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年冬,建康城外十万援军扎营,城内皇帝被围,所有人都在等一个名字——柳仲礼。
这个曾打败西魏名将的南朝猛将,被推为大都督,被觊觎厚望。
青塘一战,他不仅赢了,还差点亲手刺死侯景。
但一刀砍在肩上之后,一切变了。
他开始不再出战,意志消沉,最后竟在台城破后直接投降。昔日战神,为何突然变成最安静的将军?
在侯景叛乱爆发之前,南梁朝廷并不缺将军,却缺真正能打仗的人。
梁武帝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前后期判若两人,从励精图治到荒怠朝政,南梁的整个风气由盛转衰 。
最重要的是,南梁后期,朝廷能真正镇守边疆、面对北方强敌的将领越来越少。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柳仲礼逐渐被推到了时代前台。
他不是门阀清谈里成长的人物,而是实打实从战场里打出来的军人。
柳仲礼出身将门世家,祖籍河东解县,世居襄阳,家族长期从军。
南朝多数权贵依赖门第与文化声望,而柳家则是典型的边镇武人。史书对他的第一印象也十分直接:身长八尺,勇力过人。
这类评价在六朝人物传记中并不多见,往往意味着他不是谋士型将领,而是亲自冲阵的武将。
他的名声来自一场真正改变地位的战役。
中大通五年,西魏名将贺拔胜进逼樊、邓。
贺拔胜不是普通对手,是北方一线统兵人物,南朝长期畏惧的强敌之一。
雍州刺史派柳仲礼守谷城,结果贺拔胜久攻不克,被迫退兵。这一仗让柳仲礼直接进入中央视野,他随即被授黄门郎、后迁司州刺史。
甚至梁武帝听说其战功,还命画工画其像以供御览。
这件事意义很大。
在六朝政治中,皇帝命画工画像,不只是好奇,而是一种恩宠。
换句话说,从那时起,柳仲礼已经被视作能够镇边、能打硬仗的人。
之后的经历也强化了这个形象。他长期驻守襄阳,安抚旧部,与军士关系融洽。
这意味着他不是临时战功型将领,而是具备稳定统军能力的边镇主帅。
南朝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既能打仗又能控军心的人。
因此,当侯景叛乱爆发时,朝廷几乎是本能地想到了他。
公元548年,侯景南下,直逼建康,南梁真正暴露出的问题,不是兵少,而是没人能统兵。
朝廷紧急设置四道都督:南道、北道、西道、东道,名义上四路并进,声势浩大。
但这些安排更像政治分配,而非战场指挥、
诸将各有资历、门第、年龄,谁也不愿居于人下。援军尚未出战,内部已经先争出了高低。
矛盾很快爆发在指挥权上。
裴之高资历最老,自认为理当居前;韦粲则认为战时当论能力;各军互相观望,迟迟不能统一号令。
就在建康危急之际,统帅之位反而成了最大阻碍。
最后,韦粲公开指出一个现实:侯景畏惧的人只有柳仲礼,而且他长期镇边、军力最精锐,应推为大都督。
经过多日争执,众将终于同意,由柳仲礼统军。
这一决定的意义远大于一次人事任命。
南朝军队长期依赖门第与资历排序,一旦战时必须按“能打”而非“官大”来决定统帅,说明局势已极端危急。换言之,这不是谁更合适的问题,而是只剩一个人能用的问题。
柳仲礼率雍、司二州步骑万余人勤王,各路兵马陆续会合,最终形成十余万援军沿秦淮河扎营,与侯景隔河对峙。
城外营垒连绵,城内士气顿时上升——只要援军进攻,台城之围极可能被解。
连侯景也不敢贸然出击。
他主动挑战时,柳仲礼准备迎战,但因天晚暂缓,侯景只得退去。这说明双方尚未交锋,威慑已成立:只要柳仲礼出手,战局可能逆转。
而在所有人眼中,柳仲礼不是参战的一路军,而是整场战局的解法。
只要他能率领大军进攻,侯景就必须退。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这场本应决定胜负的对峙,变成了一段漫长而诡异的等待。
对峙最终还是被打破了,而且打破得非常突然。
太清三年(549年)正月清晨,各营尚在修筑防御。侯景很快发现一个破绽,韦粲营垒未完,立刻渡河突袭。此时主力尚未完全进入战斗状态,战局几乎在一瞬间就滑向危险边缘。
柳仲礼当时正在用饭。
听到战报,他直接放下筷子,披甲上马狂奔而出,能跟上的骑兵只有七十人。
这不是将领指挥,而是典型的猛将反应——先冲上去稳住局面,再谈部署。等他赶到时,韦粲已经战败,前线濒临崩溃。
接下来发生的,是他一生中最像战神的一刻。
柳仲礼立即与侯景正面交战,在青塘将其大败,斩首数百级,敌军投水死者上千。
战局从溃败瞬间逆转,这不仅救了友军,也证明南梁军仍有压制叛军的能力。
战斗混乱中,两人近距离遭遇,却互不相识。柳仲礼的长槊几乎刺中侯景——只差一瞬,这场叛乱可能就此终结。
就在这一瞬间,变数出现了。
贼将支伯仁从背后挥刀,两次砍击,第二刀命中柳仲礼肩膀。他的坐骑陷入泥沼,叛军围刺,险些被杀,最后被部将救出。
从结果来看,这是一场胜仗。但接下来的转折点,不是胜负,:从此豪气衰落,不再谈论作战。
伤并不致命,却极其关键。
因为在这之前,柳仲礼一直是主动型将领,主动请战、主动统军、主动迎敌;而此战之后,他仍掌十万兵,却再未主动进攻。
外表仍是大都督,内里却已改变:他不再把战争视为可以取胜的事情。
青塘之战没有击败他,但击碎了他对必胜的确信。
由于主帅柳仲礼不留心战事,各路勤王开始互相猜疑,诸将均无战心。
围城中的皇帝在等待援军决战,城外十万大军却停止推进。各路将领原本寄望主帅统一行动,而主帅不再制定进攻目标。
军营开始出现另一种气氛——不是紧张备战,而是宴饮往来。柳仲礼常设酒宴,高会将帅。
主帅无心作战,军机涣散的结果,很快显现。
城外十万援军始终没有发动决定性进攻,而城内却在持续消耗。
侯景围城的策略本就不是速战,而是困城,只要外援不战,时间就站在他这一边。随着粮尽力竭,台城最终被攻破。
真正关键的是,城破之后柳仲礼的反应。
台城被破后,柳仲礼向侯景归附,也就是投降。这一步看似突然,其实是此前数月变化的延续。
青塘之战后,他已经不再主动求战;
到了城破时,这种心理上的退让终于变成政治上的行动。
换句话说,投降不是一瞬间发生,而是一步步滑过去的。
侯景也没有杀他,反而派他回司州驻防。
这说明在侯景看来,柳仲礼已不是必须消灭的对手,而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昔日被畏惧的名将,此时的价值不在战场,而在身份。
他代表着一部分仍在观望的南梁力量。
随后局势更加复杂。梁宗室内部分裂,湘东王萧绎与岳阳王萧詧争衡,柳仲礼接受萧绎任命,担任雍州刺史。
接受萧绎任命之后,柳仲礼表面上重新回到了“梁将”的位置,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
早年镇守边疆时,他代表的是抵御北方的军事力量;而此时的雍州,则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缓冲地带。
这个任命更像政治安置——让一位仍具威望的人,占据一处尚未完全稳定的区域。
随后,他准备进攻襄阳。
这一行动若放在早年,是典型的边镇作战;但在此时,却成为各方角力的一环。
北方的西魏显然不会容许这支力量重新稳固南梁在北界的存在。
结果战事很快结束——柳仲礼被西魏名将杨忠俘获。
至此,他彻底失去独立行动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俘后待遇:西魏并未处死他,而是以客卿礼相待,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襄阴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