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规则的可预期性下降，不确定性通过金融、政策与合规渠道深度渗透南美商业环境，中国车企如何实现从“外来供货商”到“体系内参与者”的战略转型？

委内瑞拉汽车市场究竟有多大？

如果仅看委内瑞拉汽车商会（CAVENEZ）的初步统计数字（2025年约1.5万辆），这个市场对志在全球的中国车企而言似乎并不重要。但在近期，该国却正成为了一座观察南美商业环境变化的“风向标”。

今年伊始，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单边干预，其影响已超越外交博弈本身，演变为一场对既有国际法与国际秩序运行方式的显著冲击。从商业视角审视，这一事件更重要的后效，或许并不在于是否立即改变南美各国的政策立场，而在于它重新塑造了企业对风险、不确定性与长期投入的判断方式。

这种变化虽不至于直接“击垮”南美商业环境，但会持续改变资本流向、成本结构以及合作逻辑。短期内，风险规避倾向明显上升；中长期看，则可能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进一步分化。

对中国汽车企业而言，南美市场的复杂性也正在被重新放大，其商业环境本身是否仍然遵循既有的运行逻辑？

南美商业环境的逻辑会重构吗？

委内瑞拉事件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持续讨论，并不全因为它是否构成国际秩序的实质性转折，而在于其动摇了一种长期被默认存在的前提：大国行为仍然能够被既有规则、历史经验或制度逻辑所预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并不依赖所有国家始终遵守规则，而在于各方大体清楚哪些行为会被视为“越界”，以及越界之后可能遭遇的回应。当这种判断基础开始松动，其影响便不再局限于外交或安全领域，而是迅速外溢至商业世界。

当行动逻辑更多依赖行政裁量、即时判断甚至政治意志，而非清晰、稳定、可验证的制度边界时，不确定性便不再是偶发事件。它开始演变为一种结构性条件。

这一变化并未立刻改写南美各国的投资法规或产业政策文本，却深刻影响了企业对区域风险的理解方式。原本被视为“可计算”的风险开始被重新定价。

不确定性首先冲击的是结算与金融环节。在南美市场，美元结算依然占据主导，跨境融资、保险和信用支持高度依赖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一背景下，金融机构对区域风险的评估迅速趋于谨慎。一些原本在商业逻辑上成立的项目，也可能因风险敞口测算变化、合规审查周期拉长，或内部风险偏好调整，而难以获得原有条件下的融资与保障。对需要中长期投入的汽车产业而言，金融条件的不稳定，直接影响本地化投资的节奏与规模选择。

其次，政策工具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工具正承担起更强的筛选功能。以当地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政策为例，准入条件与配额机制已不再仅仅是推动转型的工具，而是演变为识别“长期嵌入者”的过滤器。

这一变化在产业政策层面已有具体体现。典型案例如巴西自2024年启动的“绿色出行与创新计划”（Mover）。作为Rota 2030的升级版，Mover不再提供简单的财政补贴，而是将约190亿雷亚尔（约合人民币280亿元）的税收优惠挂钩于极其细致的能源效率、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以及本地研发投入，并配合逐步恢复至35%的新能源汽车进口关税。

第三，合规与安全之间出现错位。在法规文本层面，南美对新能源与智能化技术总体持开放态度，但在执行层面，认证流程、标准解释与跨部门协调的弹性正在增加。这导致合规不再是可以通过一次性判断锁定的“准入条件”，而演变为一个需要持续博弈、动态调整的复杂过程。

当结算、政策与合规同时进入不确定区间，南美的商业环境并未骤然恶化，却变得极其考验企业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这种新常态下，企业面临的挑战不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而是如何在规则坐标漂移的体系中，通过深度的本地化嵌入，为自己创造出确定性的生存空间。

如何越过出海南美的更高门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汽车企业在南美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制约，已越来越难用“价格竞争”或“产品竞争”来概括。竞争的本质已然从单纯的市场份额争夺，转向对区域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深度嵌入能力比拼。

南美市场对新进入者的第一道考验，往往发生在生产经营的社会接触面上。首先显现的是劳工与社会议题的放大效应。南美国家拥有极其成熟且政治化程度高的工会体系。对于外资车企而言，用工方式、管理节奏乃至企业文化，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极易被赋予政治或是制度层面的额外意义，从而迅速演变为舆论压力。

其次，是产业嵌入的隐性门槛。在不少南美国家，汽车产业在南美不仅是消费品市场，更是工业化与就业的压舱石。尽管相关政策文本未必明确要求，但在实际运作中，本地化程度、供应链参与度以及对就业的长期承诺，已成为影响政府态度的核心变量。

再次，是监管节奏的不对称性。新能源和智能化相关法规在部分国家仍处于演进阶段，技术标准、测试流程和监管解释存在反复调整空间，使企业难以简单复制在其他市场已经验证的路径。

如果说前述问题仍属于宏观，那么具体到制度层面，一些细微却关键的机制设计，正在直接影响企业的进入路径。

首先，政策机制正演变为隐性的“筛选器”。仍以巴西的Mover计划为例，它绝非简单的税收激励，而是一套复杂的筛选体系。它利用税收优惠的分配节奏、行业标准对接以及本地参与度要求，使得进入者必须满足更高的绿色标准与本地贡献承诺。这种机制在无形中奖励了先行进入的长期投资者，而对后续进入者提出了更严苛的审查要求，从而重塑了市场准入门槛。

其次，资源配置中的“配额逻辑”强化了对企业适配能力的考核。在阿根廷，该国工商秘书处设定了今年5万辆纯电动与混合动力汽车的免关税配额。然而，当地媒体Mobility Portal报道称，仅配额申请订单规模就高达约13.6万辆。这种显著的供需错配，使得配额分配在事实上与企业的长期投入预期、制度适配能力深度绑定。竞争由此从“谁的产品好”，转向了“谁更能证明自己是当地的长期伙伴”。

与此同时，金融合规也成为新的准入接口。随着国际金融风险偏好趋紧，企业在结算路径、融资结构与保险安排上的合规能力，已直接影响到其市场推进速度。即便企业自身并未越线，外部秩序的不确定性也会通过金融体系的链式反应，放大经营的实际风险。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车企遭遇的压力并非针对特定国别，而是南美市场在动荡期通过制度工具进行的自我选择。谁能率先完成从“外来供货商”到“体系内参与者”的身分转型，谁才能在复杂的制度丛林中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外溢的非商业挑战

当不确定性成为一种背景色，中国车企在南美遭遇的挑战，正迅速从单纯的“产品、价格竞争”，向更深层的社会逻辑外溢。且与前一阶段主要体现在单一市场内部的制度摩擦不同，这类风险正在以区域联动的方式被放大。

1月22日，厄瓜多尔宣布对来自哥伦比亚的部分商品加征30%的“安全附加税”，引发哥伦比亚方面强烈反对，并对区域一体化前景提出警示。这一事件虽是双边贸易摩擦，却对中国汽车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即便企业自身合规、经营稳健，也可能受到区域内部摩擦的外溢影响：关税突变、物流成本上升、零部件跨境流通受阻，都会考验本地化布局与供应链韧性。

具体而言，这一事件侧写出以下几个关键堵点。

第一，区域贸易环境的不稳定性。关税壁垒的突发性：厄瓜多尔单方面加征高额关税的行为，凸显了南美部分国家为应对国内经济、安全等问题，可能采取突发性贸易保护措施。

第二，区域一体化协议的脆弱性。安第斯共同体等区域组织本旨在促进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化，但此类争端暴露了其执行力与约束力的不足。中国汽车企业若依赖区域内的优惠关税安排，需对这类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行更审慎的评估。

第三，供应链成本与韧性的平衡。本地化生产需要建立本地供应链体系，但南美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会增加零部件跨境流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影响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考验供应链的韧性。

第四，非商业因素对贸易规则的直接干扰。厄瓜多尔此次加征关税的直接理由是“安全”，这表明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可能随时转化为经济壁垒。中国汽车出海需深度理解对象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与社会局势，持续跟踪目标国及其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法律动态，对潜在的贸易壁垒做出预判和预案。并同步留意对区域组织机制的合理利用，积极了解和利用安共体、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组织的规则与争端解决机制，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谁在适应这种“靠猜运行”的环境

面对这种“靠猜”的环境，部分车企正在通过更深层的组织与资本结构调整，来对冲制度与社会层面的不确定性。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吉利与雷诺在巴西市场的战略绑定。与单纯以出口或品牌授权切入不同，吉利选择通过与雷诺的资本与产业合作，间接嵌入拉美最大的汽车工业体系之一。雷诺在巴西拥有成熟的制造基地、工会关系、本地供应链与长期运营经验，这些并非短期内可以复制的“硬资产”，却在当前环境下成为稀缺的风险缓冲器。

在这一框架下，吉利并未急于追求品牌前台的快速扩张，而是优先通过既有体系完成产品、制造与合规路径的“软着陆”。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并不一定带来最直观的销量增长，却显著降低了在劳工关系、政策沟通和制度理解上的摩擦概率。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并非简单的渠道或产能借用，而是一种治理层面的嵌入。通过与本地主体深度绑定，企业在政策讨论、产业规划与社会议题中的“身份属性”发生变化，即从外来参与者，转向体系内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企业在组织与治理层面，也开始有意识地降低初期控制强度，以换取制度与社会层面的稳定预期。短期来看，这种策略往往意味着效率下降、决策链条拉长，甚至在产品与产能节奏上显得“保守”；但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它为企业在当地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必要条件。

这种趋向，已在多家南美汽车产业头部企业的实践中显现。

以Stellantis为例。作为目前在拉美地区本地化程度最高的跨国车企之一，其在巴西、阿根廷等市场的扩张逻辑，并未简单服从于产品周期或资本回报率，而是明显受到劳工制度、地方财政结构与政治稳定性的约束。在多个关键生产基地，新平台导入、新车型投放往往并非“技术成熟即可推进”，而是需要与当地工会就用工结构、班次安排、技能培训等议题反复协商。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压缩了灵活性，却有效降低了企业在政权更迭、政策调整周期中被动承压的风险。

丰田在阿根廷的实践，则更直观地揭示了劳工关系在不确定市场中的战略价值。长期以来，阿根廷因外汇管制、通胀高企与政策反复，始终被视为高风险制造业市场。但丰田通过高度本地化的雇佣体系、稳定的工会协商机制以及对技能培养的持续投入，使其工厂在多轮宏观冲击中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节奏。在这一过程中，劳工与社区关系并非被视为进入市场后的“附加成本”，而是被前置为保障生产连续性与制度可预期性的核心条件。

这种“治理优先”的取向，也开始出现在部分中国车企的南美布局中。长城汽车在巴西的进入方式，与传统意义上“快速复制、迅速放量”的出海模式形成对比。通过收购既有整车工厂而非新建产能，长城在降低初始投资风险的同时，也避免了因用地、环保与用工问题引发的社区摩擦。在正式放量之前，其对合规体系、本地团队与供应链结构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磨合与调整。

当外部规则不再提供清晰锚点，企业能依赖的，只能是自身创造的确定性。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南美市场的下半场竞争，不仅取决于销量曲线，而且取决于谁能为当地体系提供稳定预期：稳定的投资节奏、可兼容的治理方式，以及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出海南美市场所检验的，并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制造能力，更是其在不确定时代中，吸收摩擦、构建信任并持续嵌入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