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余秋雨出版散文集《文化苦旅》，他行走在敦煌、三峡、柳侯祠等文明遗迹之间，思索历史的重量与民族的命运。读者买来散文集，在自家台灯下缓缓阅读，感受这份思想、行走与生命体验所交织的诗性真诚。2023年，68岁的杂货店主王玉珍在社交平台断断续续写下《我恋禾谷》，她的文字朴拙、故事寻常，却让十余万人在屏幕前日日等待，又在评论区里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触，一种基于生活的真诚，在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中被反复确认。从《文化苦旅》到《我恋禾谷》，打动读者的始终是散文传统精神中不变的“诚”，但这份“诚”的形成方式和存在状态早就已经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转型中悄然变化。

散文的“诚”从个体走向关系，从文本走向世界

中国文论强调“修辞立其诚”，千百年来散文与读者之间的本质契约就在于一个“诚”字。这自然不是作者落笔之前就天然存在的静态品质，一个学者在遗迹现场的感怀，一个文人在贬谪途中的顿悟，都是作家在行走与书写中不断体验的真诚。读者被这样的文字触动，那一刻的“诚”同样也发生在阅读的行动中。只是在以往这种关于“诚”的传递与回应是沉默的、滞后的，是难以被看见的，读者或许会在日记里写下一段感慨，或许会给出版社写一封信，但这些回响大多属于私人空间。数智时代带来的根本变化，不是创造新的“诚”，而是让这个曾经静默的过程在公共视野里变得可见。由此，“修辞立其诚”从作者的内在修养，转变为一种可在交互中被观察、被确认的公共言说实践。

具体而言，散文的“诚”在数智时代经历了四层递进的变化：先是写作者的大众化重新定义了“诚”的主体，继而算法的偶然性改变了“诚”的传播方式，同时作者与读者的持续互动将“诚”缔结为双向契约，随之而来的是散文所承载的“诚”从文本溢出，成为一种可参与的生活实践。这四层变化，从个体走向关系，从文本走向世界，“诚”的内涵在每一次演化中都被赋予新的维度。

最先显现这种变化的是技术平台对写作者身份的重新定义。比如，平台邀请用户书写身边的人和事，总投稿量超过几千万字；大量仅百余字的微散文略去起承转合，只捕捉生活中一瞬间的真情实感；在互联网文化社交平台上，快递员胡安焉记录上夜班的一年，家政工李文丽在打工间隙用手机写下20万字的琐碎日常，育儿嫂范雨素在公众号上写出离乡进城的日日夜夜……他们未经文学期刊筛选，不属于职业作家群体，却凭借一个个账号直接抵达无数读者。读者对他们的信任，无关文学技巧或既有声望，只在于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判断——“这个人确实经历过这些事”。真诚的写作者是一个个不可被替代的个体，平台让不同的生活经验进入大众视线，他们的涌现，不是抽象的热闹，而是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相互照见。

散文之“诚”基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持续的双向互动

除了写作者的涌现，数智时代的算法也发挥了一个颇为出人意料的功能，它让散文所承载的诗性本真与文体象征的“诚”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在短视频平台上，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相关话题播放量高达几十亿次，这位去世十余年的作者，成为互联网上深受年轻读者喜爱的散文家。年轻人的阅读，大多来自互联网算法推荐带来的偶然相遇，一个通勤路上刷视频打发时间的年轻人，可能从一位博主的摘抄中第一次撞见这样的句子——“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史铁生散文直面痛苦的坦诚，在绝境中依然葆有善意的生命态度，在此时此刻成为年轻人寻求确定性的参照。

同样，学者易彬以二十余年的研究为基础，在学术传记《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中，还原了诗人穆旦在历史缝隙中辗转求全的一生。传记散文所承载的“诚”不是虚构的戏剧性，而是客观的文史知识和个体的真实经历。传记问世未久，适逢穆旦诗歌《赞美》出现在全国高考语文卷的作文命题中，“谁是穆旦”随即登上网络热搜，年轻读者在社交平台上发问，继而翻开这部学术传记，读到穆旦如何在动荡年代坚守着诗歌，又如何在翻译中为汉语注入新生。

史铁生与穆旦的文字早就已经存在，但文字的“诚”一直在等待与不同时代的读者相遇。如今读者在算法的偶遇中看见了他们，又在他们的书写中看见了自己，那么算法激活的就不只是流量，更是散文作为“诚”的符号的象征力量。

与此同时，散文之“诚”的缔结也不仅仅是作者的单向承诺，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持续的双向互动。李娟的散文世界是这种双向契约生成过程的鲜明佐证。从早期原生互联网论坛到微信公众号，再到短视频平台与直播平台，李娟的文学成长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深度交织。在读者眼中，她是论坛里写着阿勒泰牧场和漂泊生活的“燕子”，是公众号里记录猫咪日常、吐槽盗版的“娟姨”，也是直播镜头前说自己内耗、社恐的邻家朋友。在网络平台《冬牧场》的读者评论区，“真”“真实”“真诚”三个词累计出现近千次，好几万用户共同标记了《我的阿勒泰》中的句子——“我正是这样慢慢地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的。”这些细节表明，日常化的媒介自我呈现，与散文文本共同参与了对李娟散文“诚”的缔造。作家、读者与作品，在每一次阅读、每一篇帖子、每一条回复里的交互，都是对“诚”的不断确信。

进一步而言，这种信任的力量，也从散文文本生长出行动。随着剧集《我的阿勒泰》播出，“文学+影视+文旅”的联动效应使得散文的“诚”开始溢出文学的边界，进入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新疆阿勒泰地区文旅部门与出版方花城出版社合作，推出“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剧，去一个美丽的地方”的文旅计划，开发以李娟散文为灵感的徒步线路，让散文中那种与自然共生、与孤独和解的生活态度，通过物质场景具身化为一种可感的散文化生活体验。当一个读者站在阿勒泰的旷野中翻开《我的阿勒泰》，那一刻散文的“诚”就不再只是纸页间的契约，而是成为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一种可以过一段日子的活法。如此一来，散文的“诚”从交互叙事延展为一种文学生活方式，它栖居在文学节、徒步线路、日历、文创产品和社交媒体的话题标签中，成为一种可参与、可流动、可再生的文化实践。

最终定格“诚”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朴素而庄重的信赖

在深度嵌入互联网文化生产逻辑的过程中，散文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本真性契约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以算法为技术动能的交互机制天然适应于人们的情感需求，这一过程不免会催生情绪的再生产。而一旦叙事中的“诚”被简化为可被设计的情动共鸣，散文那种需要耐心沉淀和从容品读的“诚”，就极易在流量的喧嚣中被稀释。另一方面，如果算法不断给用户定制“真诚”的体验，那么“诚”很可能退化为一种可供流量反复收割的情绪交换物。部分作者也会顺应市场逻辑滑入模板化的情感叙事，甚至连写作者的身份也存在被流量化的可能。譬如，当“素人写作”逐渐被市场识别为一个品类，平台与读者开始期待某种固定的底层叙事模式，那么创作者的类型身份与固定的表达模式可能面临标签化风险。这种表演性的真诚势必侵蚀散文的写作伦理，并混淆公众的情感与判断。

面对这样的困境，数智时代的散文需要创作者与读者重新理解“修辞立其诚”的品格。对于创作者而言，重要的是对自身真实处境、真实情感的忠诚与珍惜，而不是对情绪模式的模仿复刻。快递员写快递行业的奔波、家政工写家政事物的琐碎、货车司机写路上的遭遇，他们的文字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身份的标签，而是因为生活本身的细密与真实无法被替代。

对于读者而言，同样需要在算法的洪流中保持一份清醒。算法带来的偶然相遇，固然让史铁生的坦然、李娟的真实穿越信息喧嚣抵达人心，但这份偶遇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是未被精准投喂的生命文本，而非被设计好的情绪产品。读者每一次主动选择点开一篇散文，每一次在评论区写下真诚的回应，每一次将触动自己的文字转发给另一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注意力为心中的“诚”加码，而非为流量买单。未来的散文注定要在多主体交互的复杂场域中，重新学习如何守护自身的真诚。在这场关乎时代公共言说伦理的建设中，算法可以为“诚”开辟通路，但最终定格“诚”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朴素而庄重的信赖。(作者：姜肖，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