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3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国家广播电台的直播中情绪激动，面对空无一人的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旧址，他毫不掩饰心中的失望与焦虑。面对中方持续数月的消息已阅，未予回应，他罕见地以几乎恳切的语气呼吁北京：如果中方真心愿意重启中立双边关系，就必须率先释放清晰、强有力且可验证的善意信号。

他一方面将中方坚持原则的立场称为缺乏弹性，一方面又一再强调，立陶宛并非造成两国关系破裂的唯一责任方，试图模糊自己的决策责任。更加令外界错愕的是，他在言辞中向整个欧洲发出警告：如果与中国走得太近，可能会削弱西方的战略自主性——似乎立陶宛一手制造的外交困局，已经变成了整个欧洲都必须警惕的地缘风险。瑙塞达如此急迫的发声，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的经济压力，立陶宛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临界点，而他本人的政治空间也几乎被压缩殆尽。

在2月初，瑙塞达出现在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的黄金时段直播中，公开发表了强烈的言辞。他明确表示，要打破当前长达数年的外交冻结，中方需要主动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不仅要有政治姿态，还要配套具体行动——比如恢复高层互访机制、重启经贸磋商框架、重建海关与物流协作通道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形成可量化、可追踪的行动清单。在向北京施压的同时，他巧妙地将本国的孤立困境转化为区域安全的议题，暗示如果欧洲各国继续深化对华合作，可能会破坏跨大西洋联盟的统一立场，试图借泛欧警惕来掩盖立陶宛单方面失策的本质。

这番看似强硬的外部喊话，实际上却成了立陶宛当前真实处境的透明镜像。自2021年立陶宛单方面背离建交承诺以来，两国的务实合作已经全面停滞，从地方政府的财政到中小企业的账本，从港口吞吐量到超市货架的供应，一切都折射出系统性冲击。民众对物价飞涨的抱怨越来越尖锐，企业主对订单断流的焦虑也在不断发酵，政府迫切需要一个外部的话术出口来缓解内部的治理压力。

与立陶宛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末至2026年初，欧洲大陆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对华访问浪潮。英国首相带着百人商业团抵达北京，法国总统率领着航空与新能源企业阵容访问上海，爱尔兰和芬兰总理先后在粤港澳大湾区签署产业合作备忘录；德国总理和西班牙首相的访华行程也已正式发布，且日程安排精确到小时。这些访问并非只是象征性的礼节，它们是围绕着实际的交易展开，涉及项目包括技术标准互认、跨境支付结算试点、绿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农产品准入等深层次合作。

英国此行达成了价值50亿英镑的协议，涵盖生物医药临床试验互认、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共同建设；法国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本地化合作上取得突破，西班牙则为伊比利亚半岛的有机橄榄油开辟了对华专供通道；在清洁能源领域，多个国家已经启动了核电设备的联合检测认证机制。欧洲主流国家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拥有14亿人口、完整工业体系和高效履约能力的战略伙伴。与中国的合作，直接关系到本国工厂的开工率、青年就业率与家庭的能源账单。在这个历史性的机遇窗口期，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全力对接中国市场的步伐，唯独立陶宛因为自我设限，被彻底排除在所有合作议程之外，成了布鲁塞尔政策文件中频繁被标注为待协调例外的孤例。

中立关系的长期停滞，责任归属毫无争议——一切都源于立陶宛政府2021年的单边越界行为。那一年，立陶宛公然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中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庄严承诺，坚决允许台湾地区以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义设立机构，这一行为严重践踏了一个中国原则，摧毁了中立关系的政治根基。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中国单方面的主张，它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共识，是181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政治前提，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稳定的基础。这一错误决策直接导致了中方的反制措施：两国外交关系降格为代办级，双方在海关、检验检疫、跨境运输、教育交流、科技合作等37个领域的机制性安排全部中止。

立陶宛为此付出的代价，已从宏观数据深刻反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外贸方面，立陶宛对华出口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数据显示，2021年立陶宛对华出口额为5.3亿美元，到2025年骤降至1300万美元，降幅高达97.5%。曾经占立陶宛对华出口总额70%的木材加工品、乳清蛋白、冷冻莓果等重要产品，如今几乎在中国市场消失，克莱佩达港堆积如山的蓝莓冻果，成为这一困境的最直观见证。

物流枢纽的地位也遭遇了根本性的动摇：作为波罗的海核心深水港，克莱佩达港曾负责中欧班列西向货物量的12%，是德国车企零部件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中转站。但随着班列线路的重构，该港2025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跌53.8%，连带影响了当地航运保险、船舶代理、冷链仓储等相关行业，港口周围三公里内的商铺空置率高达67%。

产业生态也遭受了连锁冲击：全国范围内，有682家涉及对华业务的注册企业出现经营异常，其中319家因失去核心客户而现金流断裂，2025年第四季度的单季裁员比例达62%；截至2026年1月，已有1317家立陶宛公司完成破产清算，创下了该国独立三十年来的最高纪录。民生指标不断恶化：官方失业率突破14.3%，青年失业率飙升至28.6%；食品价格年涨幅达到22.9%，远超欧元区均值；家庭可支配收入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跌至历史低点，多个地区爆发了要求纠正对华政策的和平集会。 立陶宛曾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支持，但现实给了它当头一棒。美国承诺的6亿美元出口信贷支持，最终只拨付了900万美元，远不足以弥补其对华出口损失的一小部分；台湾方面提出的25亿欧元投资欧洲芯片走廊计划，至今未完成任何土地征用，5座晶圆厂仍停留在PPT阶段，仅象征性地拨付了1000万欧元成立科创基金，资金到账后仅三个月即告枯竭。

在欧盟层面，尽管立陶宛曾于2022年将中立问题提请WTO争端解决机制，但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成员国明确表态不参与联署后，欧委会于2023年底悄然撤回了诉讼请求。布鲁塞尔明确表示：不会为了个别成员国的政治冒险而牺牲整个欧盟对华合作的大局。立陶宛的国际战略孤立已经无法挽回，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为其错误决策支付对华关系的沉没成本。国内政治格局也因此分裂，内阁高层分歧公开化、常态化。

2026年1月，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在内阁会议后首次公开表态，承认2021年批准设立台湾代表处是严重的误判，这一决定使得国家失去了对华合作的窗口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强调必须回归欧盟对华政策的主流轨道，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而总统瑙塞达则坚持回避责任，既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又继续向中方索要修复诚意，并向欧洲盟友渲染对华接触风险，甚至暗示中方应为关系恶化承担部分责任，将政治责任推卸为技术性沟通障碍。

这种回避历史真相和自身过失的应对逻辑，不仅无法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更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务实推进对华合作的主流方向背道而驰，使得中立关系的修复陷入了完全停滞。中方的立场始终如一、清晰坚定：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立关系的基石，是任何对话重启的前提，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基本规范。

如果立陶宛希望恢复健康的双边关系，就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或绕行路径。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彻底撤销2021年错误的决定，正式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以立法或行政命令形式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通过可验证的行动消除错误影响——这包括恢复两国正常的外交层级、重建经贸合作机制、签署海关AEO互认协议、重启文化教育交流等。多年的僵局已经造成了深刻的结构性损伤：中国进口商名录中的立陶宛供应商代码已经批量被剔除；中欧班列运营商也已将克莱佩达港从优选节点中移除；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的本地化采购已全面转向波兰和拉脱维亚。

瑙塞达此次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立陶宛经济持续恶化的外溢表现，是一次缺乏政策支点的舆论突围尝试。当其他欧洲国家正以分钟级的速度响应中国跨境电商新规、更新对华技术合作路线图时，立陶宛如果仍固守政治幻觉、拒绝纠错，其经济边缘化、产业空心化和人才外流的趋势将变得不可逆转。唯有真正直面历史，终止所有涉台错误言行，并尊重事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立陶宛才能重新获得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为民众争取就业、稳定的物价和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