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元朝时期，欧洲的百姓在教会和世俗王权的双重盘剥下已经民不聊生，他们的生存条件甚至都不见得比元朝农民好。欧洲农民在活不下去之后，自然也会起义。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都是双重赋税，除了给世俗王权交税之外，还要将原本为自愿捐献给教会的什一税变成被自愿的强制税，所以农民起义一旦发起，管你是王权还是教权，都是一并反抗。

比如法国的弗兰德起义、扎克雷起义以及稍晚一些的铅锤暴动，都是针对法国提高赋税而展开的起义。爱沙尼亚农民发起的圣乔治之夜起义，则是矛头指向德国人以及德国人带来的基督教。

时间进入明朝之后，欧洲的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教皇的神威在民间逐渐受到怀疑。到了明景泰年间，奥斯曼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导致很多神职人员西逃。而这些神职人员或者学者来到欧洲腹地，也带来了大量东正教的古典经书。比如古希腊文的《圣经》，自然和欧洲盛行的拉丁文《圣经》有不同的地方。希腊文的《圣经》更早，所以拉丁文的《圣经》的权威性也会受到挑战。

受到文艺复兴探究古文化的影响，教会内部的下级神职人员也愿意去探究古典基督教教义讲了什么。而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也让教会的权威进一步受到质疑。那个阶段的人文主义确实不怀疑神，但会怀疑教会和教权。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教会是严重腐化的，大教宗爆出性丑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教会本身其实是岌岌可危。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互相需要，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没有太大的权威。其他国家对教廷干预王权多有不满，从而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王权的角度批评教权。比如英国的威克里夫就是英王的御用神父，他就多次代表英王抨击教皇。也有一些教士因为读了《圣经》之后，见解与教皇不同，也对教皇产生了各种怀疑，乃至对整个宗教制度产生怀疑。比如捷克的胡斯，他率先创立摩拉维亚弟兄会，希望把教会恢复到传统的简单模式，礼仪也不必用拉丁语，否定教宗的权威。

这就相当于人们骂了很久孔子主张三从四德、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绝对权威，后来翻阅了古籍发现孔子没说过这些，这都是商鞅、韩非等法家的主张，自然会对宣扬孔子尊君愚民论的人产生怀疑。

胡斯的做法事实上就是在进行宗教改革，让走宗教走世俗化、平民化的路线。但是这种行为自然会招来教宗的报复，胡斯最终被处以火刑。

到了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套用中国历史的常见逻辑，自然是得大打出手，农民起义赢了，那就是新的王出现。教皇的骑士团赢了，那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帝国。世俗国王赢了，那就是欧始皇。

然而欧洲的局面并没有走向丛林争斗，而是出现了宗教改革。在教皇大本营神圣罗马帝国，学识渊博的马丁·路德作为虔诚的神职人员，他对教会的腐败深恶痛绝，于是通过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等文献，直接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和教义。他认为信仰这种东西未必要去听教会讲经，每个人都应该直接阅读《圣经》然后产生自己的想法。在《圣经》面前，人人平等。况且教会讲经未必讲得就对。信徒与耶稣的沟通，不必经过教会。此外，马丁路德也受到了胡斯的影响，认为宗教仪式要简化、世俗化。坚决反对教会通过售卖赎罪券敛财的行为。

按理说从教皇的角度看，马丁路德简直是收了奥斯曼钱的反贼，应该像处死胡斯那样处死马丁路德。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并不是杀掉谁就能解决问题了。当时欧洲的印刷技术大发展，因此马丁路德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这种信息的传播，让教皇想“删帖”都无从下手。

农民、市民、新兴资产阶级、国王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觉得马丁路德的话有道理。而且，马丁路德也不是一个人战斗，一些知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在帮助马丁路德。比如墨兰顿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加上文艺复兴带来的教育普及，让教会不再能垄断知识，因此信徒对教宗的依赖也就没那么强了，更符合人们需求的“廉价教会”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商鞅变法时，商鞅一定要取缔私人办学。只有垄断了知识才能洗脑愚民，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就做不到。

马丁路德本身并不想推翻教宗的统治，只是希望通过改革可以更好地传播上帝的福音。教宗虽然不认可马丁路德，但是马丁路德声名鹊起，这时候杀了他搞不好会让他也“复活”，到时候他就真的“永生”了。但是这口气咽不下，于是就把马丁路德给开除了。而也因为这次开出，马丁路德直接创立了路德宗，更利于改革后的新教发展了。

连所谓的“罗马”都改革宗教了，瑞士、法国也相继跟进，最狠的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想离婚而不被教宗允许，于是在英格兰带头搞了改革，用圣公会代替了天主教。

那么这样一来，教皇面对“遍地狼烟”的局面，很难力挽狂澜。而在此后，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战争，必然捎上教皇一起反。如此一来，别管是什么矛盾产生的战争，都会演化为新教与天主教的战争。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一场关于诸侯国是否信教自由的问题，衍生出波希米亚受迫害的新教徒起义。战端一开，双方各自找信仰相同的帮手，于是这场起义演化成了欧洲大混战，被后世称为三十年战争。

这场战争从万历年间打到清军入关，是欧洲继黑死病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减员。战争的结果是两百俱伤，但相对来说，天主教势力还是失败的一方。这张战争让原本就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更加名存实亡。而荷兰独立之后，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了新的海上霸主。前霸主西班牙自然是元气大伤，不再是欧洲一流强国。新的欧陆一流强国成为了法国。

自此以后，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即便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与教皇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教皇对世俗王权的影响力大大减小。各国都在政教分离，天主教本身也不得不逐步世俗化，从而避免了天主教变成极端宗教

脱离宗教枷锁之后，自由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自由主义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与人文主义又产生了促进作用。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就很有局限性。但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思想解放冲破了天主教的禁锢。三十年战争之后，别管是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教会想控制人们思想的事情就很难进行了。

此后，自由主义伴生的自由贸易更加繁荣，中产阶级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社会如果有很多有钱的中产，不代表有中产阶级。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就是这些中产休戚与共，利益相通，大家能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如果形不成社会力量，那也就没有中产阶级。

宗教改革带来的另一种思潮就是欧洲的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而是欧洲人有了族群认同。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那种“天朝”彻底失去了号召力，教皇认可的皇帝也失去了号召力，欧洲民族国家开始形成。而各民族语言也开始发展，这就意味着老百姓的识字率上升。各种语言的《圣经》颁行，教会进一步失去了对教育的权威性垄断。

也因此欧洲出不来“欧始皇”，也不可能出现“欧苏丹”，哪怕是未来的拿破仑，也很难用武力一统欧洲。人们不需要教皇，也不需要罗马皇帝，当然就更不需要拿破仑皇帝。

当人失去了思想枷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在此后的发展中，连教皇都能质疑，更何况对国王的质疑呢？假设一个人脑子里预设一套思想审查系统，连说出皇帝的名字都觉得大逆不道，皇帝再无道都能自己脑补一个合理的解释，大不了劝自己说皇帝在下一盘大棋，那么这样的人断然不会有勇气和创造力。

对比同时期的明朝，这个差距不可谓不大。当欧洲的教皇跌落神坛时，明朝皇帝却通过废丞相和厂卫制度掌握了空前的权威。当欧洲人人都可以谈读《圣经》的感悟时，明朝读书人对《四书五经》的理解不敢超出八股文的范畴。当教会无法控制民间时，明朝的厂卫无孔不入。因此欧洲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朝气，而明朝、奥迪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这样的老牌帝国则愈发暮气沉沉。

对于欧洲的封建君主来说，想要像明朝皇帝或者奥斯曼苏丹那样控制人民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明朝皇帝就是明朝人的神，是世间唯一的真龙天子，反对天子是大逆不道，虽然这是硬性规定，也没什么理由，但这就成为了明朝人的基本意识。这种意识并不来自于信仰，也谈不到愚忠，其实根源是普通人对权力的恐惧。他们知道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权力最大的是皇帝，就问你怕不怕。明朝没有国教，玉皇大帝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号召力，对皇帝更没有约束力，所以明朝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奥斯曼帝国倒是有神，但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奥斯曼的苏丹即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而且，奥斯曼的苏丹还兼任哈里发，相当于阿拉伯帝国的正统继承国。这种情况下，奥斯曼的苏丹说话即是圣旨，还是神的意志，那自然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朝皇帝和奥斯曼苏丹都是圣人，也都是神（天）的代言人。而在欧洲，封建君主不是神，宗教改革之后，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王不可以是神的代言人，人人都能和神直接沟通。所以欧洲君主不可能达到明朝皇帝或奥斯曼苏丹那样的绝对权威。

那么接下来，欧洲人反抗君主压迫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只要君主无法在思想上控制百姓，启蒙运动的到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人类文明的重担就要交给启蒙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