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康熙五十四年，皇帝在一道谕旨中，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描绘了黄河与长江间的对比：

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将长江之水视为一种强大、稳定乃至略带惰性的背景力量。这种看法，并非康熙独有。在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贯穿于帝国政治文化深处的，是一种被称为“道德气象”的认知框架。无独有偶，明末也有不少“道德气象”的相关记载——据湖北监利县的地方志记载，嘉靖年间洪水四溃，新任官员殷侯带领乡亲积极抗洪，连孩子生病都顾不上。当堤坝差点溃决时，殷侯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向天祈祷，结果堤坝安然无恙，百姓都认为是殷侯感动上苍，才保全全县。在这些叙述中，水旱灾害被视为上天对人间政治的终极裁决。地方官的德行，乃至统治者的勤政与虔诚，是沟通天人、平息波澜的关键。

《长江之水：

江汉平原的人与环境变迁（17—20世纪）》

高燕 著

耿金、沈柯含 译

定价：95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

自大禹治水传说伊始，一部中国治水史，似乎总是一部人类意志不断征服自然的历史。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将目光投向长江与其支流汉水交汇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观察其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现场，一部截然不同的“水史”便会浮现。这正是历史学者高燕在其新著《长江之水：江汉平原的人与环境变迁（17—20世纪）》中所致力揭示的图景。本书斩断了“道德气象”的单一叙事，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水本身作为能动主角、深刻塑造历史的世界。

突破传统，重新定义：

以长江为主角

《长江之水》首先挑战的，是我们对历史驱动力的惯常理解。本书根据过往的研究，认为无论是魏特夫的“水利专制主义”强调国家控制，还是格尔茨、兰辛笔下的地方灌溉民主，抑或是濮德培所归纳的五种混合管理模式，大多将水与环境简化为人类活动的舞台或背景。水，似乎只是等待被利用的资源，或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

而作者高燕提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动态性的核心概念——“水机制”。它远不止是水坝、河堤和垸田（一种独特的围湖造田设施）这些人造工程。在“水机制”的框架下，长江之水是一个庞大的环境复合体的心脏。这个复合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水体本身，也包括依赖其生存的动植物，以及洪水、干旱、血吸虫病等自然现象与生态过程。它们与人类世界——帝国官僚、八旗驻防、地方宗族、垸区农民——紧密关联，相互博弈，共同作用。

两栖的国度：

垸田、社会与文化的自然生成

水不仅制约宏观政策，更微观地塑造了江汉平原特有的社会形态，即“文化的自然”。这里是“水袋子”，地势低洼。人们发展出“水陆两栖”的生存智慧，核心是“垸”：用堤坝围湖造田形成的农耕单元。垸内种稻，垸外捕鱼。农民“春夏力农，秋冬业渔”，洪水来时甚至以“茭簰”（水上棚屋）为家。这种灵活性，使他们在王朝眼中成了难以管控的“化外之民”。

然而，频繁的水患反向锻造了垸内部强大的共同体凝聚力。修堤护坝需要集体协作，常以宗族网络为基础。更关键的是，共同的水利利益和灾害记忆，催生了独特的“庙垸关系”。几乎每个垸都有自己的保护神——镇水的观音、关帝，或地方性的楠栂将军、白鹤仙人。祭祀这些神祇的庙宇，成为集体议事、凝聚认同的核心。

水的存在，既要求分散自治以灵活应对，又要求内部团结以抵御外患。这使得江汉平原的“水机制”呈现出一种迷人悖论：高度自治，又彼此排外。这种由水塑造的、既坚韧又松散的社会结构，成为国家权力必须谨慎面对的实体。

水的意志：

生态如何悄然改变帝国国策

本书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莫过于对“马的撤退”的精彩分析。这绝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史事件，而是一场水、土地、物种与帝国政策交织的生态戏剧。

清朝初年，为控驭华中，朝廷在荆州设立重要的八旗驻防。弓马娴熟是清朝统治者认同的核心，保持强大的骑兵战力是政治必需。因此，清廷在江汉平原圈占了沿江大片洪泛区与湖畔洼地作为军马牧场。这些地方水草丰美，本是牧马的理想场所。然而，矛盾随之而生——大量移民涌入，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对耕地的渴求，导致农民不断侵蚀牧场边缘，围垦湖泊湿地，建造私垸，与旗人争夺着“水陆两栖”的生存空间。

荆州驻防及其马厂，单圆圈：旗人主要马厂（圆圈并不代表马厂的大小）

朝廷陷入了典型的治国困境：是维护旗人特权与军事传统，还是安抚数量庞大的百姓以保障粮食与稳定？官员们围绕“禁垸”与“垦荒”争论不休。然而，本书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关键变量：长江中游的生态环境本身。北方战马极难适应江汉平原夏季闷热潮湿的气候，湿地环境中滋生的寄生虫病严重损耗马匹健康。更关键的是，当地水土普遍缺乏钙质，导致马匹骨骼羸弱，繁殖力低下。

于是，水的力量悄然显现。长江流域不仅不利于北方马种生存，且持续而缓慢地削弱着荆州驻防的骑兵基础。生态的制约，最终动摇了维持大规模牧场和骑兵建制的必要性。清廷的抉择天平，逐渐向垦殖农民倾斜，牧场最终被千圩万垸所取代。这样的政策调整带来了复杂的结果。一方面，耕地增加，满足了更多民众的需要，维持了地方的稳定，另一方面，更多的圩垸随之涌现，扰乱了环境的水土平衡，间接加大了洪水的危害。一场看似是“满汉之争”或“农牧之争”的政治经济博弈，其深层次却贯穿着长江流域特定生态环境对物种适应性的冷酷筛选。水的意志，以一种无声却决定性的方式，参与了清代民族政策与土地制度的调整。

《画阿玉锡持矛荡寇图》（郎世宁绘）

作者高燕的论述并未止步于有清一代。高燕进一步将目光投向民国时期，揭示了当传统的“水机制”在19世纪下半期的战火中崩解后，长江逐渐从一方需要“适应”的水土，转变为现代国家意图用工程科技“征服”与“规划”的客体。这一从“自治”到“统管”、从“适应”到“征服”的视角巨变，不仅关乎治水策略，更映射出中国从帝制向现代国家演变的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

本书是少见的以长江为探讨对象的环境史著作。中国治水历史不是一个新话题，已经有较多的前人著述，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理论。然而，总体上看，以长江为专门对象的环境史著述尚不多见。比如陈学仁的《龙王之怒》，研究的是1931年长江洪水，以武汉为中心，偏重灾害史研究。

而《长江之水》则通过“水机制”这一透镜，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与生态史熔于一炉，为我们呈现了江汉平原四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变迁。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历史从来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奏折与谋略，不只是阶级斗争与经济发展。历史，同样写在沙洲上，写在军马骨骼里，写在垸庙香火中。

【转自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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