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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有一家做物流生意的A公司。

2016年6月，B公司从某纸业公司承接到一个纸品运输业务，转包给A公司，由A公司组织实际承运人完成运输任务。

因该项目需要垫资，而A公司资金紧张，恰好在2017年4月，C公司为了新增经营业绩，找到A公司寻求融资合作。

经三方协商一致，2017年6月B公司作为上游，C公司作为下游签订了《国内公路运输服务合同》。同时，C公司作为上游，A公司作为下游，也签订了《国内公路运输服务合同》。C公司按融资金额获取月利率1%的收益。

2017年7月，B公司中标了纸业公司的华南项目，该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水运、仓储等多式物流服务。C公司在了解了华南项目后，愿意继续为A公司提供融资。

因C公司没有水运资质，故其将B公司提供的多种运输模式合同文本，修改成没有水运部分的合同，并于2017年8月发给王某。

王某把该合同文本发给B公司总经理毛某，毛某看后说这个合同文本肯定不能在B公司盖到章。鉴于当时合作已经在实际进行中，停不下来，按毛某要求，王某刻制了一个B公司的公章，交给了B公司的闵某，闵某在合同上盖了章，然后寄给了C公司。

2018年6月，因B公司总经理毛某离职，B公司决定退出华南项目。于是C公司与A公司合作至2018年8月31日终止。

在三方合作过程中，C公司自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共计付给A公司融资款1.6亿余元，B公司自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付给C公司的资金是1.2亿余元，差额3800余万元。

其中，华南项目于2018年8月31日终止合作后，A公司还于2018年9月至11月通过B公司付款380万余元给C公司。

因C公司尚有3800余万元未收回，故向某公安机关报警称其被诈骗了。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以及某法院一审审理，最后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A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有期徒刑12年，罚金30万元，并责令其退赔C公司3800余万元。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裁定：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个案子，何忠民律师接受委托后，经阅卷、会见，发现A公司没能归还C公司的这3800余万元，系经营亏损造成的，王某并没有非法占有这笔资金，故王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又因C公司不是金融机构，故王某也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基于上述判断，何忠民律师撰写了《律师意见书》给二审法院主审法官，阐明主要辩护观点，其后又组织了相关证据提交法院，开庭前精心做好了开庭准备，庭审中做了王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护，并当庭提交了书面《辩护词》。主要辩护意见有：

上诉人王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C公司的3800余万元经济损失系A公司经营性亏损造成的，与王某伪造印章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1.C公司的3800余万元经济损失系A公司经营性亏损造成的。

2.一审判决书认定王某具有诈骗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

3.王某伪造印章的行为与C公司的3800余万元损失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王某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一审判决书凭3800余万元经济损失而客观归罪于王某是错误的。

1.王某没有挥霍资金。

2.A公司从C公司所获得的资金全部用于了公司经营。

3.三方合作结束后，A公司仍然归还了380余万元给C公司。

4.王某没有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三、有类似案件的无罪判决可供参考。

最终，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王某犯合同诈骗罪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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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民律师，湖南省邵阳县人，1997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分配到国家检察机关工作8年，2005年至今从事律师工作，主要从事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和企业危机管理工作，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

其每年亲自承办的案件一般不超过10件。不过，凡是其亲自承办的案件，必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把辩护工作落到实处，力争把每一件案子办成经典案例。

执业21年以来，办理过厅级、处级、科级等领导干部、公务员职务犯罪案件数十件，办理过企业老板、高管经济犯罪案件数十件，绝大多数都实现了预期的辩护目标，深受客户好评。

其优势：对刑事案件具有精准的判断力，擅长挖掘刑事案件的辩护要点，以及亲力亲为办理案件。

现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副主任、刑事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