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和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获特赦，他们并没有像前几批特赦人员一样通过劳动适应社会一年后才分配工作，而是直接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迎接他的是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牟中珩、郑庭笈、方靖、董益三、杜建时、罗历戎、李以劻。

文强被俘时虽然是“军事参谋人员”，但他转换阵营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军统工作，所以他和沈醉、董益三都算得上资深特务。

文强和沈醉、董益三都写了很多关于军统（保密局）内幕的文章，但他们都是解放前就被俘虏，对1949年蒋系特务组织发生的变化，远不及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国防部情报局（军统先改为保密局，保密局又改为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了解的多。

文强和沈醉、董益三的履历大家都了解，笔者也介绍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述，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根据程一鸣的回忆录《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来“研究”一下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郑介民跟随老蒋逃台后有多重视，以及他是不是被老蒋毒死的。

文强等三个当过将军级特务的文史专员加起来，也不及程一鸣“神秘”，因为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也没弄明白他1964年12月从澳门秘密回归是“起义”还是“归队”。

文强等人就任的文史专员工作任务就是自己写回忆文章，同时也邀约其他经历相似者写稿子并进行编审，而程一鸣则是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是做“实际工作”的。

沈醉的回忆录多次提到程一鸣，程一鸣的《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不但提到了文强、沈醉，还提到了我们熟悉的吴敬中（吴景中）：“第一处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第三处人事处处长郑修元；第四处电讯处处长杨震裔；第五处司法处处长李希成；第六处经理处处长郭旭；第七处总务处处长沈醉。重庆办事处处长唐治；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东北督导室主任文强；西北区区长胡子萍；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南京站站长黄加持；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天津站情报站长吴景中、外事站长黄天迈；香港站站长谢力公。”

程一鸣列出的名单，是郑介民离开保密局之后的各主要机构负责人，吴景中的情报站也叫天津一站，黄天迈的外事站也叫天津二站，吴景中当时还有个公开身份，是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少将处长——我们看的电视剧《潜伏》，根本就没提吴敬中的另外一个职务，也没提二站站长黄天迈。

戴笠坠机不久，文强就离开东北去长沙绥署当了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郑介民“离开”保密局不久，沈醉也被毛人凤踢到云南区当站长，他们对保密局后来发生的事情，尤其是194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如程一鸣了解的详实了。

郑介民的“离开”二字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在名义上他仍然可以领到保密局，因为他的离开不是被免职，而是晋升为“国防部次长”，理论上还是可以管辖毛人凤为局长的“国防部保密局”。

郑介民在军统一直是实际意义上的二把手（正局长挂名不管事，副局长戴笠主持工作，帮办、主任秘书郑介民在军统局地位仅次于戴笠，高于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过军令部二厅厅长、“国防部”二厅厅长，升任次长后才不再兼任二厅厅长和军统（保密局）局长。

沈醉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和毛人凤联手挖坑下套把郑介民挤出了保密局，这显然与史实有些不符，也跟程一鸣的回忆录相悖。

据程一鸣回忆，老蒋对郑介民的信任是一如既往的，根本就没有因为郑介民“违规办寿”而将其削权，而是给了他更大的权力：“ 1950年8月，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大陆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内分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在台北市设立中美办公处。”

程一鸣在相当长时间里都跟着郑介民混，在郑介民兼任处长期间，还给程一鸣弄了个该处领导的“某某军（那个名词不好，大家脑补一下就行了）”第十六路司令。

朝鲜战争结束后，大陆工作处撤销，郑介民被调任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主任，该组设有派遣、情报、行动、交通、总务五个室，程一鸣被委任为中二组澳门派遣组少将组长（后改为情报局驻澳门组组长）。

老蒋逃到台湾后，为了有效管理那些鸡争狗斗的特务机关，也是为了让儿子及早掌控实权，就于1950年“复职为总统”后搞了一个小蒋当主任的“总统资料室”，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此前还叫过党通局、中统）、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搜集的情报，都要送到那个资料室处理，老蒋的命令，也通过该室秘密发布，小蒋就在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特务机构。

小蒋要接班，就不能把精力都花在特务工作上，于是老蒋又在1954年搞了一个“国家安全会议”并自任主席，顾祝同任秘书长，该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真正负责实际工作的是那个所谓的“安全局”，该局首任局长就是郑介民。

郑介民为局长的这个局权力很大，人员也是从毛人凤的情报局和“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抽调，并将情报局等单位经费削减充实到该局，于是这个局就成了凌驾于所有特务机关之上的特殊部门，实际上也抢了其他特务机关的工作和饭碗，这一点我们从该局机构设置上就能看出来：“第一处主管谋略；第二处主管中国大陆和国际情报；第三处主管内部的保密防谍工作；第四处主管情报的处理汇编研究；第五处主管电讯的侦测、破译密电码和各种有关特务的技术。五个处外还设有办公厅、联络室、预算室、监察室、资料室、总务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电讯总台。”

最重要的一点是下面这段话：“国家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等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九个特务机关都归郑介民那个不伦不类的“安全局”管，老蒋和小蒋为何如此信任他？我们看一看程一鸣写的郑介民“简历”的第一段就知道了：“郑介民，青年时期在吉隆坡做咖啡生意，1924年返回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后，蒋介石派郑介民赴苏人莫斯科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学习。”

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这就是老蒋的嫡系，1925年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蒋系青年中，还有一个去了之后取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的，当年郑介民等人称其为“建丰同学”，后来又称其为“建丰同志”。

是老蒋的学生，又是小蒋的同学，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而且老郑比小蒋大十三岁，根本不用担心老郑会夺小蒋的权。

我们熟悉的吴敬（景）中、程一鸣、沈醉的姐夫余乐醒留学时是红色的，小蒋和郑介民是白色的，而且吴、程、余都不是黄埔生，毛人凤虽然是黄埔生（四期肄业），但跟小蒋并没有异国同学之谊，两方面考量，自然不如郑介民“可信”。

郑介民一下子主管九个特务机关，这份信任实在是鲜有人及，但据程一鸣回忆，郑介民最后却死得不明不白——郑介民死的时候，程一鸣还没“回来”，所以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1959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台中市日月潭打电话给郑介民，要他到日月潭见面。郑去后蒋介石和他一起坐船到日月潭的潭心谈话，当时蒋给他一块西瓜，郑只吃了一半，暗中将一半投入潭中。他们谈完话，郑即感到身体不舒服，遂赶回台北家里，将在日月潭的情况告诉他的老婆柯漱芳。晚饭后，柯漱芳被一群女朋友拖去看电影，半夜归来，发现郑介民死于卧房的地板上。事后，柯漱芳向其亲友大骂蒋介石害死了她的丈夫。”

从备受信任到卸磨杀驴，老蒋为何对郑介民下毒手，程一鸣也解释了：“郑介民领导的技术研究室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由美国出钱，提供器材，在台北市郊区张店设立庞大的机构，郑介民和魏德迈、马歇尔在重庆时就有密切关系，美国国防部曾多次邀请郑介民到美国考察访问。”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老蒋当年跟美国人的关系很微妙：他一方面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支持，一方面又要防着美国人另外选择代理人“换马”，跟美国人走得太近的孙立人已经被软禁起来，掌握太多黑幕的郑介民要是被邀请到美国，还不知道会抖出多少猛料，“因心脏病猝死”，可能就是他最体面的谢幕方式了。

郑介民死前，已经不再是“安全局长”，很多“资料”对郑介民的介绍根本就与史实不符，甚至还有的词条说郑介民那个“安全局”是“由原国防部保密局改编”，那就更大错而特错了——保密局改成的是情报局，局长还是毛人凤，毛人凤已经于1956年10月死掉，当年岛上似乎已经没有谁能有力制衡郑介民，您说郑介民是不是也该死了？

如果蒋家父子不信任郑介民，自然不会把九个特务机关都交给他领导，如果郑介民得到完全信任，又为何死得如此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