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长征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前线将领的带领下，在四川纵横无敌，打得刘湘等四川军阀无力招架，当时可谓是意气风发。

然而，在执行南下战略后，四方面军却屡屡受挫，甚至反过来还败在四川军阀手中，损失惨重。如此颠覆性的结果，实在是让人既心痛又疑惑。

那么当年四方面军在南下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其实，在四方面军领导层确定要南下后，初时还保持着强势，依旧能够把川军军阀打得丟盔弃甲。

在绥崇丹戀战役中，四方面军对阵川军刘文辉和杨森的6个旅，一开打就轻松将刘文辉的部队击溃，虽然杨森等人想要截击四方面军，但顶不住我军气势如虹，攻势如潮，依旧被击溃。

杨森所部如惊弓之鸟一触即溃，其两个旅在逃跑的时候还被四方面军截击，损失惨重。

此战，红四方面军一举击溃敌方6个旅，俘虏3000余人，拿下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所属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隆关等要地，打通了南下的战略通道。

之后又展开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王树声和李先念指挥的中纵队又是追着杨森的部队暴揍，最后攻占芦山，一举破坏了川军拒止红军于天、芦以西的谋划。

但是在红四方面军一路凯歌，拿下宝兴、天全、芦山后，正准备一鼓作气攻占百丈关时，局势却突然发生逆转。

原本轻易被打垮的川军竟然死战不退，红军被迫与其反复拉锯，损失越来越大。双方后来在百丈关一带与敌激战了一个星期之久，虽然毙伤敌人15000余人，自身损失也达到了1万余人。

这一战让南下红军锐气大挫，不得不放弃南下计划，转而西撤。而西侧路上又多有坎坷，最后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红四方面军从原先的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可谓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红四方面军前期能打得那么顺利，突然间就不行了呢？

其实原因也不复杂，红四方面军前期的胜利既有其领导层准备充分的缘故，也有川军轻敌和指挥混乱的原因。

首先，来看红四方面军的准备。

在确定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进行了各种舆论准备，强调南下才是正确的方向，四方面军政治部所属《红旗》杂志，更是刊出了“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一文。

而且，红四方面军高层还充分利用了“士兵不愿意出川”的情绪。

据资料显示，红四方面军的普通战士，多数以通江、南江和巴中籍贯为主，在他们看来，天府之国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祖坟，他们的根，如果离了四川，便会成为水上浮萍。

在领导层的动员下，他们不仅不对南下战略反感，反而充满着斗志。

还有四方面军领导人甚至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的口号。

我们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口号，要知道在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查阅当时红军的电文可知，其中频频提到“注意收集粮食”以及“粮食紧张”之类的字眼。

甚至朱老总还在中央红军的行动部署电文中特别提及“各部队应严格注意节省粮食”，可见当时粮食困难已经成为了红军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在大家饥肠辘辘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提出这么一个极具诱惑性的口号，自然能充分调动士兵的战斗积极性，而且与之前眷恋家乡的情绪叠加，让四方面军在初期拥有极强的战斗意志。

其次，则是川军自身面临问题。

尽管红军已经南下，但蒋介石只盯着北上的中央红军，根本没把红四方面军放在眼里。

他不仅让胡宗南开回甘肃，准备调薛岳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甚至还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

川军的各路将官也对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准备不足，各级军官昼夜赌博，根本无心备战，战斗意志非常脆弱，基本属于一触即溃。

更重要的是，在战斗的过程中，川军各地方势力在不威胁自身占有地盘的前提下，大多数都倾向于保存实力。

而蒋介石中央军方面也乐于坐山观虎斗，其中中央军薛岳所部一直在四方面军与川军打到精疲力尽后才参与作战。以至于刘文辉直言这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

也正因为这两个重大缘由，红四方面军才在初期打得异常顺利，但这一连续的胜利却埋下了后面失败的种子。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方面，领导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误以为川军脆弱，红四方面军锐不可挡，于是产生轻敌的念头，表现得极为激进。

比如在取得了绥崇丹戀战役的胜利后，就在红军长期转战疲惫至极，而且没有得到粮食补充和休息调整的情况下，依旧下令让军队迅速开展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这样激进的行动，连国民党方面都看出了有问题，像薛岳就明确表示：此时的四方面军不占天时不占地利，还缺乏粮草，已经面临危险局面。

国民党参谋行营主任贺国光也认为：四方面军以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早已到了强弩之末。

但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人员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反而继续对众人强调南下作战的理由，说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物质基础很好…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

如此冒进，怎能不让红四方面军接下来的行动面临隐患？

在川军方面，因为四方面军的胜利，让懈怠的川军痛定思痛，开始拼命整军备战。其中刘湘就积极调整川军部署，聚集了80个团、20余万兵力应对红四方面军。

而且为了打好百丈关一战，刘湘更是发出了《告剿共官兵书》，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者作战不利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如有为令者，可逐级由上级直接枪决。

在这份严令监督下，川军改变了此前的退缩姿态，居然通过炮火掩护，不断以整营整团发起集团冲锋。

更要命的是，就连蒋介石和中央军都开始积极配合，蒋介石理顺了军事指挥系统上的混乱，允许刘湘总揽前线指挥大权，让刘湘得以全力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王树声、李先念等人顽强的靠着简易工事抵御优势敌军的进攻，可终究无法改变大局，红四方面军损失越来越大，直至战斗受挫。

总之前期的胜利让敌我双方形势逆转，一个错估形势盲目冒进，一个痛定思痛拼命反扑，如此自然就造成了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挫败，让原本强大的四方面军败于川军军阀手中。

不过还好，虽然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但也使得三大主力后来在陕北顺利会师，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红军还是顺利的完成了长征，为接下来的抗战成功保留了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