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何坚持要收回燕云十六州？

由于在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北宋自开国起就形成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在对外特别是对辽政策上变得十分消极保守。但作为一个中原汉族王朝，其仍然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都奉行的华夷观念，即以中原正统自居，强调北宋相对于辽以及其他外族政权的优越地位。

尽管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在法理上已经成为了对等的“兄弟之邦”，但在宋廷内部，官方及非官方私下对辽的看法，并不如公开的态度那样平等。

宋人对内，时常以“虏”“夷狄”等字眼称呼辽和其他外族政权；朝堂之上，“守在四夷”“兼制夷狄”等涉及对外问题的主张，更是反映出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

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强烈优越感，另一方面却是实力上的整体弱势，这种观念和实力不匹配所带来的强烈不平衡性，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宋人在对外关系的看法，也对宋廷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然而这种“恢复”相较于其他朝代人口中的“恢复”，更多了一层精神上的特殊含义。如果说其他朝代口中的“恢复”，仅仅是就土地层面而言的话，那么宋人口中的“恢复”，就是一种含有华夷意识的“恢复”。这种华夷意识，是与“正统”观念一起，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和外敌压迫的日益严重而强化的。

在这种“恢复情结”的驱使下，北宋王朝有关燕云十六州的政治论述，实际上建构起了一套“燕云十六州本为汉家故土，燕人本为汉民愿为宋民”的政治话语。对于心向“恢复”的宋人来说，燕云的意义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土地本身，而更多地成为一种“理想的建构”，承载了宋人对他的特有想象与记忆——尽管这种想象和记忆可能并不符合实际，甚至宋人本身在私底下也不认为是真实的。

然而，不论如何，宋人心理深处这种对于燕云的“恢复情结”和“理想建构”，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北宋涉燕云政策的变动。在宋廷看来，燕云汉人始终认同北宋作为“汉室正统”的绝对地位，他们“久惧涂炭，延颈款关，愿归中国”，只待宋廷出兵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因此，无论是在太宗两次北伐时，还是徽宗时入燕攻辽的过程中，北宋朝廷都摆出一副“代天吊民”、以幽云汉人解放者自居的架势，从而使收复燕云的行为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支持。

事实上，宋廷内部也并非没有质疑燕云真实民意的声音。洪中孚就直斥赵良嗣等归宋辽人“此乃游手之人不能自存者，凯觎南归，以窃爵禄”，认为他们所谓的“香花楼子之语”不可信，指出：

“臣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无归意也。”

燕云真正的士人才子因为辽国将他们纳入统治阶级的政策而缺乏投宋的动机。在宋廷外部，对于北宋自认为燕云汉人“心向中原”的想法，辽臣王介儒更是给出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的质疑。而后来的事实也最终证明，经过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长达百年的和平对峙，燕云汉人的观念早已发生了改变，已普遍认同辽朝的正统地位，早已不再是当年“心向中原”之人了。

在“联金灭辽”从提议正式落实成为实际执行的外交决策之前，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决策层已经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对外认知；首先，与其“推亡固存”，维持形势急转直下的辽，不如“兼弱攻昧”，对辽“趁火打劫”以扩大宋的国家利益；其次，在确定实施伐辽行动的前提下，认为运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即与金人结盟共同伐辽，要好于北宋凭借自身力量独力伐辽。

最后，坚信北宋作为“华夏正统”，相较于“夷狄”的辽，更能收获燕云汉人的认同，因此谋辽复燕的行动可以收获燕云民意的支持。这三点认知，成为北宋执行“联金灭辽”决策的观念前提，在“联金灭辽”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