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泽连斯基当选前夕，乌克兰最高拉达会议上传来了议员纳迪亚·萨夫琴科的声音，她的质问充满了直白与愤懑：我不明白乌克兰的人民，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你们害怕泽连斯基是犹太人吗？可波罗申科也会说意第绪语。你们害怕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吗？可波罗申科本身就是最大的寡头之一，他偷窃钱财的本领丝毫不逊色于科洛莫伊斯基，甚至可能更多。你们害怕泽连斯基不会说乌克兰语吗？他会学的。别忘了，波罗申科当年也是苏联共青团员，他当选前同样不会说乌克兰语。 萨夫琴科的话语中透出一种理性的呼喊：乌克兰的人民，真正的爱国者不会掠夺自己的人民，而是会保卫国家。讲哪种语言并不重要。我真的无法理解，民族主义者们为何会为波罗申科拉票。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泽连斯基上台时的乌克兰，那便是混乱。这个国家早已失去了作为政治实体应有的主体性思维，最高拉达会议的席位，大半掌握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手里。不仅是所谓西方豢养的买办，甚至有人字面意义上就是美国人、欧洲人。 谈完波罗申科与泽连斯基的共同点，我们再看泽连斯基的优势。他曾主演《人民公仆》，这让他在公众心中拥有了特殊的形象。乌克兰的现状如此，民众寄望于他，仿佛就像他们期待他学会乌克兰语一样，或许泽连斯基真的能团结国家。

泽连斯基的竞选纲领与波罗申科许诺的差异并不大，双方都亲西方，极力讨好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但泽连斯基之所以能胜选，是因为他更适合这场选举，更懂得网络时代的胜负逻辑——不是路线，而是打法。他的表演天赋和理解网络舆论的能力，让他比波罗申科更能抓住民众心理。 大选倒计时时，波罗申科团队加大广告投放，在基辅地铁站台的大屏幕上反复播放他的巧克力品牌包装盒，上面赫然写着真正的总统。而泽连斯基团队则通过社交媒体发起了三分钟快问快答：总统先生，您会剥夺议员的法律豁免权吗？明天就做。总统先生，您敢逮捕波罗申科吗？一定送他进监狱。这种简洁而直接的回应，深得民心。

尽管泽连斯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并非主要责任人，但战争爆发后，他成为乌克兰战争的最大责任者。这并非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但选举前的竞选纲领和个人状态过度高估了现状、低估了风险。正如俄国人的表述，这是弗兰肯斯坦与一代代新纳粹头子所选择的道路。 早在2014年乌克兰内战初期，普京的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就直言，波罗申科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国家的纳粹领导人。莫斯科无法理解这个弗兰肯斯坦在做什么，更不承认这个将国家拖入内战的纳粹头子。当这个陌生的弗兰肯斯坦敲响欧洲国家的大门时，欧洲民众将会震惊。虽然这与八年后普京特别军事行动中对乌克兰国家性质的描述类似，但格拉济耶夫的话并不是对2·24后欧洲局势的预言，因为欧洲极右翼才刚刚抬头，一切才刚刚开始。

格拉济耶夫发言仅数小时后，波罗申科便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他称乌克兰为实现欧洲梦想付出了最高代价，而这个代价指的无疑是乌东内战的投名状。欧盟承诺背书后，基辅当局以反恐行动为名，将战争扩大化。波罗申科曾直言，顿巴斯战争让乌克兰的孩子们学会唱国歌。从2014年开始，战争常态化，或者说适应战争，成为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初期坚韧不拔的重要原因。关键不在于北约武装，不在于乌东要塞化，更不在于泽连斯基所谓战争初期的英明领导，而在于顿巴斯战争让乌克兰社会熟悉并习惯了战争。 可悲的是，这种战争意识的建立，根植于极端民族主义。2017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顿巴斯重新一体化法案》，取消地方自治特权，关闭俄语学校，强化文化同质化政策。过度急躁、排他、二元对立的民族政策不仅未能缓解社会矛盾，也未能教会民众理解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原因。直到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时，乌克兰连最基本的顿巴斯乱局都未解决。

必须指出，某种极端史观和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令人沉迷。就像某些人信教只需一部经书，这是现代意识形态光谱中最简单、最直接、也是人类文明至今仍屡试不爽的思想工具。沉浸在对与错、黑与白、善与恶的对立中，人们享受着明确性与指向性，无需推敲，无需复杂思考，无需直面历史和现实，更无需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勇气。这不仅是保守庸碌可以解释的，更是一种面对历史灰度与现实复杂性时的懦弱心理。 历史漫长，文明广阔，每个民族都有巅峰与低谷，每件事物都有自身发展逻辑。现代西方政治的基础，是政客与选民双向选择下的去责任化，而宗教或类宗教叙事的崛起，同样与互联网内容机制及受众双向选择的去责任化密不可分。老话说，不要低估群众的力量，也不要高估群众的智慧。

班德拉分子之所以能登堂入室，其根源在于社会不敢面对真实历史，也无力解决腐烂现实。泽连斯基之所以登堂入室，基本依赖于《人民公仆》这部剧，而剧中回避了乌克兰最大现实问题——东西分裂与顿巴斯局势。剧中对内政和发展的最大寄望，竟然只是加入欧盟就好了。必须理解，这只是剧中观点，不是泽连斯基的个人观点，但这种幻想最能引发民众共情。 正因为《人民公仆》的成功，泽连斯基顺利走上总统之路。因此，讨论乌克兰被谁绑上战车，其实很愚蠢，现实是乌克兰自己放弃了方向盘。在乌克兰社会，一个普通人几乎无法理解选举或社会运作——2020年西媒民调显示，基辅67%的年轻人希望逃离这座城市。基辅如此，日托米尔、利沃夫、梅利尼斯基乃至顿巴斯战争的兵源地又该如何自处？民众需要什么，国家又需要什么？在西式民主选票政治结构下，将权力赋予一个新角色、新形象，已经是最无奈的反抗。 整个顿巴斯战争期间，欧盟提出的解决方案始终围绕法德主导的诺曼底模式，美其名曰平衡俄欧战略利益。默克尔也坦言，明斯克协议只是为基辅争取重整军备的时间。而美国，即便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初期，仍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军事援助。政治是动态的，十几年来，西方逻辑无论对俄还是对乌，都在不断强化施压战略。不能因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俄有所媚态，就忽视政治发展基于现实的基本逻辑。 正如2019年兰德公司报告所述，乌克兰的武装化服务于让俄罗斯持续流血至虚弱状态的大战略。即便泽连斯基在剧中和竞选时尽量回避现实问题，他已成为总统后，仍必须处理这些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