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所谓“中国挤压论”在国际经济政策圈扩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舒米特罗·查特吉和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借助反事实假设和概念跳转为核心研究方法，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今年5月的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在收入水平提高、技术能力上升之后，仍保持较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份额，因而压缩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依靠制造业实现工业化的空间。随后，《金融时报》进一步将这一判断与东亚“雁行模式”结合，《外交事务》杂志则以“中国正在身后抽走梯子”强化其政治含义。于是，这套叙事把复杂的全球产业竞争压缩为一个直观的故事：过去的先行经济体升级后逐步让出部分产业，后发经济体依次承接；今天中国已经进入高技术产业，却仍在许多传统制造业领域保持竞争优势，于是后面的国家失去了起飞空间。

这一解释在某些层面抓住了发展中国家对就业、产业升级和市场份额的真实焦虑，提供了一种看上去极为容易理解的解释方案，又能通过对中国进行舆论暴力来廉价地缓解焦虑情绪。但从理论上看，这种所谓“研究”至少是非常不严谨的。“中国挤压论”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业转移经验普遍规律化，又把全球制造业理解为近似固定的市场空间，最后依靠高度假设性的反事实推导，将中国保有竞争力与其他国家工业化不足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当下理解亚洲和全球南方的工业化，需要从“雁行模式”进一步转向“网络化产业生态”，才能得出更加接近事实的认知。

“雁行模式”不应异化为产业让渡的义务

“雁行模式”的提出，原本是用于描述后发经济体内部产业由进口、国内生产到出口的演进。后来，这一概念被扩展为东亚产业梯度转移的地区模型，用来解释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先后进入不同制造业环节的历史过程。这个模型对于理解战后东亚工业化有重要启发，但其成立依赖于巨大的工资梯度、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跨国直接投资扩张、技术扩散以及开放贸易环境等条件。

把这一特殊经验不严谨地“一般化”，进而提出充满主观色彩的所谓“先行国家收入提高后，应当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核心锚点展开支撑，缺乏充分理论依据。产业是否转移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产业集群、物流效率、供应链完整度、技术改造、自动化程度和市场规模等多种因素，不是什么应然的道德义务。德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仍保持汽车、机械和化工优势，日本没有退出部分传统制造业，韩国也长期维持造船、汽车和电子产业。一个国家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只要生产率、组织效率和产业生态能够抵消工资上涨，其继续保有部分传统制造业完全可能符合比较优势动态演进。

相关讨论需要先厘清一个基本问题：“雁行模式”可以描述一段历史，却不能自动生成后发国家对先行国家产业份额的权利。更直白地说，产业升级意味着比较优势重组，并不等同于必须退出所有低技术或劳动密集型环节。

“中国挤压论”把反事实当成事实

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将中国在低技能制造业中的出口份额与其低技能劳动禀赋占比进行比较，并将两者之间的差距解释为所谓“超额出口”。PIIE随后以服装、纺织、鞋革等行业为例，估算2022年存在约1100亿美元的“超额”增加值出口，并据此推断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失去了可观的出口和就业机会。这是反事实的。

主要问题在于，中国少出口一美元，并不能直接推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出口一美元。市场份额可能流向越南、墨西哥、土耳其或东欧，也可能被自动化生产重新吸收，还可能因为成本上升导致需求收缩。具备低成本劳动力也不意味着自动有了可靠电力、港口物流、工程人才、质量控制、供应商网络和稳定政策环境。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表现取决于能力形成，劳动力禀赋只是其中一个条件。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生产组织方式。传统“雁行叙事”把国家视为相对完整的产业单元，制造业像接力棒一样从先行国家转移到后发国家。但今天的制造业越来越由跨境中间品、资本设备、数字服务、技术标准、融资、物流和生产网络共同构成。同一件产品往往在多个经济体之间完成不同环节，各国在同一产业中同时存在竞争、互补和共同升级。

世界银行今年4月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更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证据。报告称中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出口中，中间品占有重要位置；针对越南的估算显示，中国最终消费品进口会对部分就业形成压力，而中间品进口则与就业增加相关。这个结果提醒我们，衡量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影响，需要同时考察最终产品的进口竞争，以及中间投入品、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降低工业化成本的作用。

由此可以提出“网络化产业生态”这一替代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中国可能在若干最终产品市场与一些国家有竞争，同时又向这些国家提供机器、电气设备、零部件和数字基础设施，使当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进入全球价值链。因此，相关研究重点应从“谁占有多少全球出口份额”转向“谁帮助更多经济体形成更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和本地增加值”。

从“雁行模式”到“网络化产业生态”

“中国挤压论”系统性忽略的事实是，中国也是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重要的资本品、中间产品、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来源。竞争效应与能力建设效应并存，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二者如何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阶段发生作用。

相关证据显示，中国正在主动构建“网络化产业生态”，这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扩大对全球南方制成品和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使贸易关系形成更强的双向性。第二，推动中国企业在东盟、非洲、拉美投资中提高本地采购、本地就业、工程培训和研发合作比例，使供应链合作形成可持续的本地增加值。第三，围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和绿色制造建设跨国产业集群，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产业增长轨道。第四，已经着手公开更多关于中国中间品、资本品、对外投资和当地就业效应的数据，邀请东盟、非洲、拉美以及欧美学者共同开展可复制的实证研究。

整体来看，“从雁行模式到网络化产业生态”提供了一个更符合现实的解释。过去几十年的东亚经验虽仍有历史启发，但新的全球产业结构已经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并行化、网络化和生态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之间既存在市场竞争，也存在供应链协同、投资合作和技术扩散。未来政策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扩大这种协同效应，让更多经济体在网络中获得更高本地增加值、更强产业能力和更大的发展自主性。

只要讨论从固定份额转向能力形成，从产业让渡转向网络协作，从单一出口指标转向就业、增加值、投资、技术和生产率的综合衡量，“中国挤压论”这种建立在反事实假设基础上的解释，其结构性不足就会逐渐显现。中国已经且将继续用更开放的数据、更可验证的合作成果和更具包容性的产业政策，让国际社会看到另一幅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图景，即中国的发展可以成为全球南方工业化网络中的重要能力节点，并与更多国家共同拓展新的产业空间。（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