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闵行法院再审改判引发舆论关注的“男子被流浪猫绊倒投喂者赔24万元”一案，投喂者肖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体育用品公司作为羽毛球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其安全保障义务，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流浪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流浪狗真的“无主”吗？投喂者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饲养人”“管理人”，又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流浪动物的投喂者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的责任，又应如何分配？

还要讲一个最最基本的常识，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民法典保护的是“民”的权利，而不是“兽”的权利。在本案当中，消费者花钱在运动场馆里打球，流浪动物不应该出现在运动场里，消费者在打球时被流浪猫绊倒，构成十级伤残，当然是受害者，有权要求赔偿。动物无法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要求背后的人来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1245条确定的一般性原则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即，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来承担动物伤人的侵权责任。

一般而言，有明确的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流浪动物致人损害的，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249条的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比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在一起判决中认定：被告搬迁后遗弃黑底白斑狼狗在狗棚中，咬伤了路经此地的原告，被告作为原饲养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物业公司也可能被认定为动物的“管理人”。因为《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将物业公司认定为流浪动物的“管理人”，负有管理责任，未尽到管理责任的，发生流浪动物致人损害的，物业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流浪动物要么是被遗弃后找不到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么压根就没有，这时好心投喂者如果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投喂，就可能被认定是“饲养人”。

比如，在本案第一次判决中，就认定肖某为流浪动物的“饲养者”。类似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01民终12834号民事判决认为，长期喂养的行为不可避免让动物产生食物以及喂养人的依赖，会使得动物长期生活在喂养人的附近，饲养和收留流浪动物的行为，同时产生相应的管理和约束责任，故作为饲养人的两被告应承担动物管理人的责任，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本案的再审判决中，将原一审判决的羽毛球馆经营者的补充责任改为主要责任，则是着眼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经营者在流浪动物致人损害时的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是《民法典》第1198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本案再审判决中认定：羽毛球场馆的教练肖某某，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在相对固定的地方投喂涉案猫，并为涉案猫购买猫粮，给其取名“土豆”，还将其带至宠物店洗澡。在本案事发后，肖某某将涉案猫送至宠物店妥善安置，并在此之后多次主动了解关心涉案猫的情况，甚至希望找到领养的人将涉案猫赎回。

虽然再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肖某某对流浪猫实施了投喂、取名、洗澡、买猫粮、送到宠物店安置、试图赎回等一系列行为，但是仍然认定：“肖某某投喂涉案猫的地点在球馆东门外的厕所门口附近，属于开放式公共空间，并未实现对涉案猫的独占性支配”，所以肖某与流浪猫不具有排他性的支配和控制关系，肖某不是饲养者。

但是，再审法院同时认为，肖某在羽毛球馆旁边的厕所喂猫、带猫洗澡等行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涉案猫的生活行动习惯，增加了涉案猫进入球馆的风险，且涉案猫进入球馆，给球馆内的正常羽毛球运动增加了异常风险，其作为“危险源的引入者”，对吴某某的损害发生亦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其中对于“危险源的引入者身份”的确定，以及有过错的“危险引入者”对流浪动物致人损害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是一个确定流浪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新的判决视角，试图进一步清晰厘定投喂者有别于普通“饲养者”的法律责任。这一裁判思路，能否对类似流浪动物致人损害案件的处理发挥参考作用，值得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