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3月30日在济州岛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能源供应问题非常严峻，令其“无法入睡”。李在明这一言论，从侧面反映出中东战火对韩国社会的巨大影响。随着中东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原本一场“别人的战争”，正通过能源、金融、产业链乃至安全体系等路径，多维度冲击韩国。

中东战火正在全方位影响韩国经济与社会运行，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能源上。韩国94%的能源依赖进口，约72%的原油来自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后，韩国国内汽油价格上涨势头迅猛，能源成本上升也迅速向产业链下游传导。韩国《中央日报》在3月30日的社论中称，当下韩国“亟须树立堪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的危机意识”。

能源成本飙升也在引发产业体系的连锁震荡。石脑油（化工轻油）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韩国石脑油约一半依赖进口，其中六成来自中东。据韩媒报道，石脑油的供应短缺已波及塑料制品、包装材料乃至农业生产，甚至垃圾袋、医用输液袋等多类基础用品供应出现紧张。随着战争持续，供应缺口还将继续扩大。

宏观经济和民生也受到相当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将韩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1%下调至1.7%，并警告战争持续将进一步拖累增长。同时，通胀预期被上调至2.7%，意味着“滞胀风险”正在逼近。金融市场同样剧烈震荡。韩元对美元汇率盘中跌破1510比1关口，创下17年来最弱水平，资本市场遭遇大规模外资撤离，仅3月份外资净卖出就接近30万亿韩元（1000韩元约合4.52元人民币）。股市市值蒸发超过600万亿韩元，波动性显著上升。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电价、燃气费、运费、食品加工费等连锁上涨，进一步压缩居民实际收入，并使韩国最低工资谈判更加艰难。美以伊冲突产生的冲击正在快速传导至韩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此外，安全层面的外溢效应也成为韩国的核心关切。随着美国在中东投入更多军事资源，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可能被进一步强化，防空系统乃至其他兵力存在被继续调往中东的可能性。这将直接触动韩国的安全神经，使其对半岛安全环境产生新的不确定预期。在极端情形下，韩国甚至可能面临战略抉择：如果美国继续施压要求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护航，韩国将不得不在“卷入中东冲突”与“损害韩美同盟”之间作出艰难选择。这也是韩国所焦虑的两难困境。

韩国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中东战争冲击，也曾遭遇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深知自身的结构性脆弱。从经济结构看，韩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对外依存度极高，任何全球性冲击都会被迅速放大。其能源自给率仅约19%，对中东依赖尤为突出，一旦供给受阻，几乎没有多少缓冲空间。从金融结构看，韩元并非国际储备货币，抗冲击能力有限。在全球避险情绪上升时，资本往往迅速流出，导致汇率与资产价格双重承压，这也是此次危机中韩元贬值幅度显著高于其他主要货币的重要原因。从产业结构看，韩国以制造业和出口为核心，而这些产业对能源、原材料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中东冲突不仅推高成本，还通过全球需求收缩对出口形成二次冲击。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安全结构。长期以来，韩国安全高度依赖美国，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使韩国不得不面对“被卷入”与“被忽视”的双重焦虑。一方面担心被拖入中东冲突，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资源转移削弱对半岛的安全承诺。换言之，韩国的不安，并非源于单一经济问题，而是多重结构叠加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并非在被动承受冲击，而是在积极应对。这种“居安思危”的强烈危机意识，正是韩国过去几十年能够屡次摆脱困境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政策层面，韩国政府已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包括设立跨部门经济应对机构、扩大财政支出、限制部分能源产品出口、提高核电利用率等措施，以稳定能源供应和市场预期。同时韩国还采取燃油价格上限、能源补贴、公共部门节能等措施，以缓解物价上涨压力。中长期战略上，韩国也在加快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电动汽车普及、自主国防能力建设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回收等议题，试图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然而，若中东冲突持续更长时间，韩国政府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治理挑战，这可能会对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乃至2028年国会选举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冲击李在明政府的执政基础。

炮弹落在中东，韩国日益不安。对于韩国而言，这场危机或许不仅是一场外部冲击，更是一场关于发展模式与安全路径的深刻拷问。（作者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