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国家大剧院,普契尼歌剧《西部女郎》上演。这部剧里并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唱段,又是一个不那么古典的美国西部两男争一女的俗故事:“片儿警”和一个有盗匪背景的闯入者争夺一位美妙的西部女郎。那位叫作明妮的女子,却偏偏“看走了眼”,心仪于被“片儿警”追捕的盗匪约翰逊。而她是一位在整个矿区有着广泛美好声誉的年轻女子,不仅因为她貌美,更因为她善良、纯朴、热烈,人见人爱,却偏偏爱上不该爱的人。这就注定了悲剧,而这悲剧的制造过程,同时也是美好爱情的展示过程。
一个大俗的故事陡然变成了一个大雅的故事,一个通俗小说的格局升华成了一部正剧。极其震撼,特别有感染力。
普契尼处理了一个非“正典”的题材,却做到了杰出的艺术提升。这种提升依靠的是将剧情从偶然性、假定性里写出必然性。而这种假定性又恰恰与歌剧艺术的普遍特征相契合。明妮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几乎是处于逃亡中的男子,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地愿意付出一切?这样的原因不能以相亲条件来追问,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一见钟情”吧。由于这种执着不能实现,愈被阻拦愈热烈,愈被扑灭愈坚贞,由此变成一曲爱情悲歌,也是一曲人间大爱的美好故事。
偶然的相遇,简单的假定,由此又上演了一出包含着嫉妒、复仇、赴死主题的大戏。而复仇与嫉妒,赴死与牺牲,正是歌剧艺术套路式的、“概念化”的恒定主题。《西部女郎》很符合这些艺术要求,符合这种“艺术规律”。作为普契尼的歌剧,它既是一个特殊题材,又是一部歌剧正典。我甚至觉得,后来的许多西部片,包括日本的《追捕》,都有可能借用了普契尼的手法,借用了《西部女郎》的故事外壳。
这真是,有大师,大俗不愁变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