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玛丽莲·梦露

“硅谷哲人”纳瓦尔最近在《Modern Wisdom》的播客里聊了将近三个小时，他在对谈中反复区分两种人生游戏：一种是地位游戏，另一种是财富游戏。

地位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比较、排序、优胜劣汰。谁的头衔更好看，谁的社交圈更高端，谁看起来更“成功”。

大多数人的焦虑，恰恰来自于：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始终站在一个永远有人比你更靠前的排行榜里。纳瓦尔指出这种内耗的根源是非常清晰： 只要你还在和别人比较，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正在玩一场名为“地位游戏（Status Game）”的致命毒局。

因为地位这套系统，从来不是为了让个体满足而设计的。地位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它只负责制造下一轮竞争。

美国知名经济社会学家托比·斯图尔特从博士论文阶段起便致力于拆解社会等级体系运作的“黑箱”，在其新作《地位游戏》中，斯图尔提出了一个与纳瓦尔一致的清晰判断：

在赢家通吃的环境中，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分配机制的一部分。能力、努力与成果之间，并非直接对应，而是要经过身份、背书与关联度的过滤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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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排名和背书的

实际运作方式

文| 托比·斯图尔特

来源 | 《地位游戏》

01

奖项、排名和背书的

实际运作方式

尽管评论家在引导我们的消费选择方面作用巨大，但他们并非唯一的“施膏者”。各类奖项和荣誉——普利策奖、奥斯卡奖、诺贝尔奖等——在建立关于品质的文化共识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让人们能够更快地决定应将注意力投向何处。授予奖项的做法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盛行。分别成立于 1635 年和 1816 年的法兰西文学院与法兰西艺术院，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颁发奖项的。从那以后，奖项的数量急剧增加，作家戈尔·维达尔曾打趣道，美国的“奖项比作家还多”。

奖项有时还会扭曲历史。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珍妮弗·杜德纳的卓越成就为例，她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一同被认为是 CRISPR技术的研发者。然而，正如你可能想到的，这项技术并非由她俩独立完成。该领域的研究者表示，在 10年间，有一群科研人员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这些成果最终促成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这项技术很可能会彻底改变多种遗传病的治疗方式，其影响或许还远不止于此。

奥斯卡颁奖典礼

然而，由于像诺贝尔奖、科学突破奖这类最具声望的奖项，每次只能颁给少数几个人，它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历史：它们将杜德纳和沙尔庞捷（或者达尔文）这样的获奖者抬到了极高的位置，以至于许多贡献不相上下的研究者（比如华莱士）会彻底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有些人不怎么把奖项当回事。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例子是珍珠酱乐队的主唱埃迪·维德，他在格莱美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敷衍地说：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就是这么想的。

然而，环顾我们周围的人便会发现，维德的观点只代表少数派。奖项之所以数量如此之多，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就像备受赞誉的评论家的观点一样，它们传递着关于地位的信息。而且，奖项的声望越高，其传递的范围就越广。

获得奖项并非仅仅是对某人（被认为做出的）卓越成就的认可，更是对这种卓越的公开宣告——无论获奖者的表现是不是真的那么出众。“受膏”的本质就是得到那些备受尊崇之人的公开认可，而负责为知名奖项遴选获奖者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这类德高望重者。

一旦获得一项新的、引人注目的认可——无论是金球奖、全英音乐奖、布克奖、普利策奖还是金棕榈奖，都会让获奖者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在此之前，获奖者与其他水平相当的同行并无显著差别；而获得认可之后，获奖者便凌驾于其参照群体之上，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新的声望。

正是这种公众对获奖者社会地位认知的显著变化，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格莱美奖得主会收到更多演出邀约，奥斯卡奖得主此前那些冷门电影也会迎来观影热潮。这些极具声望的奖项为获奖者的履历增色不少，而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它们也改变了获奖者的创作生涯和经济轨迹。

图源：Unsplash

02

我们确实很喜欢排名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奖项的作用远不止于宣扬获奖者的成就。当然，它们会激励我们努力表现——谁不渴望获奖呢？但它们也满足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要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估自身价值的欲望。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过一个著名理论： 当人们无法通过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能力时，往往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满足自我评估的需求。文化产品的创作者会为奖项展开竞争，这不足为奇：评选委员会在选出获奖者的过程中，会对候选人进行筛选和排序，从而提供每个人的成就相对地位的信息。作为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我们也会关注奖项，因为我们痴迷于精英群体，通过他人成就的比较获得间接满足。谁最有才华？谁速度最快？谁最富有？谁最聪明？谁最美丽？谁是金牌得主？谁在自己的领域里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我们对这些问题永远乐此不疲。

人类相互比较的欲望也催生了我们对各种排名的集体痴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Glassdoor 给雇主排名；

《新闻周刊》给医院排名；

《金融时报》和各种排行榜给投资银行排名；

猫途鹰给酒店和餐厅排名；

《人物》杂志似乎给所有人排了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给大学排名；

高中、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给学生排名；

《纽约时报》给畅销书和各类最佳产品排名；

社会保障局给婴儿名字的受欢迎程度排名；

《福布斯》给亿万富豪排名；

各类社群则会给职业排名——医生相对于护士如何，护士相对于电工又如何……

我们会根据城市的规模、污染程度、生活成本、生活质量给它们排名，甚至连不明飞行物目击次数都可以拿来排名。运动员的排名依据的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统计数据。谷歌搜索结果本身就是大型网页排名算法的产物，而谷歌用户最喜欢向这项服务提出的请求就是提供“最佳”排名。

我们确实很喜欢排名。和奖项一样，排名通过将某些文化创作者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标记为相对他人他物而言的“最佳”，从而对其“施膏”。而且，由于“另一条不确定性原理”的存在，我们也需要排名。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排名为我们做选择提供了一种快速简便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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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施膏”与“受膏”

背书的作用与之类似，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施膏”的是已然获得“受膏”的个人或实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评论家或奖项评审委员会。埃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的歌声堪称传奇。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于一位身材“丰满”的黑人女性而言，仅凭才华并不足以让她登上最知名场馆的舞台。据称，菲茨杰拉德曾说：“我知道自己在爵士俱乐部演出能赚不少钱，但我真希望能在那些高档场所表演一次。”

埃拉·菲茨杰拉德 图源：R Dumont/Getty Images

玛丽莲·梦露

这时，光彩照人的玛丽莲·梦露登场了。她是菲茨杰拉德的铁杆粉丝，曾花大量时间聆听她的唱片。1954 年两人在洛杉矶相识后，便维持了一段终身友谊。传说当梦露得知菲茨杰拉德没能在洛杉矶一家名为“莫坎博”的著名夜总会获得演出机会时，她决定伸出援手。梦露告诉夜总会老板，如果他能邀请菲茨杰拉德演出，自己每晚都会坐在前排。1955 年 3 月，菲茨杰拉德在这家俱乐部连续演出了两周，她的事业从此一飞冲天。

我们的社会地位既取决于我们的成就，也基于我们的先天特质，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不仅与我们的成就和出身有关，还取决于我们所结交的人——那些庇佑我们的“影子”，以及我们所握的“手”。例如，一位图书代理商在选择签约作家时会十分挑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声誉与此息息相关。其旗下拥有著名作家这一事实，就是对他的能力的一种隐性（或显性）认可，是一种“受膏”。

这一逻辑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如果由知名代理商代理，就能获得助力；这种合作关系公之于众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背书。出版商进而会将这位作家在地位层级中推得更高，帮助联系知名人士在其书护封上撰写溢美之词。这些评论所带来的提升，与菲茨杰拉德因个人与梦露的关联而获得的助力如出一辙。

当我们审视所有这些“施膏”的力量——评论家、奖项、排名与背书——会发现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现象：它们让地位“流动”起来。无论是讨论大学与学生、画廊与艺术家，还是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一种双向关系始终在发挥作用：声望卓著的机构会将自身地位赋予其成员，而具有声望的成员同样会为机构提升地位。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声誉源于一个由“映射地位”构成的复杂网络。你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所认识的且会公开支持或认可你的多方参与者。而如果你在社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你也会拥有提升他人地位的力量。个体或机构之间存在关联这一简单事实，便使得这些参与者能够将彼此的地位映射给对方。

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会因母校的显赫名声而获得助力，奖项得主会沐浴在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光环之下。而随着这些毕业生和获奖者在各自领域不断发展，他们又会将自己的认可延伸到其他个体与机构身上。当这些人绽放光彩时，他们又会将地位映射回最初助力他们成名的大学和评审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尊重与认可构成的共生循环，周而复始，不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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