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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北京的寒冬里，一位金发碧眼的洋人被押入天牢，身上的清朝官服被撕扯得不成样子。他叫汤若望，是顺治帝亲口喊“玛法”（满语“爷爷”）的钦天监监正，正五品朝廷命官——一个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实打实的体制内洋人。

很多人看到这都会懵：清朝不是从头到尾关紧国门，连洋人都不让随便进吗？怎么还会让洋人穿官服、拿俸禄，甚至能影响皇位继承？

其实我们都被“闭关锁国”这四个字骗了。清朝的“闭关”，从来不是彻底封死国门、拒绝所有洋人，而是严格管控民间的对外交流，防的是沿海百姓和海外势力勾结，威胁皇权统治。但对朝廷有用的技术、能帮自己巩固江山的人才，清廷从来都是敞开大门——洋人能当官，本质就是清廷“实用主义”的终极体现，说白了就是：有用就留，没用就弃，用其技而防其人。

这一切，从汤若望的故事开始讲起，最是清楚。

汤若望是德国人，明朝万历年间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随身带的不是枪炮，而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和数学手稿。在明末，他就靠着精准的历法测算本事，成了钦天监的一员，负责修订历法。

1644年，清军入关，多尔衮刚坐上摄政王宝座，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新朝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精准的历法，这不仅是指导农耕的刚需，更是证明“皇权天授”的象征。可当时清朝的钦天监官员，还是沿用着老旧的历法，测算常常出错。

就在这时，有人举荐了汤若望。多尔衮半信半疑，让他和钦天监的官员比一比——谁能精准测算出下一次日食、月食的时间，谁就说了算。结果可想而知，汤若望靠着先进的仪器和算法，测算分毫不差，而清朝官员的测算，误差能有好几个时辰。

多尔衮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让他负责修订新朝的历法。汤若望也不含糊，很快就修订出了《时宪历》，这部历法精准实用，一直沿用了两百多年。凭借这份功劳，汤若望一路升迁，先后被授予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等职务，到雍正朝时，还被追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

更让人意外的是，汤若望在顺治朝的分量，远超一个普通的技术官员。顺治帝年幼登基，对这位学识渊博、温和宽厚的洋“爷爷”十分依赖，不仅允许他随时进宫觐见，不用行繁琐的跪拜礼，甚至在自己临终前，选皇位继承人的时候，都专门征求了汤若望的意见。

当时顺治帝在皇三子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和皇二子福全之间犹豫不决，汤若望只说了一句话：“皇三子玄烨已经得过天花，不会再因此夭折。”就是这句话，直接帮康熙坐稳了皇位——在那个天花足以致命的年代，“得过天花不死”，无疑是皇位继承中最关键的优势。

可盛极而衰，康熙初年，鳌拜专权，汤若望因为推行西洋历法，触动了保守派官员的利益，被诬陷“妖言惑众”，押入天牢，险些被处死。幸好后来康熙亲政，查清了冤案，为汤若望平反昭雪，还亲自去他的墓前祭拜。

汤若望之后，又一个洋人接过了他的班，把清朝洋人官员的地位，推到了新的高度——他就是比利时人南怀仁。

南怀仁是汤若望的学生，和老师一样，精通天文、历法、数学，还懂军工制造。康熙亲政后，鳌拜余党还在暗中作祟，保守派官员再次挑起“历法之争”，声称南怀仁推行的西洋历法“有误”，想把洋官员彻底赶出朝廷。

康熙早就看不惯保守派的固步自封，当即下令，让南怀仁和保守派官员再次比试。比试的内容很简单：测算天文现象、铸造火炮。结果南怀仁再次完胜——天文测算精准无误，铸造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远超保守派官员监制的火炮。

经此一事，康熙对南怀仁十分信任，不仅让他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还任命他为工部侍郎，官至正二品，专门负责军工制造。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南怀仁奉旨铸造火炮，前后造了数百门先进火炮，这些火炮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帮清军快速平定了叛乱。

南怀仁一生都在为清廷效力，直到1688年在北京病逝。康熙皇帝十分悲痛，专门为他赐了谥号“勤敏”——这是清朝对朝廷重臣的极高认可，整个清朝近三百年，只有南怀仁这一个洋人，获得过这样的殊荣。康熙还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称赞他“秉心质朴，治学精勤”。

可能有人会问：康熙这么信任南怀仁，就不怕他夺权吗？其实清廷心里门儿清，从一开始，就给这些洋人官员划好了红线：只让他们做技术工作，绝对不让他们碰军政大权，不让他们接触核心的统治机密。

汤若望管历法，南怀仁管天文、军工，后来的意大利人郎世宁管绘画，法国人蒋友仁管园林设计，全都是“技术岗”，没有一个能进入清朝的权力核心——军机处。清廷就像一个精明的老板，把这些洋人当成了有独家技术的“工具人”，能用的时候，给足薪水和荣誉；一旦触及皇权底线，立刻就会收紧管控。

雍正年间的禁教令，就是最好的例子。雍正登基后，担心西方传教士勾结民间势力，威胁自己的统治，虽然没有罢免已经在朝任职的洋官员，但下令禁止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禁止民间信奉天主教。哪怕你技术再好，只要有一丝威胁到统治的可能，清廷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限制。

就算到了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正式下令，只留广州一口通商，把闭关政策推到了最严格的阶段，朝廷里也照样有洋人当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宁。

郎世宁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在康熙末年来到中国，因为画技精湛，被选入宫廷，成为宫廷画师。郎世宁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西洋绘画的透视、光影技巧，和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细腻、雅致结合到了一起，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绘画风格。

乾隆皇帝十分喜欢郎世宁的画，不仅让他给自己和后宫妃嫔画像，还让他参与圆明园的设计和壁画创作。圆明园里的很多壁画、宫殿装饰，都出自郎世宁之手，就连著名的“大水法”，也有他的参与。为了留住这位天才画家，乾隆给了他三品顶戴，让他常年留在皇宫里，享受着官员的俸禄和荣誉，郎世宁在清廷一待就是五十多年，直到去世。

和郎世宁一起在清廷任职的，还有法国人蒋友仁。蒋友仁精通天文、历法、建筑，不仅帮清廷修订历法，还负责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和建造，“大水法”的核心设计，就出自他之手。蒋友仁去世后，乾隆皇帝还专门下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赏赐了大量钱财。

不过，这些洋官员的好日子，到了晚清就彻底变了味。两次鸦片战争，把清朝的国门彻底轰开，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破产。而洋人当官的性质，也从清廷“主动选人来用”，变成了“被动接受列强施压”。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洋人官员，就是英国人赫德。赫德比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都要“厉害”——他掌管清朝海关整整48年，从1861年到1908年，几乎垄断了清朝的海关大权。

赫德之所以能掌管海关，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清廷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列强要求清廷设立海关，并且要求由洋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掌控海关税收。赫德凭借着出色的管理能力，被清廷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官至一品。

不得不说，赫德确实有本事。在他掌管海关之前，清朝的海关混乱不堪，贪污腐败严重，每年的税收只有496万两白银。而赫德上任后，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海关管理制度，打击贪污腐败，规范贸易流程，让海关税收逐年增长，最多的时候，每年的税收达到了2000多万两白银，占了清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清廷的洋务运动、近代海军建设、修建铁路，很多钱都来自海关税收。可以说，赫德掌管的海关，是晚清清廷最稳定的财源。也正因为如此，清廷对赫德十分依赖，不仅给了他一品顶戴，还授予他“太子少保”的荣誉称号，他去世后，清廷还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这是清朝洋人官员能拿到的最高荣宠。

但我们必须清楚，赫德和清初的汤若望、南怀仁，本质上完全不一样。汤若望、南怀仁没有列强撑腰，他们的生死荣辱，全掌握在清廷手里，一生都在为清廷效力；而赫德的核心立场，始终是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他掌管海关，最核心的目的，是保证清廷能按时偿还列强的赔款，他所有的动作，前提都是不损害英国的利益。

有史料记载，赫德曾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中国的官员，但我首先是一个英国人。”他甚至曾暗中干涉清廷的内政，试图影响清廷的外交决策，为英国谋取更多的利益。清廷虽然依赖他的能力，却也对他十分忌惮，只是苦于国力衰弱，无力摆脱列强的控制，只能任由他掌控海关大权。

除了赫德，晚清还有很多洋人在清廷任职，比如帮清廷镇压太平军的英国人戈登、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担任福州船政局总工程师的法国人日意格等等。这些洋人，要么是列强强行安插在清廷的“眼线”，要么是清廷为了学习西方技术、应付列强，被迫聘请的“顾问”。和清初的洋官员相比，他们不再是清廷的“工具人”，反而成了列强控制清廷的“棋子”。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闭关锁国的清朝，为什么朝廷里还有洋人当官？

答案其实很简单：从头到尾，清廷的核心诉求，都是巩固自己的统治。闭关锁国，是为了防止民间势力勾结海外势力，威胁皇权；重用洋人官员，是为了利用洋人的技术和能力，弥补自身的不足，无论是修订历法、铸造火炮，还是管理海关、学习西方技术，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清廷对洋人的态度，从来都不是“开放”，而是“实用主义”。他们只学洋人的技术，却拒绝接受先进的制度和思想；只把洋人当成“工具人”，却不愿意反思自身的落后；只想着巩固皇权，却不愿意顺应时代的潮流。

那些在清廷任职的洋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清朝的矛盾与无奈——一边是固步自封、不愿变通的统治阶层，一边是被迫接受西方文明、寻求自保的现实；一边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一边是重用洋人的行动。

最终，哪怕清廷用了两百多年的洋人官员，哪怕他们学习了西方的技术，也没能挡住自己走向衰落的结局。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技术，而是靠自身的开放与进步；真正的统治，从来不是靠压制与管控，而是靠顺应时代、造福百姓。

当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那些曾经在清廷任职的洋人官员，也随之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奇特的历史记忆，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封闭只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唯有放下偏见、勇于革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