、他同样觉得好的生活也成为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要防止让一个人占尽一切好处或让一个利益集团通吃成为可能，因为，这样一种可能会扼杀其他一切可能。这样，我们每个人，不论有多大权力财富和名望，就都必须遵循一种基本的伦理，遵循一种对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平台。而我们争取这样一个平台既是为社会争取，也是为个人争取。至于还有许多“好生活”中的积极和富有个性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好”之上还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则主要是让不同的个人自己去争取。这样，我们就必须自己规划自己的一生。
个人的努力达成“好生活”的条件主要有：1、能力和性格的天赋；2、后天的训练和努力；3、偶然的运气。而在这些方面，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要认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能让我感到安顿以致幸福等等。存在着某一方面甚至多方面的不利并不意味着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善加搭配，我们还可以调整自己，包括调整自己的期望，调整自己的内心。而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认错了自己或错待了他人。
无论如何，我们也还是不能忽视为社会一般所认为的“好”，或者就径直说“权钱名”。尤其是不能忽视“权钱名”的底线——即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面“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说也能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除非它们和“更高的好”发生非此即彼的冲突。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区别“基本”与“更高”之分，让物质基础就是基础，而不要成为上层建筑。
但更大的“权钱名”看来也常常会有一种对“好生活”的背书作用。有一个印度电影《三个白痴》，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功利的大学毕业生查特，向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兰柯打赌，看十年后谁过得更好更成功。结果查特去了美国，十年后事业有成，有了豪宅靓车，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找兰柯，终于在一个山区小学找到了任教的兰柯。查特大快，觉得自己赢了，然而结尾表明，兰柯同时还是一个拥有许多资产和专利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输了。这结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还是带来了安慰，如果兰柯的确就只是一个穷小学教员，又没有例如特雷莎修女那样的名望，查特会服输吗？
在世人眼里又是谁生活得更好？而的确还有一些做了类似于特雷莎修女那样一心服务穷人的事情的人，只是没有她做的那么多那么好，但很可能就是终身默默无闻。一般人也还没有那么超凡脱俗。要超凡脱俗，必须内心十分强大才行。而如果选择一条很少人走、也很有意义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问：我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来应对一生的贫困和世人的冷遇？有这样心灵的人就接近于是一个圣者了，是人世间的星。
在过一种好生活的能力中，其实也还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尽力去争取最好的吧，但也准备最坏的。有时对整个社会发生的灾难可能还好忍受些，而仅仅发生于一两个人的灾难就要难忍受得多，但如果它已经对我们发生了，我们也就必须承担。而一种生命的韧性，不仅在圣者那里存在，在普通人那里也并不缺乏。
来源｜友朋说、守望新教育。
何怀宏：要使一个人有一颗自由、独立、勇敢的心
在一个功利滔滔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得有意义？
作者｜何怀宏
来源｜爱德传一基金
在本文中，何怀宏推荐了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著作《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他说：这本书“是在热烈而又思索地不断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非仅仅满足于富足的生活，这‘好人’的意谓就是我们每个人也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自我的藩篱，并且不沉湎于功利。而我们能够认真这样做的话，不管最后我们能在这条向上的路上走多远，都无疑能使我们的生命比以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从而赋予我们的生活以一种更深刻的意义。”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是一个不需要多作介绍的学者，作为一个“动物解放”的首倡者和动物权利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界。其《动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一书，被视作是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开创性经典。其《实用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1979）一书，也常被用作应用伦理学的教材。他在澳洲与美国等地的大学辗转任教，1999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的讲座教授。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How are We to live？-Ehics in an Age of Self-interest，1993，直译书名是“我们该如何生活？”，在此是采用台湾周家麒译本的译法）不是辛格最著名的书，但却抓住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在一个利己主义的时代，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过一种伦理的生活？
辛格的答案是：我们能够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
所谓伦理的生活，就是以一个特定的方法，对“我该如何生活”做自省，并依照自省的结论过生活。
那些选择过伦理生活的人，对世界造成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创造出过去未曾察觉的意义。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比做这个抉择之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这种伦理的生活就使他们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跨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人们会发现，过伦理的生活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实现。
辛格的事实判断显然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利己、自利甚至自私的年代。但伦理的任务不在适应这个时代，或者张扬这个时代的实际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是追求功利，尤其是经济和物质利益；一是对这种物质利益的追求还主要是对自己、自我利益而非他人或社会普遍利益的追求。
辛格的伦理价值判断是认为人应当也关注精神生活，关注他人与社会。
不过，他的最终理据看来还是较倾向于目的论或结果论的，或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功利主义与自我实现论的结合。而且，他希望建立一种在宗教之外、甚至对政治也保持某种距离的、比较独立和单纯的伦理学。尽管他也诉诸“可普遍化原理”，他还是不仅想超越耶稣，也超越康德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的中心观念不是集中于行为及其规范，而还是生活价值与理想。他的确也还是比较乐观，寻求一种全社会的比较彻底和激进的道德变革，相信能够把这样一个自利的社会改造过来。
提倡一种一方面不和一种特定的宗教、甚至完全不和宗教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和政治保持距离的伦理，这的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种道德可能，为达成更广泛的伦理共识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恼人的政治制度还横亘在前呢？而去掉宗教，是否也将失去特定道德传统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和权威？
辛格似乎过分强调个人生活，而且是世俗生活。这在一个基本制度打点得较好、总的宗教信仰气氛传统上相当浓厚而又不同教派和教义分歧较甚的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则可能还会更优先地关注制度伦理、政治伦理，同时也有一些人更重视呼唤精神信仰和呼吸属灵的空气。
辛格批评康德所持的人让自然的生理欲望服膺于普遍的理性才具有道德性的观点，也不赞成弗洛伊德所说人的生活是由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之间的冲突所构成的观点。
他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遵循伦理的生活一定是一件不舒服、自我牺牲，却往往没有报酬的苦差事。”由此，他表现得似乎倾向于开始一种功利主义、甚至快乐主义的劝人行善的教导。但我怀疑这种劝导没有充分认识到道德与利益的冲突一面，或者将化解这种冲突看得太容易。
在这个问题上，倒有可能是康德更对，他对人性的认识也更透彻。对多数人来说，不仅将追求精神和服从理性作为更高的价值目标是一件苦事，永远是苦事，甚至仅仅遵循规范也经常需要大大加强道德理性和意志来约束物欲与自利。
许多人直接认自我逐利是最大的快乐，而辛格等一些道德家则希望劝导他们转认节欲利他为最大的快乐或利益、幸福。但这一劝导可能说服不了多数人，而且容易将道德的根基混同于开明的自利。在道德上走向现代的功利主义可能是肤浅或者说不必要的，走向古代的快乐主义就可能更加肤浅和不必要。
当然，这种道德观点和立场对多数人可能比较有效，但是，对恰恰是最有可能过辛格希望的那种生活的少数人呢？这少数可能会不满足、乃至很不安于辛格主张的这种结合功利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这种自我实现依然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利”），而恰恰是这少数最有可能构成社会道德的先驱或者说精华。不仅是功利主义或快乐主义，甚至整个目的论的立场都可能不足以提供对所有人而言的根本的和坚强的道德理据。
换言之，要真正抵御或节制社会的功利滔滔，还不能仅仅以“利”抗“利”，即以一种开明的自我利益或者社会利益抗衡无止境的自利追求，最根本的可能还是要以“义”抗“利”，承认还有一种比“利”更优先的东西，或者说独立于“利”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当视作具有一种客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道德义务。
的确，要所有人甚至多数人都放弃“利”的主要价值目标可能是不容易的，但是，要求所有人不管追求功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都应当遵循某些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承担必要的道德义务，这是很有可能办到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能会有忧伤和遗憾；即虽然人们“求之有道”，但还是连“君子”也“爱财”，即在生活的价值追求方面，社会可能还是“功利滔滔”。就像辛格所说的：主导社会主流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允许(其实是鼓励)公民以追逐个人利益(一般的意义下指物质的财富)为人生的首要目标。
传统社会其实常常是通过等级架构和少数统治来防止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即将常常是借助社会政治结构来将更重精神的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但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太可能了，它也有违于已经进入我们的道德信念的平等和自主的原则。
那么，面对一个功利滔滔的世界，那些更重精神生活的人们将何以自处？
这可能不是对所有人，而只是对某些人提出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可能正愿意做这样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和收获者。但还是有一些不安于、不屑于、或者不满足于功利目标的人，他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愿过另一种不是完全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生活。
他们能怎么办？他们大概不应，也办不到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都统一到自己的观念上来，更不宜以强行的手段来这样做。而他们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功利的，即便过清贫生活的隐士，也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虽然人的必需品其实本来是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尤其比现代人预期要少。
更进一步的话，他们也还需要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不排除一些人先通过功利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通过首先“获取”来保证随后的“放弃”。这样一些人先是取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后来才是取得了上帝眼中的“成功”。前一种成功不易，后一种“成功”或许更难，但却是在一念之间。而这样一些生活的示范和感染效应，就有可能淡化社会的功利和物欲。
辛格的伦理学观点和我的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他所处的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环境也相当不同，于是会有强调重点和理论立足点的差异，但在向善的精神上，在希望这个社会摆脱过分的功利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辛格这本书引用了许多思想家的观点，也分析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个案，尤其是其中体现的反省我们生活的精神，将使我们获益良多。
故而，我愿大力推荐这本作者用生命用心作答的书，因为它是在热烈而又思索地不断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非仅仅满足于富足的生活，这“好人”的意谓就是我们每个人也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自我的藩篱，并且不沉湎于功利。而我们能够认真这样做的话，不管最后我们能在这条向上的路上走多远，都无疑能使我们的生命比以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从而赋予我们的生活以一种更深刻的意义。
*为方便阅读，在编辑文章时对部分长段落进行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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