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

章继刚

一

我叫王大壮，大壮这个名字是我爹起的。我爹说，人活在世上，第一要义是壮实，第二要义还是壮实，至于肚子里有没有墨水，那都是扯淡。我爹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门槛上啃一根生红薯，红薯的汁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淌，滴在他那件穿了八年的的确良褂子上，褂子原本是蓝色的，洗到现在已经变成了灰白色，上面补丁摞补丁，远看像一幅抽象画。我爹啃完红薯，拿袖子一抹嘴，盯着我说：“壮实点儿好，你看村东头的老刘家儿子，戴个眼镜，瘦得跟根豆芽菜似的，风一吹就倒，有什么用？”

我爹说得对，我确实壮实。十八岁的时候，我能扛两百斤的稻谷走三里地不歇气，肩膀上的肌肉鼓起来像两块铁疙瘩。但我爹不知道的是，我扛稻谷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稻谷，想的是句子。我在想，怎么把这稻谷的颜色形容出来，说它“金黄金黄”太俗气，说它“像阳光凝固成的颗粒”又太文绉绉，乡亲们听不懂。我一边走一边琢磨，走到晒谷场的时候，肩膀上还扛着那两百斤稻谷，脑子里已经攒了七八个比喻句，准备晚上回去写在那个用账本背面订成的本子上。

那个本子现在还在我床底下，跟几十双破胶鞋、三把生锈的锄头、一个烂了底的搪瓷脸盆堆在一起。本子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是我三十年前用圆珠笔写的，笔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来——“王大壮作品集，1984年创刊”。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总第一期，预计发行量：一本”。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岁，还没有娶媳妇，还没有盖房子，还没有生儿子，但我已经有了一个“作品集”。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感觉比摸女人的手还舒坦。

后来我娶了媳妇。媳妇叫李翠花，是隔壁李家坳的，媒人介绍的时候说她“屁股大，好生养”，我爹很满意。翠花嫁过来第三天，就发现了我枕头底下的本子。她翻了翻，问我：“这是啥？”我说：“我的作品。”她愣了愣，说：“啥作品？”我说：“文学作品，就是文章。”她又翻了翻，指着其中一页问我：“这个‘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像铺了一地的碎金子’，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她把本子合上，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金子是黄的，但黄的不一定是金子，也可能是牛屎。”

我那时候觉得她不懂文学，后来我才明白，她比我懂生活。

但翠花是个好媳妇。她虽然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晚上趴在炕沿上写字写到半夜，但她从来不拦着我。她只是在我写得入迷忘了吃饭的时候，把一碗红薯稀饭端到我面前，说一声“吃”，然后就坐到一边纳鞋底去了。有时候我念我写的句子给她听，她就一边纳鞋底一边嗯嗯地应着，等我念完了，她问：“这个能换钱不？”我说不能。她哦了一声，继续纳鞋底，脸上也没什么失望的表情。

我写了三年，往县文化馆的《春芽》杂志投了十七次稿。那时候投稿不用贴邮票，在信封右上角剪个角，写上“稿件”两个字，邮局就给免费寄。我每次都把信封剪得整整齐齐，角剪得不大不小，刚刚好露出“稿件”两个字，然后用我最好看的字写上地址——县文化馆《春芽》编辑部收。我还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小字：“编辑老师辛苦了，里面的稿子要是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当我请您看个故事。”我觉得这样写显得我很有礼貌，也很有风度，编辑看了可能会多看我两眼。

十七次投稿，十七次石沉大海。不对，也不能说完全石沉大海，因为第十八次的时候，我收到了回信。信封是县文化馆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用红色印刷体写着“王家村王大壮收”。我拆信封的时候手都在抖，抖得像筛糠一样，翠花在旁边看着，说：“你莫不是得了疟疾？”我没理她，把信抽出来，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只印了两行字：“王大壮同志，来稿收到，经研究不拟采用，欢迎继续投稿。”下面是《春芽》编辑部的红章。

我把那张纸看了十七八遍，连红章的边边角角都看了，最后得出结论——这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连给我手写一封退稿信都不愿意。但转念一想，我又高兴起来，因为这说明他们至少收到了我的稿子，至少有人翻开过我的信封，至少那个叫“编辑部”的地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叫王大壮的人在写东西。

我把那张退稿信夹在我的“作品集”里，当宝贝似的存着。现在那个本子里夹了大概四五十封这样的退稿信，有打印的，有手写的——手写的那几封我特别珍惜，因为我觉得那是编辑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给我的，虽然内容都一样，“不拟采用”，但那毕竟是手写的。

二

转折发生在我三十五岁那年。那年夏天，县广播站搞了一个“农民之声”征文活动，说是要反映新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散文，题目叫《稻花香里说丰年》，讲的是我们村水稻丰收的事儿。我在里面用了十二个比喻句，五处排比，三处拟人，开头引用了辛弃疾的词，结尾升华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念给翠花听，翠花听完说：“比前几篇顺溜。”这是她给过的最高评价。

我把稿子寄出去，等了两个月，没消息。我以为又石沉大海了，心想这回连退稿信都没有，看来是彻底没戏了。结果第三个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薅草，村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那喇叭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平时只播两样东西，一个是村干部通知开会，一个是放《东方红》。那天下午，喇叭里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标准的普通话，不像我们村的干部说话舌头打卷：“下面请欣赏本次‘农民之声’征文活动的优秀作品——《稻花香里说丰年》，作者，王家村，王大壮。”

我手里的锄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站在地里，一动不敢动。喇叭里那个女播音员开始念我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我那个“稻穗低垂，像含羞的少女”的时候，我差点哭出来。我站在齐腰深的稻田里，听着自己的文字从那个铁皮喇叭里传出来，在村庄上空回荡，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是你偷偷养了一个孩子，养了好多年，从来不敢给别人看，突然有一天，全村人都看到了这个孩子，而且还有人在大喇叭里夸这个孩子长得好看。

我那篇文章在喇叭里播了大概八分钟。那八分钟里，我薅草的那块地周围，陆陆续续围过来七八个乡亲，他们都停下手中的活计，仰着头听着。等喇叭里念完最后一个字，我隔壁地块的王老三冲我喊：“大壮，你小子上广播了？”我说：“啊，上了。”王老三说：“那上面说的啥？”我说：“就是我写的文章。”王老三挠了挠头，说：“文章？啥文章？我听着像说书。”我说：“不是书，是散文。”王老三更迷糊了：“散文是啥？散的文？那还有整的文？”我说不清楚，干脆不说了，但心里美得很，比喝了半斤高粱酒还美。

当天晚上，我家的门槛差点被人踩断了。左邻右舍都跑来看我，好像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连我们村的村长都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壮啊，你是咱们村第一个上县广播站的人，给咱们村争了光。”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村长谢谢村长”。翠花在旁边看着，难得露出了笑脸，还去灶房炒了一盘花生米给大伙儿吃。

那天晚上等人散了，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我终于被人看到了，我终于不是那个在地里薅草的王大壮了，我是一个作者，一个在县广播站发表过作品的作者。我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觉得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在省报上发表文章，然后是全国的刊物，然后是出书，然后是……然后我就睡着了，梦里我正在北京的领奖台上领一个什么大奖，台下坐着的全是作家，有一个人好像是我在报纸上见过的，叫什么来着，忘了。

第二天我就把广播站给我寄的那张用稿通知单复印了十份——其实不是复印的，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复印机，我是让村长给开的介绍信，跑到镇上找打字社，让人家照着原样又打印了十份。我把这些“发表证明”分别寄给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编辑部，附上新写的稿子，心想这回有了广播站这个“成果”，编辑们总该高看我一眼了吧。

结果还是一样。退稿信，退稿信，还是退稿信。有的连退稿信都没有。

但这并没有浇灭我的热情。我继续写，白天种地，晚上写字，这个习惯雷打不动地保持了四十年。四十年里，我家的地种了三茬——早先是种水稻，后来改种蔬菜大棚，再后来土地流转了，我就去给别人打工种地。我家的房子翻盖了两次——从土坯房变成砖瓦房，从砖瓦房变成小二楼。我的儿子从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变成了大小伙子，考上了大学，在城里找了工作，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我的孙子从襁褓里的婴儿变成了满地跑的小崽子，上了小学中学大学，现在已经读研究生了。

四十年，啥都变了。唯一没变的是我还在写。唯一没变的是我还没写出啥名堂来。

在这四十年里，我一共在县广播站发表了五篇口播稿。这个数字我比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第一篇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第二篇是《菜园小记》，第三篇是《我的老黄牛》，第四篇是《村里通了柏油路》，第五篇是《孙子上大学了》。五篇，一篇不多，一篇不少。每一篇发表的日期、时间、播音员的名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我四十年写作生涯里仅有的五座纪念碑。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把这五篇口播稿摞起来，大概还没有一片树叶厚。但它们在我的心里，每一篇都重得像一座山。

我这人有个习惯，每次广播站播我的稿子，我都会提前守在喇叭底下，拿个小板凳坐着，仰着头听。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还是这样。村长有一次路过，看见我坐在喇叭底下仰着头，问我干啥呢，我说听广播。村长说听广播在家也能听，非得坐这儿？我说不一样，在这儿听，声音是从上面落下来的，像下雨一样，淋在身上的感觉。村长用一种看精神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走了。

但说句老实话，村长是个好人。我们村这些年的变化，离不开他。我刚写东西那会儿，村里穷得叮当响，家家户户土坯房，吃的是红薯稀饭，穿的是补丁衣裳，孩子上学要走十里山路。后来一年一年地，政策好了，路修通了，电拉来了，自来水接上了，蔬菜大棚建起来了，电商服务站也搞起来了。我们村的蔬菜现在能卖到省城去，有的还能卖到外省。村里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土坯房全拆了，盖起了清一色的二层小楼，有的人家门口还停上了小汽车。

我们村脱贫了，这是真的脱贫了。我作为土生土长的王家村人，打心眼里高兴。但有时候我也会有一点小小的、不为人知的私心——我在想，全村都脱贫了，那我呢？我的那个“作家梦”，什么时候能脱贫？

这个想法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连翠花都没说过。因为我觉得丢人。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孙子都上大学了，还在做什么作家梦，说出去让人笑话。但我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就像有的人戒不了烟，有的人戒不了酒，我戒不了写东西。写东西这件事已经长在我的骨头里了，想剔都剔不掉。

我写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挺好，但编辑们好像不这么认为。我总结了一下退稿信里的意见，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语言过于堆砌”，意思是我形容词用得太多了。这个我承认，我确实喜欢用形容词，我觉得一个句子要是不放上三四个形容词，就像炒菜不放盐一样没味道。但编辑们显然口味比我清淡。第二条是“结构松散，缺乏主线”，意思是我的文章东拉西扯，不知道到底想说啥。这个我也承认，我写东西确实容易跑题，写着写着就跑偏了，本来是要写水稻丰收的，写到最后可能变成了怀念我家那头老黄牛。第三条意见最扎心，是一位编辑手写在退稿信上的，他说：“王大壮同志，你很有热情，但恕我直言，你缺乏基本的文学训练，你的作品更像是中学生作文。”

“中学生作文”这五个字，像五根钉子，把我钉在了耻辱柱上。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这四个字——不对，是五个字。我在想，我写了这么多年，在别人眼里就是个中学生水平？但天亮之后我又想通了，中学生就中学生吧，中学生也有写得好的，我继续努力就是了。

我这辈子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大学。我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了，我爹说上学没用，不如早点回来干活。我那时候要是坚持一下，或者哭一哭闹一闹，说不定我爹就让我去读高中了。但我没有，我乖乖地扛起了锄头。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但我也不怨我爹，那时候家家都穷，多一个劳力就多一份口粮，我爹也是没办法。

三

因为没上过大学，我心里一直有个坎。我觉得科班出身的人写东西，那是名正言顺的，人家学过文学理论，学过写作技巧，知道什么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词我都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看了也不知道啥意思。而我呢，我啥也不懂，就是凭着一股子蛮劲在写，像用锄头刨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刨到哪儿算哪儿。我常常想，要是能有个懂行的人给我指点指点就好了，哪怕就告诉我一句话，我可能就开窍了。

这个人后来还真出现了。当然，是我在梦里让他出现的。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三年前吧，我五十七岁那年，孙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们全家高兴得跟过年似的。孙子走之前来跟我告别，说爷爷我要去省城读书了，我说好好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孙子说爷爷你也好好写，将来当大作家。我说行，爷爷争取在你毕业之前出一本书。孙子笑了，说那我等着。他笑得特别灿烂，露出两颗小虎牙，我看着他的笑脸，心里又高兴又酸楚。高兴的是孙子有出息了，酸楚的是我这个当爷爷的，到现在还在画大饼。

孙子走了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关了三天。这三天我没写一个字，就那么干坐着，盯着墙上那张发黄的世界地图发呆。翠花以为我病了，非要拉我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看。我说没病，就是想静静。翠花说静静是谁？我说不是谁，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翠花用一种看精神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太熟悉这种眼神了，这四十年来我见过无数次——然后叹了口气，出去了。

就在那三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后来被我写进了一个短篇小说里，当然，稿子寄出去之后又被退回来了，编辑说“情节荒诞不经”。但那个梦对我来说，真实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梦里我正在地头上坐着，拿着那个账本背面订成的本子，叼着一支圆珠笔，对着夕阳发呆。这时候从田埂那头走过来一个人，个子不高，脸圆圆的，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很普通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裤腿上也沾着泥点子，看起来就像隔壁村来串门的老乡。

那人走到我跟前，蹲下来，看了看我手里的本子，问：“写啥呢？”

我说：“瞎写，不成样子。”

他说：“拿来瞅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本子递给了他。他翻了翻，看得很认真，眉头一会儿皱起来一会儿松开，嘴唇还微微动着，好像在默念我写的句子。看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他把本子合上，递还给我，说了一句让我差点从地头上掉下去的话。

他说：“你这写得有点儿意思。”

我说：“你懂这个？”

他笑了笑，说：“略懂。我也写东西。”

我问：“你叫啥？”

他说：“管谟业。”

我说：“这名字听着耳生。”

他说：“后来改了，现在叫莫言。”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道闪电从天上劈下来，直接劈在我天灵盖上。我整个人都傻了，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我看着他，上上下下地打量，这个人就是莫言？就是那个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就是那个写《红高粱家族》的莫言？我说你莫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他说没开玩笑，就是我。我说你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跑到我们村的地头上来干啥？他说路过，看见你在这儿写字，就过来看看。我说你这也太“路过”了，从北京路过到我们王家村，中间隔着几千里地呢。

他哈哈大笑，笑完了说：“梦嘛，什么都有可能。”

我说这倒也是。既然是梦，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把本子又塞给他，说你再看看，给我提提意见，说实话，别说客套话。

他又翻了翻，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很认真：“你的问题不在于写得好不好，而在于你太想写得好了。”

我不懂，问他啥意思。

他说：“你看你这一篇，写稻田的，你用了这么多比喻，什么‘像碎金子’‘像少女的裙摆’‘像波涛起伏的海面’，这些比喻本身没有错，但它们不是你看到的，是你从别人的文章里借来的。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你真正看到的是稻穗上的芒刺扎在手背上又痛又痒的感觉，是你弯腰割稻时汗水滴在土里发出滋的一声，是你爹蹲在田埂上抽旱烟时烟锅子里那一明一暗的火光。这些东西，比你所有的比喻都值钱。”

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说得对，太对了。我写了几十年，一直在追求“漂亮”的句子，却忘了最漂亮的东西往往是最简单、最真实的东西。

我说：“那我该怎么写？”

他说：“就这么写。把你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摸到的、心里想到的，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别想着这是不是‘文学’，也别想着编辑喜不喜欢。你先让自己喜欢，就行了。”

我说：“那要是不被发表呢？”

他笑了，笑得很坦然：“你以为我写了多少年才发表第一篇小说？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写，到一九八一年才发表第一篇。五年，写了五年，退稿信能糊一面墙。你要是因为这个就不写了，那说明你本来也不是真心想写。”

我说：“我不是不写，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委屈。写了四十年，就在县广播站发了五篇稿子，还是在喇叭里念的，念完就没了，连个纸片都没留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我老家高密东北乡有个老头吗？那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种了一辈子地，但他的脑子里装着几百个故事，什么狐仙鬼怪、土匪好汉、因果报应，讲起来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他不认识字，从来没写过一个字，但你能说他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吗？你能说他这一辈子活得没意义吗？”

我说：“那我到底算什么呢？”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你是一个在种地的间隙里写作的人。对于土地来说，你是一个好农民。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至于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就走了，沿着田埂越走越远，走到夕阳里面去了，最后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点，消失在那片我写过无数次的稻田尽头。

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之后我愣了半天，看着天花板发呆。翠花在旁边打着呼噜，院子里的公鸡开始打鸣，窗户外面透进来灰蒙蒙的晨光。我躺在炕上，一遍一遍地回想梦里莫言说的那些话，越想越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梦，因为一个普通的梦里不可能有那么多有道理的话。

我爬起来，脸都没洗，就坐在桌前开始写。我把梦里的对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写在那个已经快要用完的账本本子上。写完之后我盯着那几页纸看了很久，心里忽然觉得特别踏实，踏实得就像是刚下了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喝饱了水，我也喝饱了水。

从那天起，我变了。我写东西不再绞尽脑汁地想漂亮句子了，也不再琢磨编辑喜欢什么风格了。我开始写我真正知道的东西——写我爹怎么啃生红薯，写翠花怎么纳鞋底，写村长怎么在大喇叭里喊开会，写村里的狗怎么在打谷场上打架，写我孙子上大学那天全村人怎么来送行。我写得很顺手，刷刷刷地，一个晚上能写两三千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我一个晚上能憋出五百字就算烧高香了。

写完之后我自己看，觉得比以前写的那些强多了。以前的文章像穿着借来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别扭。现在的好歹是自己的衣服，虽然粗布麻衣，但合身。

但问题是，编辑们还是不用。

最新的那篇退稿信是上个月收到的，来自省里的《乡土》杂志。编辑在信里说：“来稿有一定生活气息，但整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建议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提升文学素养。”随信还附了一张他们杂志的征订广告，上面写着“全年订阅价一百八十元，订阅即送精美笔记本一个”。

我把退稿信折起来，跟之前那几十封放在一起。抽屉已经快塞不下了，我得再找个盒子来装。

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退稿不退稿的，我已经没那么在意了。年轻的时候收到退稿信，能气得三天吃不下饭，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自己。现在收到退稿信，看完了搁一边，该吃饭吃饭，该下地下地，该写字写字。这就像种地一样，你辛辛苦苦种了一季，赶上旱涝灾害，颗粒无收，你能怎么办？你只能把地翻了，重新种下一季。

但我得承认，有一件事让我心里不太舒服。就是上个月，我们村搞了一个“文化下乡”活动，县里来了几个作家，跟村民座谈。我也去了，坐在最后一排，想听听“真正的作家”是怎么说话的。那几个作家都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穿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利索，开口就是“底层叙事”“乡土书写”“民间立场”这些词儿，我很多听不懂，但觉得挺高级。座谈快结束的时候，有个村民举手说：“我们村也有个作家，王大壮，写了好几十年了。”那几个年轻作家互相看了看，有一个戴眼镜的问：“发表过什么作品吗？”那个村民说：“在县广播站播过五篇！”话音刚落，那几个作家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变得很微妙，嘴角微微往上翘，眼神互相碰了一下，那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就是那种“原来如此”的表情。

我当时坐在后排，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我没有走，我坐在那儿，坐到了最后。散场的时候，那个戴眼镜的作家从我身边经过，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去，破天荒地没有写字。我坐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翠花出来看了我三次，每次都欲言又止，最后给我披了一件外套，说“外面凉”，又进去了。我抽完半包烟，把烟头在鞋底上碾灭，站起来，回了屋，打开本子，继续写。

因为我不写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四

我今年六十岁了。头发白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灰的。牙齿掉了五颗，吃饭的时候得挑软的吃。腰也不行了，以前扛两百斤稻谷走三里地，现在扛二十斤走三百米就得歇一歇。视力也下降了，写东西得戴着老花镜，凑到纸跟前才能看清楚自己写的什么字。

但我还在写。

孙子放寒假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趴在桌上写字，凑过来看了看，说：“爷爷，你还在写啊？”我说：“啊，还在写。”孙子犹豫了一下，说：“爷爷，我听我爸说，你写了四十年了，就上过五次广播，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孙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掉泪的话：“爷爷，你真厉害。”

我说：“厉害啥，又没写出啥名堂。”

孙子说：“我同学里面，别说坚持四十年了，坚持四十天写日记的都没有。爷爷你能坚持四十年，就算一个字都没发表，你也已经很厉害了。”

我看着孙子那张年轻的、认真的脸，忽然觉得这辈子好像也没白活。我写了一辈子，没写出名堂来，但至少我的孙子觉得我很厉害，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那天晚上我跟孙子聊了很久。他问我都写些什么，我就给他看我那个账本本子，从第一页开始翻，翻给他看。那本子已经用完了，我又换了一个新的，新的是孙子从省城给我带回来的，封面是硬壳的，上面印着“笔记本”三个烫金大字，看着就高级。我说这么高级的本子给我用可惜了，孙子说不可惜，爷爷你就应该用好的。

孙子翻我的旧本子，翻到其中一页，念出了声：“‘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像铺了一地的碎金子。’”念完之后他抬起头来问我：“爷爷，这是你写的？”我说是我二十岁时候写的。他又翻了几页，念道：“‘翠花纳鞋底的时候，针在头发里抿一下，亮晶晶的，像星星。’”我说那也是我写的，写的是你奶奶。孙子把本子合上，认真地看着我说：“爷爷，你写得挺好的，真的。”

我说：“你不懂，编辑们说这都是中学生作文。”

孙子说：“中学生作文怎么了？我当年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作文，语文老师能高兴得蹦起来。”

我笑了。这是我最近几年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孙子回学校之后，给我寄了一本书回来。包裹打开一看，是莫言的《蛙》。里面夹了一张纸条，孙子写的：“爷爷，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说不定能学到点东西。加油，等你出书了我要当第一个读者。”

我把那本书放在枕头边上，每天晚上睡觉前读几页。说实话，有些地方我看不太懂，因为莫言写的那些事儿离我太远了。但有些地方我又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他写的那种乡村的感觉，那种土地的味道，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我在王家村感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想——我能不能给莫言写一封信？不是投稿，就是写封信，以一个农民写作者的身份，跟人家聊聊天。人家当然不一定回，但我写了，至少我心里就踏实了。

说干就干。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打草稿，写了改改了写，比写任何一篇投稿都认真。翠花说你是不是又投稿呢？我说不是，是写信。翠花说写信给谁？我说给莫言。翠花说莫言是谁？我说是一个写书的。翠花说写书的多了，为啥单给他写？我说因为他说的那些话我都听懂了。翠花用一种看精神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这个眼神我这辈子已经收到过无数次了，习以为常——然后说了一句：“那你写吧，我去给你煮碗面。”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莫言老师：

您好。我叫王大壮，是山西省王家村的一个农民，今年六十岁了。我从二十岁开始学着写东西，写了四十年，只在县广播站发表过五篇口播稿。我知道您一定很忙，不一定能看到这封信，但我还是想给您写。

三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您从田埂上走过来，看了我写的稿子，给了我很多指点。您告诉我，写作不要追求漂亮的句子，要写自己真正看到的东西。您还告诉我，高密东北乡有一个不识字的老头，一辈子没写过一个字，但他是一个真正的讲故事的人。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从那个梦之后，我改了写法。我不再追求那种“像碎金子”一样的句子了，我开始写我们村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写我爹怎么啃红薯，写我媳妇怎么纳鞋底，写我孙子怎么考上大学。我不知道我写得怎么样，但我知道我写得比以前快乐了。

给您写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您。虽然是梦里的您，但那几句话是真的帮到了我。

另外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您觉得一个人写了一辈子都没有写出名堂，他这辈子算白活吗？我自己觉得不算，但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还是会犯嘀咕。

祝您身体健康，多写好作品。

此致

敬礼

王大壮

最后还特别写上我的手机号。信寄出去之后，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人家莫言是什么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每天收到的信恐怕得用麻袋装，我的信混在里面，就像是一粒芝麻掉进了麦子堆里，找都找不着。所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该种地种地，该写字写字。

日子就这么过着。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村的电商平台正式上线了，村里的蔬菜可以直接在网上卖了。村长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我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被村长拉去写宣传文案。我写了三天，写了八个版本，村长最后选了一个最短的，说这个好，“王家村的菜，种在云彩上，长在泉水里”——这其实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版本，觉得太虚了。但村长说城里人就吃这一套，我只好说行行行。

宣传文案发出去之后，效果居然出奇地好，村里的订单翻了倍。村长高兴坏了，非要请我喝酒。那天晚上在村长家，我俩喝了一瓶半白酒，村长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壮啊，你是个人才，真的，你写的那个‘云彩上’，绝了！”我说村长你别夸我，我这辈子被人夸得少，夸多了不习惯。村长说不行，非要夸，然后就开始数我这些年的“文学成就”，说我是“王家村的鲁迅”——这个评价高得我都不好意思听了，我说村长你可别这么说，人家鲁迅是什么人物，我连人家的脚后跟都够不着。村长说够得着够得着，咱村的脚后跟都够得着。

喝到最后，村长忽然问我：“大壮，你真的不打算放弃？”

我说：“放弃啥？”

村长说：“你那写作啊。都四十年了，你还写呢？”

我说：“写着玩呗。”

村长说：“你要是真能写出名堂来，四十年早该出了。我看啊，你就算了吧，好好给咱村写写宣传文案，这也算发挥余热。”

我知道村长是好意，但这话听着还是让人心里发堵。我说：“村长，你说得对。但我这双手，拿锄头拿了六十年，不拿笔不习惯。你就让我写吧，写到写不动为止。”

村长叹了口气，端起酒杯又跟我碰了一下：“行，你写，你使劲写。将来你要是真出了书，咱村给你立个碑。”

我说：“别，碑就不用了，到时候送我两瓶好酒就行。”

村长哈哈大笑，说一言为定。

那天晚上我摇摇晃晃地回到家，翠花还没睡，在等我。看我喝成那样，她赶紧去倒了一碗醋给我醒酒。我喝完醋，坐在炕沿上，忽然问她：“翠花，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

翠花看了我一眼，说：“你喝多了。”

我说：“我没喝多，你回答我，我是不是白活了？”

翠花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差点哭出来的话：“你要是白活了，那我这辈子跟了你，是不是也白活了？”

我愣住了。

她又说：“你写你的，我没拦着你，你也不用问我值不值。你把儿子养大了，供他念了大学，现在孙子都读研究生了，家里的房子也盖了，日子也过好了，你哪一样没干好？写东西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怎么写怎么写，想写多久写多久，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那些，但我知道你高兴就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着翠花的呼噜声，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了很久。我想，我这辈子也许在文学上确实没什么成就，但在别的方面，老天爷待我不薄。我有一个好媳妇，有好儿子好孙子，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的村子脱贫了，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这些，比发表一百篇文章都实在。

但我还是想写。这不是贪心，这是命。

日子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翻晒玉米，手机忽然响了——我的手机是孙子给买的，智能的，我只会接打电话和看微信，其他功能一概不会用。我掏出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地址显示是北京。我以为又是卖保险的或者推荐理财产品的，本来不想接，但手指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划了一下，接了。

电话那头是一个男的声音，很沉稳，说：“请问是王大壮老师吗？”

我一听“老师”两个字就慌了，我这辈子还没人叫过我老师呢。我说：“我是王大壮，但不是老师，你找错人了吧？”

那边笑了一下，说：“没找错。我是莫言。”

我的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整个人像被点穴了一样定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巴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是在敲鼓。

那边又说：“我收到了你的信，读了很感动。你说你做了一个关于我的梦，我觉得这个梦挺有意思的，也许冥冥之中咱们确实有点缘分。”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舌头，磕磕巴巴地说：“莫……莫老师，真的是你？你没骗我？”

那边又笑了：“没骗你，真的是我。你这封信我看了好几遍，尤其是你问的那个问题——一个人写了一辈子没写出名堂，算不算白活。我想了想，想给你打个电话，亲口回答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六十岁的老头子了，眼泪说来就来，比孙子还丢人。我使劲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电话那头，莫言的声音不急不缓，跟梦里一样温和：“大壮，你听我说。写作这件事，跟种地一样。你种了一辈子地，不是每一季都有好收成，但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不种了，对吧？你写东西，也不是每一篇都能发表，但你一直在写。为什么？因为你在乎的不是收成，你在乎的是那块地。那块地就是你的命，你离不开它。”

他顿了顿，又说：“你问算不算白活，我的答案是——你活了六十年，种了四十年地，写了四十年字，把一个儿子培养成了大学生，把一个孙子培养成了研究生，把你的村子写进了你的本子里。你觉得，这算白活吗？”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地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淌进脖子里，热乎乎的。我蹲在玉米堆旁边，一只手举着手机，另一只手捂着脸，哭得像个小孩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等我平复情绪。过了好一会儿，莫言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在泪水中笑了出来。

他说：“你知道吗？不管你是种地还是写东西，最重要的不是锄头和笔，是你手里在做什么，心里就觉得踏实。”

我说：“莫老师，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他说：“不用谢。好好写，写你身边的人，写你脚下的地，写你心里的那些事儿。别想太多发表不发表的事。你的‘发表阵地’，不在纸上，在土里。”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院子里蹲了很久。太阳落山了，天边的云彩被烧得通红，像一块烧红的铁板。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隔壁家的狗偶尔叫两声。我把手机揣进口袋里，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走进了屋里。

翠花正在厨房里忙活，看到我进来，说：“刚才跟谁打电话呢？打那么久。”

我说：“莫言。”

翠花说：“谁？”

我说：“就是那个写书的，我上回跟你说过的。”

翠花想了想，说：“就是那个拿诺贝尔奖的？”

我说：“对。”

翠花哦了一声，继续切她的菜，切了两刀忽然停下来，转过头看着我：“你莫不是又在做白日梦吧？”

我说：“这回不是做梦，是真的。他给我打电话了。”

翠花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她说：“那他说没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发表？”

我说：“没说。但他让我继续写。”

翠花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搁，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她看着我，神情认真得不像是在开玩笑：“老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跟了你快四十年了，你写东西写了四十年，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事儿不太靠谱。但是今天那个什么莫言给你打电话了，说明你写的东西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

她顿了顿，说：“所以你继续写吧。写到我死，或者你死，谁先死算谁的。”

我笑了。笑得眼泪又出来了。

翠花站起来，回厨房继续切菜，一边切一边嘟囔：“莫言……莫言是干啥的来着？”

这就是我的生活。平凡、琐碎、鸡毛蒜皮，但真实。

五

后来的事情你们大概也猜到了。我还在写，每天都在写。县广播站已经不怎么播文学节目了，我的“发表阵地”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这玩意儿是我孙子教我的，我发现发在朋友圈里比广播站还好，因为广播站播完了就没了，朋友圈发出去有人点赞，还有人评论。虽然给我点赞的大多是亲戚朋友，但那也是真实的点赞，比编辑部的退稿信温暖多了。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孙子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他把我写的一些东西发到了网上，不知道怎么就火了。他让我去看，我鼓捣了半天手机也没找到他说的地方。他就把网友的评论截图发给我看。我戴上老花镜凑近手机屏幕，看到一条评论写着：“这老爷子写得太真实了，比那些作家写得好，强烈建议出书。”后面跟了几百个点赞。说实话，那一瞬间我确实激动得手都在抖，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但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这辈子收到过太多希望，也收到过太多失望，所以我现在对待希望的态度就像对待天气预报——说明天晴我就带上伞，说下雨我就穿上雨鞋，反正不管怎样都得出门。

还有一条评论说：“这文风有点儿莫言的味道。”

我看到这条的时候，忍不住笑了。我想起那个梦，想起梦里莫言从田埂上走过来的样子，想起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我想，也许在某个平行的时空里，我和莫言真的是朋友。他写他的高密东北乡，我写我的王家村。他用他的笔，我用我的笔。我们都是种地的人，只不过他种的文字长成了高粱，我种的文字长成了玉米。高粱和玉米不一样，但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都带着泥土的味道。

这天晚上，我坐在桌前，打开孙子给我买的那个硬壳笔记本，拧开笔帽，在新的一页上写下了一行字——

《假如我与莫言是朋友》

第一章

我认识莫言那年，他还没有得诺贝尔奖。准确地说，我是在梦里认识他的……

我写到这里，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窗外。月亮很大很圆，挂在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树梢上，像一个不说话的见证者。它见证了这个村子从穷到富，见证了我的头发从黑到白，见证了我写过的每一个字、流过的每一滴汗。

翠花在里屋喊我：“还不睡？明儿还得下地呢！”

我说：“就来了。”

但我没有马上站起来。我在月光下又写了最后一行字——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四十年，和我那永远醒不来的作家梦。醒不来也好，醒了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写完了，我放下笔，伸了个懒腰，浑身骨头咔咔响。我看着桌上那个硬壳笔记本，看着那厚厚的一摞旧账本，看着抽屉里那几十封退稿信，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复杂，里头有遗憾、有不甘、有酸楚，但更多的是一种奇怪的满足。

就像是你种了一辈子地，最后打下来的粮食堆了满满一仓。这些粮食可能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但堆在那儿，看着就让人踏实。

我关了灯，摸黑走进里屋。翠花已经睡着了，打着均匀的呼噜。我轻轻在她身边躺下，闭上眼睛。

明天还得早起。

地里的玉米该收了。

而那些在土里长出来的文字，也还会继续长下去。它们可能永远也变不成铅字，但它们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变成这个村子的一部分，变成我这辈子的一部分，变成那些知道我的人的记忆的一部分。

这就够了。

窗外，月亮又升高了一些，把银白色的光洒在王家村的屋顶上、树梢上、庄稼地上。这个小小的村庄安安静静地睡着，像一本合上的书。

而我，王大壮，六十岁的农民，四十年没出过一本书的“作家”，此刻正躺在这本书的某一页里，心满意足地打着呼噜。

呼——噜——呼——噜——

那声音，跟风吹过玉米地的声音，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