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当授衔的名单被公布,各大野战军领导干部立马发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一野方面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仅7人、中将、少将人数也比其他野战军稀少。这让其他野战军指战员十分感叹,作为一野司令的彭老总更是十分唏嘘。
虽然一野将领中许光达、王震、张宗逊、贺炳炎、杨得志都颇为有名,但依然没能掩盖一野稍显黯淡的星光。更有好事者言:“一野少打大仗,功劳最小,理应如此”。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同为共和国缔造者,一野到底为何星光凋零?一野在战争中又是否功劳最小?
请点个关注,往下了解一野暗藏的旧事。
特殊的出身
谈起一野,那就不得不提到它那特殊的出身。一野于1949年由西北野战军改名为第一野战军,而西北野战军追根溯源则是晋绥野战军与晋绥军区防卫部队,这是少见的由地方防卫部队组建而成的野战军的案例。而要了解具体的起因则要回到1945年。
1945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的国力已经不支持它多线作战,强大的美军兵锋直指东京,中国大地上的日军开始转入战略防守阶段。
鉴于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野战军单位和军区组织,晋绥野战军与晋绥军区由此而生。晋绥野战军与晋绥军区成立之初的领导并不是由后来一野的彭老总指挥,而是由贺龙元帅来指挥调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中央趁势要求各解放区发动反攻,策应东北苏军。贺龙所率的晋绥野战军需要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相互配合,贺龙率部由绥远而向北进军作战。而南部则由时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的张宗逊主持作战。
1946年11月,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称霸国内的野心再难压制。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于中共中央动手的欲望持续高涨,国军部队大量调动,积极备战。
为了应对新的政治局势与战争需要,中央军委将晋绥野战军与晋绥军区的晋北野战军合二为一,合并为晋绥军区的1、2、3纵队,由第一纵队的张宗逊任司令。
第二年2月这支成立仅仅几月的新部队再次改组,其中的第一纵队与陕甘晋绥联防军的新编部队组成了不到3万人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中央意图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来应对陕甘地区国民党的进攻态势。
但中央明显小看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腹地的觊觎之心。同年3月,国民党高层调集共25万大军向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发动了袭击。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西北王”胡宗南亲率10余万大军进逼延安。
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猛烈攻势,中央决定将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所有武装力量统一起来。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成立西北野战兵团,下辖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的彭德怀老总出任司令。
西北野战兵团在国民党兵团进逼期间,一边实行抵抗一边掩护中央机关与人民群众撤离延安。在整个战役过程之中,不仅在青化砭、养马河、蟠龙地区取得了3次大胜,歼灭了国民党军万余人。
随后5月期间,西北野战兵团挥师北进,与盘踞西北的马鸿逵部展开激战,不仅收复了环县、靖边等四城,更是在战役中歼灭西北马家军几千人,狠狠打击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
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更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出任司令员与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至此,一野的前身西北野战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而在西北野战军成立之中,甚至是一野的发展过程之中的贯穿始终的是艰苦的生存条件。
艰苦的岁月
作为保卫中央安全的部队,西北野战军与其它野战军相比有着更为艰苦的生存环境。
西北野战军名为“西北”,实则蜗居陕西一地。胡宗南大军盘踞南方,西部马家军虎视眈眈,而北方则是一片更加荒芜,贫穷的大沙漠。而陕西这块土地,也早不是千多年前的富饶之地,土壤的流失让土地肥力较低,同时干旱少雨的天气也是一大难题,庄稼的产量严重不足。
除却土壤外,人口也是一大问题。中央所在的陕西北部地区20余县共1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却只有150余万人,这是怎样的概念呢?放到如今,一座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的杭州城,便生活着超1200万的人口。
土地面积广博,但人员稀少,时不时还会遇上旱灾,生产的物资根本赶不上消耗。这让生活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野战军部队们过上了艰苦的生活。
《保卫延安》一书中记载了一顿在当时难得的佳宴——一锅稀饭。书中记载到:“一大行军锅的稀饭——糠、土豆、南瓜和各种各样的野菜搅起来煮成的饭。饭锅旁边放了一筐子马肉。肉和饭的那股香味呀,直往人鼻子里冲。”
这样一锅由杂粮野菜熬制而成的粥与肉便成了当时野战军们不可多得的美食。也许有人会说这有饭有肉,难道西北野战军人人都这种条件难道还不好吗?
这样的条件当然还行,但这样的条件却不是每人都能享受的。这顿饭本是供给西北野战军中某历尽艰辛、瘦弱劳苦的老科长的。但这样一位老科长怎么舍得自己吃,而让一线战士们挨饿呢?
老科长毅然将饭食分给驻军附近的一个连队,并将自己的爱马杀死,煮了那锅马肉。不为别的,只是因为那支连队已经饥肠辘辘的苦战几天,稍一休整后他们又即将赶赴战场。
而面对这样一支急需热饭菜食的艰苦部队,老科长也只能拿出杂粮野菜粥与马肉作最好的招待。
与此相同的情况比比皆是。
据曾任晋绥野战军一纵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在某次战役结束之后,部队意外打到了几只野鸡,这可让战士们十分高兴。刚刚经历一场大战,没过几天就将是建军庆典,这下正好犒劳自己一顿。战士们迅速烧水拔毛,将几只野鸡收拾的干干净净。可等到野鸡马上要入锅了,战士们突然发现,用来做饭的食盐没了。
没有盐的鸡滋味可就大打折扣了,为了尝到美味,战士们四处找盐,但就是找不到。偌大的部队厨房,竟拿不出一粒盐来。最终,还是有人想到,既然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找不到食盐,就去找卫生部队借氯化钠。
在卫生部队的倾情帮助下,战士们用氯化钠作为调味品,将收拾好的野鸡炒制成菜,为辛苦的战士们添上了美味的一餐。
同样也有老战士回忆西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时的窘境。那时,蒋介石调动各方大军围剿,国民党军队人数数倍甚至十倍于己。因为国民党的进攻与包围,深陷困境的西北野战军们只能从当地获取物资。
而陕甘宁边区当地本就贫瘠不堪,无法在养育老百姓的同时供养几万大军。
于是在长达9个月的战斗后,当地的野战军们逐渐开始断粮了。最开始,军兵们还能吃上小米,后面小米便掺杂着黑豆。再往后,被国民党军用来喂马的黑豆也没得吃了,只能吃红薯吃南瓜。最后红薯南瓜都没得吃了,就吃南瓜子吃谷糠。
整个西北野战军部队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与生活优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缠斗的。
而说到国民党军队的武器精良,就不得不提到西野当时落后的武器装备情况。
由于陕甘当地缺乏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当时的西北野战军出于政治角度安保工作的考量,西北野战军武器十分落后,编制空缺,装配情况也并不良好。
作为西北野战军的中坚力量与精锐,教导旅全旅5000余人,但全旅保有的子弹数量却十分稀少,平均分配下来,一人甚至连10颗子弹都分不到。而开国上将王震领导的西野2纵情况也不乐观,2纵手下每个团几千人却只有4挺重机枪,每台机枪配备的子弹也只有几百发。对于以高射速著称的重机枪而言,几百发子弹也就是眨眼间便打光了。
除开枪支外,一野的炮弹数量也十分稀少,各只部队都将炮弹视为珍宝。而这些珍宝其实也是落后时代的老枪炮,威力小,故障率高,在国民党军看来是早该丢弃的垃圾武器。
例如,在榆林战役中为攻占凌霄塔阵地,西野官兵特意找来宝贝的山炮,并将20余枚炮弹一次性打光,只为解决躲在塔内的敌军。但令西野官兵颓丧的是,那些珍贵的炮弹落在塔上没起到一点作用,只留下了满墙的白印与掉落的墙皮,宝塔结构未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此外,药品,工具,生活用品在西野都是紧缺物件,可以说西北野战军就是名副其实的“穷鬼”,要啥没啥,连其他地区的野战军部队都知道西北野战军那是最能吃苦的。
这些客观上匮乏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西野以及后成立的一野的战斗力。部队要想打胜仗、打硬仗,必须要有充足的武器装备与相应的生活保障。没有这些条件,我军早期也只能避蒋军之锋芒,韬光养晦,蓄势待发。而有了相应的条件后,如东野,华野立马便有了打大仗、硬仗的实力,在华北、东北与蒋军频频交手。
西野正是因为客观物质条件的欠缺,相对缺乏发起大战、硬战的能力。
除了客观匮乏的物质条件外,还有其他原因影响一野打“大仗”嘛?有的!
另类的责任
文章开头曾言:出于保卫中央腹地而组建西野,这就直接决定了西野的政治属性便是以防守为主,进攻并不是第一目标。而与西野相对而言,华野、东野是承载着中央军委开拓根据地,向外发展的军事任务的,它们从诞生便具有极强的扩张性。
西野的组成兵员中也体现了防御性的特点,西野的大部分士兵本就是晋绥军区当地防卫部队,承担保卫首长、根据地、当地民众的巨大责任。因此,在西野成立的前期,怎样守住根据地、守好根据地便是行事的第一要义。
1947年,为了能够一举捣毁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机关,蒋介石下令发兵延安。蒋介石责令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几人率25万大军自南、北、西三面夹击延安,自己更是飞至西安,亲自督战。
而此时位于延安地区能够用作防御的西野部队只有几万余人,敌军数量几乎十倍于我军。面对这样危急的情况,毛主席下达“采取运动战,防御战战法,在疲劳中消耗和粉碎敌人。”
西野全体官兵正是以防御战见长,这样的战术策略正和西野官兵胃口。
西北野战军在延安以南的地区,依靠地形建设阵地,与国民党部队展开运动战。西野时打时撤,将国民党军牢牢地牵制住,使得他们无法发挥机动性。交战过程中,西野避其锋芒,只进行接触性作战,不做深入纠缠,一旦有战事僵持的预兆立即撤离。
这样一通招数下来,国民党军是打也打不着,甩也甩不掉,20几万人被只有几万人的西野牢牢牵制,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共中央与根据地百姓的大转移。
1937年3月19日,在几十万大军的重兵保护下,蒋介石来到了延安。但他到的不是有着以毛主席为首驻扎中央机构的延安城,而是一座“被打扫干净”的空城。在西野官兵的全力掩护下,中央机关与群众早已撤离。
在掩护过程中,西野于延安一役,激战6个昼夜,伤亡近700人,击毙蒋军5000余人,圆满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
此后,解放战争逐渐进入高潮,而西野官兵也拥有了另一个责任——戡平西北乱局。
与身处广袤土地的华野、东野不同,西野身处的西北地区,土地贫瘠,战略价值稍显逊色。此地由青海、宁夏、甘肃马家军长期盘踞,又有胡宗南虎视在侧。
但出于全国的战局考虑,应当优先处理华北、东北军事问题。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未对西野作扩军加强处理,彭老总只能以10余万的兵力面对西北乱局。
因此,彭总仍然采取的是以战略防御为主,步步蚕食的手段来应对西北战局。在解放战争过程中,西野正是靠着这种防御战术将胡宗南部队逐渐蚕食,兵力由几万上升为10万有余。
10万军队虽已今非昔比,但面对整个西北乱局还是只能勉强招架,难有戡乱之举。
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地区已经基本掌握在我党手中,于是华北野战军得以加入西野,共同进军西北。
1949年,5月9日,西北解放战争正式打响。
在华野、西野合兵共40余万人的攻势下,国民党残兵如潮水般迅速溃败。战役打响十几天吼,西安解放。8月,兰州解放,同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在如巨浪的共产党军队攻势前,国民党在西北一败涂地,西北正式回归新中国怀抱。
纵观西北战事,彭老总与一野官兵并非未有建树,而是客观上艰难的物质条件与中央赋予的特殊政治责任使得一野官兵难有“打大仗、打硬仗”的先决条件。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也是因为军事分工不同,使得一野没有参与到青史留名的“三大战役”当中。
在这样各种原因的影响下,一野官兵在四大野战军中显得稍逊一筹,授衔名单中呈现出的星光也略显暗淡黯淡。
纵观一野发展旅程,一野的星光黯淡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承载属于将军的星光,而是在西北的奋战中,在西北的保卫中,在西北的解放中,那些星光分散到了每一个一野官兵的身上。作为四大野战军的一部分,一野举足轻重;作为解放战争的一部分,西北解放战争至关重要,虽然从结果看来,因为多样的原因,一野没有获得更多的勋章,但共建新中国的荣光属于每一个一野官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