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2007年的一个傍晚，大疆创始人汪滔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门口等了两小时，终于等到了恩师下课。一年前创办大疆时，他意气风发；一年后，公司已濒临绝境——五个创始人走了三个，账上一分钱都没有，只留下一个出纳，离职员工甚至拿着大疆研发的产品在外面另起炉灶生产销售。

26岁的汪滔把困境和盘托出。对面的李泽湘——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系教授——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他只是帮学生逐一分析问题，然后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足以写进创投教科书的事： 投了一笔钱，把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第一届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全部带到大疆，帮这家只剩一个出纳的公司重新搭建团队。

“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帮他分析分析问题，找些人，给他一些钱。”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刻，李泽湘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食堂吃了什么。

但正是这个决定，催生了一家日后估值超过150亿美元的全球无人机霸主。

如果说龚虹嘉的传奇是“245万撬动2万倍回报”，夏佐全的故事是“不懂电池却赌对了人”，那么李泽湘则代表了中国天使投资最独特的第三种可能——

他不是投资人，他首先是老师。

3126实验室：

100平米里走出的硬科技军团

要理解李泽湘为什么会在那一刻选择“出手”，必须回到他的人生起点。

1961年，李泽湘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18岁那年，他从农村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79年，美国铝业公司访华，为答谢中方接待，愿意资助两名中国本科生赴美留学。刚读大一的李泽湘被选中，成为中国首批公派赴美本科生之一。

在此后十几年间，他一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硕博连读，再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他深耕机器人运动控制领域，于2007年当选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成为国际顶尖专家。

1992年，李泽湘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放弃美国教职，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以“国际化、研究型、产学研”为定位的3126实验室（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

就是这间不到100平米的小房间，后来走出了大疆的汪滔、李群自动化的石金博、逸动科技的陶师正等一批硬科技创业者。过去30多年，3126实验室毕业了100多位学生，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选择创业，创办了超过50家科技公司。

3126实验室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规则——李泽湘很少指定“你做什么”，他会问：“你想做什么？ ”

这不是放任自流。他在港科大开设了一门后来“名动江湖”的机器人比赛课程——Robocon。这门课要求学生用8个月时间，从概念设计到做出能上场比赛的机器人原型机，全程模拟真实创业场景。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混编成组，在“魔鬼式训练”中培养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工程意识。

汪滔修了这门课两次。

2004-2005年，他带领港科大战队夺得Robocon香港冠军和国际季军。正是在这门课上，李泽湘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对技术的极致痴迷和不服输的执拗。汪滔在港科大读研时，逃课、成绩平平，甚至差点因为一门课程拿不到C而退学。换个导师，可能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但李泽湘没有。他不仅破格给了汪滔全额奖学金，还在大疆最困难的时候站了出来。

这，就是“老师”和“投资人”最本质的区别。

从固高到大疆：

一位教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反思

但李泽湘并非一开始就笃定要走“支持学生创业”这条路。他自己先碰过钉子。

1999年，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创建深港产学研基地，需要一个有公司签约入驻。有人找到了李泽湘。就这样，固高科技“仓促问世”——英文名GOOGOL，意为10的100次方，创意来自李泽湘的妻子、一位数学家。

固高做的是运动控制器，通俗地说就是“工业机器的大脑”。彼时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刚刚起步，市场对自主技术几乎没有需求。产品卖不出去，李泽湘和团队只能去各地办培训班，为珠三角的制造业老板们培训运动控制技术人才。他们自嘲这是“广东农民运动控制讲习所”——“好多珠三角制造业的老板原来都是种田的农民，办企业的模式基本上是三来一补和来料加工，从国外拿订单、买设备。”

这是一场漫长的“垦荒”。李泽湘和团队花了整整5年做理念推广、技术培训，硬生生把整个珠三角的产业链从终端产品制造延伸到设备制造、系统集成和与之配套的运动控制产业。

2023年8月15日，固高科技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首日收盘涨幅高达446.7%。但有趣的是，上市当天，李泽湘的微信朋友圈一片安静，转发内容与此毫无关系。他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坦言：“所谓科技成果转化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人的转化才是最重要的。”

正是固高的曲折经历，让李泽湘领悟到了一个关键洞察：用技术积累去找应用是非常低效的，更高效的是用问题去牵引技术。而科技成果的转化，归根结底依赖的是“人的流动”。

于是，他做了一个战略转向：从“自己创业”到“支持学生创业”。

大疆的崛起，就是这场转向最成功的注脚。

汪滔从李泽湘那里获得的，远不止一笔救命钱。当大疆的技术路线陷入瓶颈时，李泽湘是引路的技术导师；当管理体系跟不上企业发展速度时，他亲自带队前往苹果公司取经，帮助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当2012年大疆推出全球首款航拍一体机“精灵”，国内投资机构却都把它当成“玩具公司”时，李泽湘拎着样机飞赴硅谷，敲开红杉资本的大门，为大疆链接顶级资本资源。

这不是一个投资人的“投后管理”，这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全程护航”。

松山湖：

在荔枝林里种出一片“科技森林”

大疆成功之后，李泽湘没有选择坐享其成。他做了另一件更难的事：把支持大疆的经验，变成一套可以复制的体系。

2014年，他联合港科大的高秉强、甘洁两位教授，在东莞松山湖发起创立了XbotPark机器人基地（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彼时中国的创投风口在O2O、共享经济、在线教育乃至P2P，但三位教授没有追逐短期风口，而是将目光坚定地投向硬科技的长期生态构建。

2026年2月24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松山湖XbotPark机器人基地发起人、深圳科创学院院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作为代表发言，分享了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Park机器人基地）支持年轻人创业、孵化硬科技企业的经验和做法。图片来源：南方日报-松山湖政法

当时松山湖还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荔枝林。今天，这里已变成占地近百亩的科创园区，走出了云鲸智能、逸动科技、海柔创新、本末科技等一批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的科技企业。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XbotPark机器人基地迄今已走出超过140家硬科技企业，被孵团队的存活率在80%以上——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15%成长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公司。若以李泽湘团队体系累计计算，已孵化超过270家硬科技企业，总估值超过3500亿元，其中4家已上市，12家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独特的“1地+1校+1平台+1园区”科创体系。具体而言：地方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与场地，高校进行新工科教育改革培养人才，XbotPark平台整合创新要素并提供创业全周期服务，最终将成果导入产业园区。

而这套体系最核心的秘密武器，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设施——共享工厂。

硬科技创业中，“产品定义”和“量产”是两个最难跨越的“死亡之谷”。为帮助初创企业跨过这道坎，XbotPark设立了专门服务早期团队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整合优质供应链资源，支持小批量打样、产品开发与检测试验。2024年，共享工厂共服务近70家初创企业，累计助力出货超过18万台产品，链接超100家供应商，覆盖电子电路、模具注塑、机加压铸、仓储物流等10余个核心环节。

有一个动人的细节：为了帮助逸动科技做电动船外机的户外实验，松山湖管委会特意在湖边为企业修建了一个小码头。“真的非常难得，”逸动科技联合创始人潘宗良感慨道，“为企业修建小码头需要政府有非常细致的服务精神，敢于打破常规。”

这就是李泽湘始终强调的——要在能听见炮火声的地方打仗。

云鲸智能创始人张峻彬的故事最能印证这套体系的力量。2016年，他背着包来到松山湖创办云鲸智能，当时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李泽湘不仅自掏腰包完成天使轮投资，还一路陪跑。2019年云鲸发布第一款产品，2020年销售额即达6亿元，开创了“扫拖一体机”的全新品类。张峻彬后来在媒体采访中说：“我背个包的时候，李老师就愿意支持我，一轮一轮投我。”

一个月敲两次钟：

从“大疆教父”到“IPO发动机”

2025年12月，李泽湘在一个月之内两次站在港交所的敲钟现场——19日希迪智驾上市，30日卧安机器人挂牌，两家赛道截然不同的企业，背后的核心推动者，都是他。

希迪智驾选择了一条当时被市场忽视的赛道——矿山自动驾驶。2017年全行业都在追逐乘用车自动驾驶时，李泽湘与联合创始人马潍却提出了一个更朴素却更核心的问题：谁愿意为自动驾驶真正付费？ 答案清晰指向矿山——这里长期受招工难、安全隐患频发、年轻人不愿涉足的困境困扰。不需要酷炫的Demo，只需要一辆能稳定干活、不出安全事故、成本低于人工驾驶的车。

上市时，希迪智驾已交付超过400台无人矿卡，在西北某矿场创下56台无人矿卡与超500台有人车辆混编作业的纪录。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认证，其无人矿卡效率达到人工驾驶的104%。

从固高到大疆，从云鲸到希迪智驾——回顾李泽湘三十年的发展路径，能清晰看到一场完整的角色演变：1999年创立固高科技，他是躬身实干的创业者；2006年全力支持大疆，他是引路护航的导师与天使投资人；2025年希迪智驾、卧安机器人接连上市，他完成了从“赋能者”到“亲自下场者”的完整闭环。

他不是典型的天使投资人。他不做分散撒网的“概率游戏”，不签对赌协议，不追求短期回报。他更像是科技圈的“种地”——从选种子开始，到施肥（技术指导）、除草（商业纠偏），最后等着收割（IPO）。这套流程，他用超过270家企业证明是走得通的。

他用“长期主义”来回答时间的考验：硬科技创业回报慢，他陆续成立清水湾一期、XBotPark基金、香港X基金和松山湖种子基金等多支创投基金，专注机器人及智能硬件领域早期投资，不追短期收益，专注团队产品迭代。“创业这件事，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你必须真刀实枪地为用户做产品。”

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投资人”。当被人问及“李泽湘模式”的秘诀时，他的回答始终朴素：“我首先是名老师。”

尾声：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亮

2026年2月，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李泽湘站在讲台上分享了一组令他骄傲的数据——在XbotPark体系中，常州大学教改班的“创业浓度”超过10%，重庆大学明月班达到20%，广州美术学院教改班更是高达26%。而作为对比，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学生创业浓度不足1%。

“我们做教授的，最大成就感不是发多少论文，而是看学生创办的企业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

这句话，李泽湘说过很多次。但每一次说，语气都不像是“表态”，更像是陈述一个已经被反复验证的事实。

在XbotPark基地主楼入口处，高墙上写着一句话——“只有疯狂到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这是乔布斯的名言。

从湖南永州的农家少年到美国顶级学府的机器人专家，从港科大3126实验室到松山湖荔枝林里的科创之城，从固高的五年垦荒到大疆的千亿崛起——李泽湘用三十多年时间，把一束光照进了中国硬科技创业最需要希望的地方。

而他的方式，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在年轻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站出来。

这不是投资的逻辑，这是教育的逻辑。但正是这种“不精明”的逻辑，催生了中国创投史上最厚重的一批成果。

大疆只是开始。正如李泽湘自己所说：“过去40年我们靠人口红利，未来40年靠工程师红利。”

他正在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松山湖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