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宸懿】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登岛”行程早已结束,但外交层面的论战仍在继续。
比如,俄罗斯外交部8月18日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相关言论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美方言论毫无新意,只会助长日本的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俄方当日也召见了日本大使,重申对南千岛群岛拥有主权和管辖权。
南千岛群岛争议在俄日之间存在已久,日本称之为“北方领土问题”,涉及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二战结束后,苏联取得并实际控制上述岛屿,此后由俄罗斯实际控制。日本则主张四岛不同于其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中放弃的“千岛列岛”,要求俄罗斯返还;俄方则将其视为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并把归属问题同二战结果、《雅尔塔协定》和战后国际安排联系起来。
俄日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争议岛屿
1956年,日本和苏联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曾留下过解决空间:苏日恢复邦交后,赫鲁晓夫同意在和平条约缔结后向日本移交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但前提是日本保持中立。1960年日本与美国签署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明确将“远东”地区纳入美日共同防御范围,苏联以日本违约为由拒绝移交两岛。
冷战结束后,戈尔巴乔夫1991年访日,双方扩大政治接触并启动无签证交流;1993年《东京宣言》继续确认通过历史、法律和既有文件处理领土问题。1997年至1998年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了两次著名的“无领带”非正式会晤,日本一度期待在2000年前后实现突破。
在此背景下,1999年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编写《变化中的日俄关系——来自俄罗斯人的88个问题》(下称“88问”)。该研究会由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末次一郎创立,长期关注日俄关系、安全保障与领土问题。该书并非政府白皮书,却有鲜明的政策传播色彩。
2000年,俄文翻译版“88问”出版,但更名为《通往日俄和平条约之路的里程碑——俄罗斯公民的88个问题》。2001年,如今已成为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的学者阿拉京(В. В. Аладьин)出版了《俄罗斯与日本:通往和平条约道路上遗漏的里程碑》一书,以国家安全和政策研究的语言逐项给出回应“88问”的另一套答案。
阿拉京(以下简称俄方)并未拒绝日本提出的“里程碑”隐喻,而是通过加入“被遗漏的”这一限定词,暗示日本的核心问题不是完全“错误”,却是有选择地叙述历史、遗漏不利于自身的事实。三份文本合在一起,呈现的正是俄日双方围绕南千岛群岛居民认知展开的一场公共外交与叙事竞争。
本文正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三份文本进行叙事策略解读。
日方宣传策略
论据1:先不谈主权,先谈日子:日本把领土问题“生活化”
日本对四岛岛民采取的第一个宣传策略,就是暂时绕开复杂的条约和国际法,将争议转化为普通人皆能感知的治理能力对比。对普通居民而言,《下田条约》《雅尔塔协定》和《旧金山和约》当然重要,却远不如工资、医院、道路、港口和学校重要。
“88问”因此先铺陈当地困难:水产品加工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工资拖欠、物价上涨、医疗设施不足,1994年北海道东部地震又破坏了学校、幼儿园和生产设施。随后立即介绍日本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救护车辆、燃料、防灾设备,以及对学校和港口的援助,并突出日本在农业、渔业和医疗技术方面的能力。叙事由此形成一组无需明说的对比:一边是生活不便,另一边是隔海而来的物资、技术和服务。
国后岛的“友好之家”很能说明这种手法。日本外务省1999年拨款建设这一设施,名义是服务人道援助和日俄交流,后来成为免签交流人员住宿的宾馆,馆内电视可以同时接收俄日节目。它虽然不能改变国境线,却把“日本”从地图上的对手变成了可以住进去、看得见、用得上的邻居。日方希望削弱“主权改变必然意味着生活恶化”的预设,把“谁拥有主权”暂时搁置,把“谁能让生活更好”推到前景。
日本外务省1999年拨款在国后岛建设的“友好之家”
来源:Asia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这种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要求岛民先接受日本的历史结论。相反,它改变了议题出现的顺序:先让居民接触日本的物资、技术和生活方式,再讨论领土、历史和法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比从条约条文开始更容易接受。日本没有直接告诉岛民“你们应该支持返还四岛”,而是试图让“日本是否值得信任、能否带来更好生活”先成为一个可以被日常经验回答的问题。只有当这一问题得到较积极的答案后,领土主张才有机会从抽象政治口号变成可想象的未来选项。
论据2:让岛民自己看:无签证交流把宣传变成体验
如果人道援助是在展示日本的“治理能力”,那么1990年代制度化的无签证交流,则让这种印象变成亲身体验。按“88问”所列数据,1992年至1999年6月,双方通过这一渠道互访人数均累计约2800人。俄罗斯居民不仅到北海道,也访问东京、秋田、宫城、长野和关西部分地区,参观学校、企业、文化设施并进入普通家庭;日本居民则进入岛上访问家庭、学校和水产品加工企业。
该举措关键在于促使岛民自行比较,从而得出“归属日本将改善生活”的结论。对经历过1990年代末经济转型阵痛的居民而言,日本的城市设施、消费环境、医疗教育水平及家庭生活方式,远比抽象的政治口号更具说服力。此后交流又向职业技能培训和语言政策延伸。
1997年前后,部分岛民赴北海道接受农业、渔业培训,日本青年海外协力组织成员也在岛上开展日语教学。这些举措由此形成了一套“援助—访问—培训—语言”的四部曲:先降低警惕,再增进实际接触,最后建立利益联系并进行文化渗透。
“88问”俄文版的插图也很值得玩味:一幅是择捉岛儿童手举日俄国旗欢迎日本代表团,另一幅是岛民赴静冈旅行,向一位日本老人致意。它传递的是一种“我们已经在相互往来”的亲近感而非谈判桌上的疏离感。对俄方来说,真正值得警惕的也正是这种日常化:法律边界没有动,地方社会的心理距离却可能先发生变化。
相比较而言,“88问”日文版(《变化中的日俄关系》的正面封面采取了冷峻、严肃的深蓝色底色与纯白文字排版,仅署名“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编”。然而,该书在封底处却利用大量篇幅详细罗列了编著者的资历,以此向日本读者重点展示作者团队的权威性与专业性:他们多为大学教授、防卫与安全保障领域的政府智库研究员以及外交评论家。这种包装设计的潜台词是:本书由顶级专家与国家级智库背书,其对这88个问题的回答具有极高的专业度,正确性是不容辩驳的。
《通往日俄和平条约之路的里程碑——俄罗斯公民的88个问题》俄文版封面及交流照片
《变化中的日俄关系——来自俄罗斯人的88个问题》日文版封面
论据3:把“大国领土”拆成“小家庭账本”
日本更有针对性的一步,是直接讨论主权变化可能给个人带来的风险。住房、就业、国籍、养老金、社保,乃至原居民回流后的财产冲突——这些现实问题,对岛民来说远比“历史正义”更为迫切;而这正是日方此次发力的核心所在。
“88问”没有回避这些顾虑。书中承认,在俄罗斯政府尚未同意移交时,日本政府不可能预先作出完整法律承诺,但同时介绍了日本国内讨论的方案:保障愿意留下的俄罗斯居民的居住权,尽量维护就业和生活利益,对选择迁出的居民给予援助,并研究国籍、居留、补偿和社会保障安排。
这使领土争端的讨论单位从“国家”变成了“家庭”。如果“返还四岛”在岛民心中等同于失去房屋、工作和身份,再精致的历史论证也很难产生吸引力;而如果这些变化是可以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调和的,日方主张就从一个遥远的国家要求,变成了至少可以讨论的生活方案。
论据4:把1945年从“终点”挪开
日本的叙事充分证明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8问”在地图中连续展示1855年《下田条约》、1875年《桦太千岛交换条约》、1905年《朴次茅斯条约》以及1951年《旧金山和约》对应的边界变化,试图构成一条不断移动的日俄边界时间轴。
日方“88问”中1855、1875、1905和1951年日俄边界变化的视觉化呈现
这种视觉编排的作用,是把读者带入“边界一直可以调整”的历史感:1855年划界,1875年交换,1905年再变,那么1945年的格局是否一定是不可触碰的永久终点?在俄方叙事中,1945年是战争结束和战后边界形成;在日方叙事中,它只是漫长边界史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仍可通过和平谈判继续调整。于是,“不能改变二战结果”被转换成另一个问题:“既然历史上的边界不断变化,为什么1945年后的状态必须永恒?”
论据5:用民调证明,岛民并非“铁板一块”
随着交流扩大,日本开始频繁引用岛民调查。“88问”列出多组1990年代后期数据:一项针对国后、择捉和色丹约1000名居民的调查显示,无条件或有条件支持移交者约44%,反对者约42%;另一项针对三岛404人的调查则出现约73%支持、20.3%反对的结果。两个结果差异极大,显然会受到样本、提问方式、调查时间和“有条件支持”定义影响,不能证明岛民已经形成稳定多数意见。
然而,日方的核心诉求并不是获得“多数认可”,而是着眼于打破“所有岛民必然反对”的印象。只要能证明当地意见确有分化,就可以进一步按岛屿、年龄、职业、与北海道接触程度等因素细分受众,进而锁定那些对日本叙事更具接受潜力的个体。民调由此兼具双重功能:不仅是测量意见的工具,也是制造政治可能性的工具。
日方还注意到不同岛屿并非同质社会。色丹、国后、择捉在经济结构、人口构成、与北海道的距离以及军事存在上均有差异,因此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日方据此把笼统的“俄罗斯岛民”拆分成不同受众:经常参与交流者、年轻人、渔业和农业从业者、需要医疗服务者,都可能对日本产生不同程度的兴趣。这种做法已经带有现代公共外交中“受众细分”的特点——不要求一次说服所有人,而应先寻找最容易发生认知变化的群体。
俄方回应
论据1:拒绝接受日本设置的概念框架
俄方的反击首先从词语开始。日本称“北方领土”,把四岛定义为不同于千岛群岛的“日本固有领土”;俄方坚持“南千岛群岛”或“南库里尔群岛”。这并非简单的名称争执。如果接受“北方领土”这一称呼,问题就很容易变成“日本北部领土何时归还”;而使用“南千岛群岛”这一称呼,争议则被放回整个战后千岛群岛安排中。
同样,俄方努力避免日方常用的“возвращение(归还)”,改用“передача(移交)”或“уступка(让与)”。“归还”暗示俄罗斯占有了别人的土地,“移交”或“让与”则预设谈判时主权在俄罗斯一方。循此思路,俄方对“88问”的回应更侧重对问题架构的批判——他们质疑用词、分类和顺序中隐含的倾向性,认定所谓“俄罗斯人的88个问题”就是一套带有目的性的叙事框架。
论据2:把“生活选择”重新抬回“国家主权”
面对日方不断把问题个人化、生活化,俄方的核心反制是重新强调二战结果、国际法和国家安全。俄方集中讨论《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和1951年《旧金山和约》,主张日本已经在战后安排中放弃千岛群岛权利,并把苏联取得相关岛屿视为二战结果的一部分。
这其实是一场“问题层级”的争夺。日本把争端降到家庭层面,以住房、就业、医疗和生活水平降低主权变化的恐惧;俄罗斯则把它重新提升到国家层面,强调边界不能由经济条件优劣或局部短期民意决定。北海道可以更富裕,部分岛民也可以更喜欢去日本旅行,但这些事实本身不能推出国境线应当改变。双方于是形成两套不同的合法性:日方强调居民福利和治理能力的“生活合法性”,俄方强调战后秩序、国际法和国家安全的“主权合法性”。
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中,日本正式声明放弃对千岛群岛以及萨哈林岛(库页岛)的一部分之所有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该条约并未明确指明千岛群岛的主权应当转让给苏联且苏联(俄罗斯)也并未签署该条约,从而埋下了日俄之间关于“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争议。来源:联合国文献库
论据3:质疑日方所谓民意调查的真实性
对于日方民调,俄方更是直接在调查方法和政治代表性层面就提出了质疑。俄方认为,样本选择和提问方式具有导向性,日方放大对自身有利的个人意见,却弱化地方行政机构和代表机构的正式立场。按这一逻辑,随机受访者的态度不能取代法定政治机构,更不能直接转化为领土归属依据。
俄方的重点是深一层的反击,也是对“谁有资格代表岛民”的质疑。在日方框架里,个体受访者的态度本身就是政治事实;在俄方的框架里,居民仍属于俄罗斯政治共同体,其意见必须通过法定制度表达。前者强调个人选择,后者强调制度代表性。于是,一张问卷到底只是社会调查,还是能够被解释成领土政治的依据,本身就成为双方争论的一部分。
对于无签证交流和人道援助,双方解释更是完全相反。日方称其为增进理解的“和平桥梁”和对困难邻居的帮助;俄方则把它解释成对边疆社会的长期“心理干预”:通过利益、体验和人际交往培养依赖感与好感,逐步软化岛民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最得意的“民间交流”,在俄方叙事中恰恰成为需要警惕的政治工具。
论据4:强调日本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法兑现自身承诺
针对俄罗斯的军事顾虑,日方辩称冷战已经结束,俄日关系不再具有过去的军事对抗性质,随着战略武器削减和双边关系改善,继续把四岛当作军事屏障已经过时。日方还表示,即便岛屿归还,也考虑限制自卫队部署甚至不设军事基地,俄日完全有可能发展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俄方的反驳抓住了美日同盟这个不利因素。俄方认为,如果只是俄日双边问题,“限制自卫队”“不设基地”等承诺尚可讨论;但日本的安全政策并非完全独立于美国。一旦主权移交,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美军能否进入,都不能由东京单方面保证。俄方还援引1996年美日安全联合宣言反问:如果冷战后的军事对抗已经失去意义,为什么美日安全合作仍在强化?南千岛群岛又关系到鄂霍次克海方向的重要通道,因此俄方不可能用永久性的领土变化去交换另一国当下的政治承诺。
这也揭示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结构性上限。对地方居民而言,交流越频繁,日本越像一个方便富裕的邻居;但对俄罗斯而言,莫斯科必须计算美日同盟与远东防务等长期战略风险。因此,日本的对俄传播出现了一个悖论:日本在岛民层面的影响越明显,莫斯科越可能认为外部影响正绕过正式谈判进入边疆地区,从而提高安全警惕。1990年代地方交流明显扩大,领土谈判却并未同步取得决定性突破,这正说明“社会认同改善”很难直接转化为“国家主权让步”。
2025年俄学者新书指出,美俄全面对抗下,日本已然从美国追随者升级为亚太遏俄战略的前沿、技术与军事支点。
论据5:用日本材料反驳日本
俄方回应的显著特点在于,其论证并未局限于俄方自身档案,而是大量援引日本官方地图、行政文件、议会记录、地理资料及日本学者研究,以日方史料反证日方主张。
《俄罗斯与日本:通往和平条约道路上遗漏的里程碑》书中第27问和第28问原文
针对第27问——“难道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日本政府不是一直认为国后岛和择捉岛属于其已放弃的千岛群岛吗?”——作者引用1951年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在国会答辩中的表态,该表态明确承认国后、择捉属于千岛群岛并已依约放弃;作者同时指出,日本政府自1946年依据盟军指令将两岛划出行政版图,直至1960年代后才改变立场。
针对第28问“1946年苏联通过了关于兼并南萨哈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法令,难道日本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俄罗斯的领土吗?”,作者进一步列举:1930年《日本地理百科全书》第10卷及1936年《日本地理图集》所载地图,均将齿舞群岛与色丹岛标注为千岛群岛的一部分;1946年日本内务省出版的地图亦将南萨哈林及千岛群岛划为苏联领土。此外,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规定苏联在缔结和约后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两岛,日方予以接受。依国际法原则,领土转移须以转让国拥有合法主权为前提,日方接受该承诺即构成对苏联实际主权的承认;若否认苏方主权,则该转让允诺失去法律基础,日方接受亦不具效力。因此,日方上述接受行为被视为俄方主张领土主权连续性的重要佐证。
同时,作者所引日本学者高仓新一郎《千岛群岛史纲》与奥村丽一《千岛小笠原史考》的研究也证实,日本在历史上曾将国后、择捉、色丹及齿舞群岛明确视为千岛群岛的组成部分,而非如后来所主张的“北方领土”特殊分类。这一论证策略有效降低了受众的“来源防御”心理——若俄方仅依赖本国档案,日方可轻易归为“俄方单方解释”;但当日方自身的历史地图、行政文件及学者研究均与俄方立场一致时,日方则不得不解释其自身资料为何发生前后变化。
阿拉京引用的1954年东京出版、经日本文部省批准的中学《社会科地图集》中的日本国界线插图,证明日本官方出版物实际上并没有将“北方四岛”视为日本领土。
结语:这场论战留下了什么
日本影响力最容易进入南千岛群岛社会的时期,恰恰是俄罗斯国家能力最弱、地方经济和公共服务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并没有首先依靠更激烈的政治宣传,而是通过医疗、教育、交通、渔业合作和人员访问建立影响。其经验说明,当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时,外部力量提供公共产品本身就可能形成政治吸引力。从结果看,日本对四岛居民的宣传确实成功拉近了与部分俄罗斯岛民的心理距离,打破了“岛民铁板一块反对日本”的局面,甚至让部分人愿意探讨主权移交后的生活方案。
然而,这种社会认同层面的改善终究无法逾越美日同盟所构成的现实安全屏障,也无法撼动俄罗斯中央政府对领土主权的底线立场,因而未能转化为任何实质性的领土让步。随着以接触政策换取领土让步的策略宣告失败,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对政策路线作出重大调整,撤换了铃木宗男、佐藤优、东乡和彦等“知俄派”人士,转而提拔川口顺子、谷内正太郎等重视日美同盟的强硬派全面接管对俄战略决策。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亦从务实的“两岛先行”——即依据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先行收回齿舞、色丹两岛——倒退至僵硬的“四岛一并归还”原则,日俄领土谈判自此陷入长期停滞。
这场围绕岛屿问题的舆论博弈,也促使莫斯科方面深刻认识到: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民生水平偏低,可能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可乘之机,进而直接危及领土安全。为此,俄罗斯政府先后实施了两轮《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累计投入约860亿卢布,用于改善交通、能源,升级民生设施,发展养殖加工与资源开发。随着岛民生活及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外部力量借“经济落差”介入地方社会的空间显著缩小,俄方通过实质性的建设举措,有效遏制了日本利用民生差距进行渗透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这场舆论战也显著激发了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领土让步的呼声日益高涨。《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社论,高呼“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明天报》则以“交出千岛群岛,就会失去西伯利亚”为题,将岛屿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高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01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森喜朗在伊尔库茨克就和平条约举行会谈,最终发表的《伊尔库茨克声明》既未明确承诺归还齿舞和色丹,也未宣布1956年共同宣言相关条款失效,很难说俄民众的抗议对谈判进程没有产生影响。同年9月,萨哈林州政府和州杜马召开听证会并通过《建议书》,明确提出:若日本坚持将和平条约与领土让步挂钩,俄罗斯可考虑中止谈判,理由在于国家无需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和平条约。
2020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修正案》正式写入“禁止割让领土”条款,将割让部分出让国家领土或破坏领土完整的行为明确界定为违宪。至此,俄罗斯出让四岛中的任何一个岛屿在法律上已无可能,领土问题的解决路径实质上被彻底封死。
再到文章开头提到的“登岛”行程:2026年8月13日,普京当天抵达南千岛群岛地区,视察了岛上的水产品加工厂、学校、医院等设施,并与当地居民交流。这是他自2000年就任总统以来,首次登上这片俄日争议岛屿。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确实正在该区域附近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择捉岛海产品加工综合体
来源: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
这意味着俄罗斯已经用实际行动对外界宣告了自身对这片岛屿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试图通过舆论渗透、外交施压改变领土现状的做法,都已经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舆论战和博弈,也将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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