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伴随着连续半个月的血战与攻坚，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终于将锦州城彻底攻克。这一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城市的易手，更像是一道沉重的闸门轰然落下——东北通往关内的战略咽喉被彻底切断。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布局由此土崩瓦解，只剩沈阳与长春两地仍在苦苦支撑，犹如风中残烛，再无翻盘的现实可能。尤其是长春，自年初起便被层层包围，城外铁壁合围，城内则早已陷入断绝状态。粮食、蔬菜、柴火等一切基本生活物资完全中断，守军与市民只能依靠零星空投勉强维系生命，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手不断收紧，士兵们士气低迷，战斗意志早已被消耗殆尽。 长春守军先后起义投诚 在这种几乎窒息的绝境中，驻守长春东城区的滇军第60军率先打破沉默，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全军近三万官兵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通电起义，正式倒向人民阵营，这一举动如同在死水中投下一块巨石，迅速激起连锁反应。17日晚，第60军秘密撤出原有阵地，将防线完整移交给围城的东北野战军部队，行动干净利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犹豫与拖延。临撤之前，曾泽生军长特意致信负责长春战局、同时兼任“剿总”副总司令、第1兵团司令以及吉林省主席的郑洞国，信中语气恳切而沉重：

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公乃长春军政首长，望即共襄义举。 短短数语，既是劝说，也是时代压力下的一声叹息。 第二天清晨，驻守西城区的中央军新7军突然发现，原本并肩作战的“友军”阵地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对面的士兵竟然统一戴上了东北野战军常见的狗皮帽子，连口音也从熟悉的云南腔变得陌生而统一。前一夜还是同一阵营，转眼之间却已立场分明，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前线官兵一时惊骇不已，立刻将情况上报军部。

然而军部高层此刻也早已失去继续抵抗的信心。经过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以及参谋长龙国钧等人紧急商议，他们最终做出一个沉重却现实的决定——向东北野战军投诚，放下武器，以避免更大的伤亡与无谓消耗。18日上午，新7军政工处长杨天庭等人主动前往谈判，并郑重承诺： 当面保证不破坏武器、仓库，所有机要文件一律交出。 这一句承诺，既是对局势的妥协，也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劝说郑洞国一同起义遭拒 当晚，为表达诚意，新7军率先交出4门105毫米榴弹炮，并安排两位副师长参与后续谈判，试图用行动加速和平交接。双方在19日清晨5时30分正式签订协议，新7军随即撤离西城区，城中局势进一步收束。至此，长春城内只剩郑洞国兵团部直属部队仍在孤立坚守，像暴风雨中最后一盏摇晃的灯火。 考虑到郑洞国毕竟是抗战时期的老长官，在军中仍有威望与情感纽带，参谋长龙国钧再次出面，亲自前往劝说，希望他能够顺势而为，避免无谓牺牲。他抵达中央银行大楼郑洞国所在指挥部后，语气尽量委婉地说道：

史说副军长正主持会议，但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 然而郑洞国的态度却异常坚硬，几乎没有任何松动的空间。早在曾泽生劝降之时，他就已明确拒绝： 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如今面对昔日并肩作战的部下也来劝降，他的情绪更是激烈，当场回绝： 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何苦这样逼我！ 言语之中既有愤怒，也有一种被现实撕裂的复杂情绪。见其态度已无回旋余地，龙国钧心知再劝已无意义，只得沉默离开。数小时后，他率部放下武器，选择结束对抗。

形势所迫放下武器 第60军与新7军相继撤离长春之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完成最后的包围收紧，派独立第9师1团将郑洞国指挥部团团围住。此时的局势已如铁桶一般，外无援兵，内无转机。尽管郑洞国本人依旧情绪激烈，甚至一度准备举枪自戕，以示不屈，但他身边的部下却早已不愿再为这场注定失败的局势陪葬。 兵团参谋长杨友梅、参谋处长郭修甲主动出面，与东北野战军展开谈判，并提出一系列条件：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中公开发表讲话，对外宣传中则以“郑系受伤被俘”处理，以尽可能保全其个人体面。令人意外的是，东北野战军方面对此全部予以同意，局势由此进一步走向和平收束。

21日凌晨，杨友梅下令警卫部队向空鸣枪，以此作为最后象征性的抵抗宣告。枪声回荡在夜色之中，却更像是一种告别。随后，全体人员集体放下武器。 楼上的郑洞国听到枪声，误以为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一度准备举枪自尽。关键时刻，被身边警卫死死拦住，众多部下也纷纷上前苦苦劝阻： 千万莫走绝路！ 在一片哀求与拉扯之中，郑洞国最终走出房间，代表兵团部正式宣布投诚。至此，长春全城宣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