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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纳粹德国的形成》是一部希特勒如何攫取权力的历史，也是一部德国民众如何接纳他并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的历史，是对纳粹意识形态如何从政治边缘走向德国人生活核心的深邃、及时的研究。

“若想了解纳粹如何获得并维持数百万德国人的支持，这本书将是未来许多年的必读读物。”——圣托马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朱莉娅·托里（Julia Torrie）

“既具有挑战性，又有说服力，是当今关于第三帝国历史的最重要和最具原创性的书之一。”——阿伯丁大学历史学教授、《成为希特勒》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

《纳粹德国的形成》

[加]罗伯特·格拉特利 著

姜去芜 译

定价：15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德国，是什么促使愈来愈多的普通民众接受纳粹意识形态？

为什么德国人在没有亲身与希特勒打交道或阅读他著作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纳粹主义的某些主张？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创建一个经过种族选择的“民族共同体”，以建立新德国的政治文化。这种共同作用在纳粹德国的形成过程中迸发出爆炸性的能量，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希特勒成了一种思想、情感和目标的代表人物，他与成千上万的信徒分享了这些思想、情感和目标。信徒们把“必要的领袖”的特性投射到他身上，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里，数百万人最终接受或迎合了充满仇恨、杀意森然的极端主义信条。

作者简介

罗伯特·格拉特利

（Robert Gellately，1943— ）

著名的现代欧洲历史研究权威，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著有多本二战史与冷战史的著作，包括《支持希特勒》《盖世太保与德国社会》《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等，主编了《牛津插图本第三帝国史》。

以下内容选自《纳粹德国的形成》“导言”

忠实信徒沿着何种道路通向纳粹主义？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场起初位于德国政治边缘、规模较小但充斥着暴力与极端主义的运动？当该党开始竞选时，为什么在1929年以后的大萧条时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它投票，最终竟然使其成为本国最大的政党？即便如此，仍有数百万人不予支持，到了第三帝国也一如既往——虽然这时他们只能暗中反对。难道那些新成员仅仅是因为听了希特勒富有煽动性的演讲，便改变了信仰吗？抑或者他们自己主动找到了通往民族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包罗万象的理论是如何应用到1933年之后的第三帝国，以及那灾难性的战争年代的？人们接受、内化或是拒斥这一教义到了何种地步？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笔者考察了普通人是如何成为纳粹分子的，至少他们曾在1933年之前的选举中投票支持过它。我们还要记住，希特勒正是在那些想“永远”摆脱民主政体的掌权者的帮助下，才勉强获得了权力。笔者追溯了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权如何将自己的教义施行于国内外的主要政治大事中，如何进行种族迫害，甚至是文化复兴与艺术建设。在此背景下，人们作何反应，如何行事？

故事以希特勒为中心展开。如同其他数百万经历了德国战败的人一样，他也遭遇了精神上的漂泊无依，开始找寻某种类似政治救赎之道的答案。他是怎么发现了德意志工人党这个处于边缘的小型团体？此团体将在1920年由他和另外几人一起发展成气势磅礴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又称纳粹党。

就希特勒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便已形成的观念来看，尽管当时疲于作战的起义水兵和叛变士兵四处诽谤，但民族主义已然如日中天。他的学说或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方面正是源自当时流布于整个德国的思想、愤恨与激情之潮流。他和同伴所持的那些观点，也反映出德国已将大量平均主义融入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纳粹总是无一例外地强调各种社会主义态度，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已被“净化”得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毫无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1941年希特勒回顾过往时，曾这样说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它的90%都由左翼分子组成”。他还认为，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认识到解决社会问题至关重要，这一想法深具“决定性”。他坚称，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封闭得令人痛恨，在那个世界里，一个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际遇。

……

当希特勒在1918年末回到慕尼黑时，他不可能漠视弥漫于整座城市甚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反犹主义，这种风气在“一战”前便已存在。某种程度上，战前他置身维也纳时，必然也浸淫于敌视犹太人的社会氛围中。然而，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表明，在1919年以前，他曾表露过任何种族仇恨，事实上他与周围的犹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仍然记得，当母亲于弥留之际遭受痛苦的折磨，是爱德华·布洛赫医生——一位犹太人——尽力提供了帮助。几十年后，他特别关照给予这位医生通行证，放其安全出国。这样一来，1919年之后，希特勒将激进的、“理性的”（并非出自纯粹的情绪化）反犹主义作为自己政治“哲学”的基础，便足以令人震惊。

不出所料，在1918年后寻觅政治信条的过程中，他接受了那些五花八门、四处传播的阴谋论，因为凭借它们，他可以合理解释自己所处世界的错综复杂，包括战败、“可耻的”《凡尔赛和约》，以及正横跨整片国土的红色革命。在此种信念的照拂下，国家外交政策上的受挫，社会生活中的失衡，种种事端都可以被解释成是看得见的、无所不能的国际操纵者在背后密谋造成的结果。这种阴谋论在纳粹党成立之初较为明显，希特勒甚至无须说服第一批忠实信徒相信“他的”思想——那些思想既不新颖、原创，也并非为纳粹主义所独有。

没过多久，希特勒就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中拼凑出了一套更完整的政治理论。从1920年到1945年，他经常概述这个理论使德国社会发生了多么革命性的巨变。例如，在1933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指出纳粹党已经“彻底接管了政治权力”。话锋一转，他又接着自豪地吹嘘道——如果将这样一场小胜视作宏图大计已经实现，那将会是严重的错误。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绝不是以往那种传统的政治信仰，它是一种世界观。夺权“不过是追求真正使命的先决条件”，而真正使命就是“一场种族世界的全方位大转变”。“思想复兴，种族净化”，同时推进心智和文化上的全面变革，德国将以此向世界证明其领导和统治的权威性。

……

如果要对希特勒进行严肃、批判性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化身为众多思想、情感和目标的集合象征，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忠实信徒、数百万志同道合的人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即便如此，后来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或是队伍里的其他人，早在见到他或是读到他的书之前，便已效忠于民族社会主义或其变体。他们将领袖的必备属性投射到他身上，把他作为一个带有军事风格、发号施令的人物，用他来动员民众、攻坚克难、夺取政权。而希特勒的首要任务便是将他们汇聚起来，为他们的精力和火力提供一个主攻点。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成了纳粹党的核心人物，并带领它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我们要探索的是，在这样一个有着良好教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里，为什么数百万民众——不是所有人——最终会接受或迎合一个充满仇恨、杀意森然的极端主义信条？这一问题即使到了今日也仍然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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