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石油巨头甩卖新能源资产的消息频繁出现。近日，又有消息称，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壳牌（Shell）开启了新一轮的欧洲海上风电场大甩卖。

据报道，壳牌筹划出售的海上风电场资产，估值将可能超过10亿美元。罗斯柴尔德公司（Rothschild & Co）和PJT合作伙伴公司的顾问已被任命负责主导此次出售工作，预计交易活动将于2027年完成。

华夏能源网&华夏油气注意到，壳牌此前曾提出过要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有高管提出将公司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商”的目标。

而从2023年开始，壳牌却从可再生能源领域“撤退”了。壳牌首席执行官瓦埃尔·萨万（Wael Sawan）一直在持续削减成本并剥离低回报的可再生能源资产，同时加大对液化天然气贸易和上游业务的关注。

壳牌全球CEO瓦埃尔·萨万

2024年以来，壳牌陆续剥离其欧洲陆上可再生能源业务，以及印度可再生能源公司Sprng Energy。同期，壳牌还放弃了在苏格兰开发海上风电场的计划。加上此次出售海上风电场，壳牌的绿色电力资产组合已所剩无几。

那么，在全球新能源转型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壳牌为何要“开倒车”呢？

欧洲新能源陷入低电价困境

彭博新能源报道称，壳牌公司持续出售其包括海上风电场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业务，标志着该公司已经决心从可再生能源领域撤出，转而专注于回报率更高的化石燃料业务。

而彭博新能源未能言明的是，壳牌之所以果断抛弃新能源业务、大举回归油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洲可再生能源电价下跌的影响。

以欧洲新能源劲旅德国为例，2026年第一季度，伴随着风电装机的高增长，德国风力发电量达到4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接近29%；风电已经占到德国全部发电量的33%左右。也就是说，德国每三度电中，就有一度来自风力发电。

发电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德国的新能源电价大幅下滑。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旗下电力市场平台SMARD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德国平均批发电价为102.17欧元/兆瓦时，同比下降8.7%，降幅超过许多欧洲邻国。

同样，整个欧洲的新能源发电都受到了低电价的困扰。

2022年能源危机后，欧洲光伏装机量爆发式增长：2023-2025年新增装机连续破纪录；2026年一季度新增同比再增22%，导致正午时段电力严重过剩。光伏发电边际成本接近零，阳光充足时“无限出力”，而电网消纳能力有限，供大于求直接压垮价格。

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供需失衡、产能过剩与电网约束叠加下的结构性拐点。从PPA（购电协议）价格同比大跌13%，到欧洲多国补贴电价持续下调，再到德国、西班牙、法国频发“负电价”，欧洲光伏已从能源危机时的“香饽饽”，沦为如今“发得越多亏得越狠”的尴尬产业。

新能源消纳难成为东西方“通病”

与欧洲的情形相类似，中国新能源项目也正在经历深重的收益危机。

以光伏第一大省山东为例，2025年，山东负电价小时数竟然超过了1350小时，这几乎是德国的2.5倍。受负电价的带动和影响，2026年一季度，山东光伏平均电价仅为9分钱。负电价、低电价之外，山东光伏弃电限电亦超过4成。

纵观中欧的新能源收益危机，其深层原因并非都是新能源发电量总体过剩。比如欧洲，先后经历了2022年与2026年两轮能源危机，欧洲总体上是缺能源的。新能源收益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新能源的随机性、间歇性与波动性，无法适配用电需求。当新能源大发之际，没那么大的用电需求，就导致了负电价或者高弃电率；而当系统用电高峰之际，新能源又是低出力甚或零出力。

中国亦是如此，尽管中国整体上能源电力很充裕，但是也存在严重的新能源大发之际的“产能过剩”，以及用电高峰之际的新能源低出力甚或零出力。

总之，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囿于新能源出力的高波动性。新能源非常不受系统“待见”，在电力市场竞争中往往落入下风——负电价、低电价以及高弃电限电率成为家常便饭。

正是看到了上述局面，近年来，壳牌等全球石油巨头都在大刀阔斧撤出可再生能源业务，并大举向利润更高、收益更有保障的油气领域回归。

站在企业决策的角度来看，如果可再生能源既缺乏经济性，也无法充分实现其宣称的绿色价值（高弃电限电率），当然要严格控制项目数量以及开发节奏。但是，从能源转型的大局看呢？国际巨头的现实选择，很可能正在立下坏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