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粟裕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是公认的质量非常高的一本回忆录。

这从《粟裕战争回忆录》在孔网上的二手书市场上的溢价便可看出。

这本书是1988年11月1版1印的，精装本也不过只卖7.25元，而现在各路卖家在孔网上挂出来的价格，动辄就好几百块钱一本，我等囊中羞涩自然不敢轻易问津，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从网上找来电子版本一睹为快。

粟裕打仗开窍，和他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残部在浙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记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本书的第六章《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粟裕用了不少的篇幅回顾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最开始，粟裕还是采取原来在江西中央苏区的那一套老办法，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发现效果并不是太好。

后来便及时改变了斗争的策略。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红军游击队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

红军游击队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

为此，粟裕在书中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枪口太高一寸”的做法。

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就根据部队的需耍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

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头猪，合计该扣除五十元钱，便要他再送一百五十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没收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一百五十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双方的矛盾就不会激化。

当然也有不送的，这时红军游击队就写信警告他，要他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有些顽固透顶的，以为红军游击队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当时，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红军游击队通知他要送五百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肯就范。红军游击队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这个地主乡长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其实红军游击队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

这一天，这个地主乡长出门了，红军游击队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了来。他吓得要死。红军游击队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一千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

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红军游击队的条子后，大都会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日常经费开支，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后来，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红军游击队还逐步建立起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

国民党反动派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下面的情况，所以这种“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可以存在得住。

红军游击队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他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红军游击队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惩办，而对大多数并没有特别劣迹的大批保、甲长就“枪口抬高一寸”，他们自然也会“识时务者为俊杰”，尽量保持中立，这样真正坏份子就给孤立起来了。

到了后来，粟裕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的处境大为改观，星罗棋布地建立起了一个个游击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