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欧小国是如何把"不腐败"变成呼吸般自然？

2026年2月10日，总部设在柏林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如期发布了年度全球清廉指数。

这份每年一度、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榜单，以100分为满分，对全球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部门廉洁程度进行打分排名。

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却依然令人深思——

丹麦，以89分再度登顶，蝉联全球最清廉国家。

紧随其后的是芬兰、新加坡、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卢森堡、荷兰、德国，构成了前十名方阵。

冰岛11，澳大利亚12，爱沙尼亚第13，中国香港14，爱尔兰15，加拿大16，日本19，英国20。美国排在第29位。大国以43分排在第76位，与2024年持平，原地踏步。

一个人口不到600万的北欧小国，凭什么年复一年站在全球廉洁金字塔的塔尖？

这关系到制度设计、文化基因、社会心理和国民教育等系统性问题。

（丹麦女首相与泽连斯基）

一、全球最清廉国家的共性。

在展开讨论丹麦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透明国际"对全球最清廉国家群体的共性归纳。

该组织将丹麦、芬兰、新加波、新西兰等几个长期占据榜首区域的国家的成功，归因于三个关键要素：政府的政治意愿、立法机制对公务员的强力约束、以及公众行为对规则的高度重视。

英国《独立报》在分析这三国经验时进一步指出，它们拥有五个共同的反腐支柱：

广泛细致的规范体系——法律不留灰色地带；

透明的公开制度——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强大的舆论监督——媒体与公民社会构成第四权力；

高度法制化的控权机制——司法独立是最后的防线；

良好的廉政文化——清廉不仅是制度要求，更是社会共识。

但具体到每个国家，路径各有不同。

新西兰靠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刀阔斧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的架构，从根源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可能；芬兰靠的是"细化到琐碎、严格到苛刻"的制度规定——公务员连喝一杯葡萄酒都可能触犯法律底线。

而丹麦，靠的是什么？

答案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更根本——它靠的是一种渗透到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里的"廉洁文化"，一种让反腐变成"理所当然"的社会观念，一种让行贿者觉得"人格受侮辱"而非受益的道德生态。

二、深入骨髓的廉政文化：在丹麦已清廉变成一种"社会本能"

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只有文化才能塑造人的灵魂。

丹麦的清廉，首先不是建立在严刑峻法的威慑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深入人心的价值共识之上。

在丹麦社会，腐败不仅仅是违法行为，更是一种令人不齿的道德瑕疵，一种对社会契约的背叛。

这种文化从何而来？

首先，丹麦有着深厚的平等主义传统。这个国家深受路德宗基督教影响，其核心教义之一便是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这种宗教传统经过几百年的世俗化演变，最终沉淀为一种社会心理——人与人之间不应有过大的等级差距和财富鸿沟。

丹麦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准则，叫"詹代法则"，其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特殊。"

这条不成文的社会法则，渗透在丹麦人的日常生活中，从皇室到平民，从企业家到公务员，没有人应该享有超越他人的特权。

这一文化基因直接作用于廉政领域。

在丹麦，如果一个年轻人刚进入公务员系统，想着"走后门"或"请客送礼"来获得晋升机会或便利条件，对方不会觉得受宠若惊，反而会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这不是一条法律红线，这是一条道德底线——一条比法律更难逾越的底线。

法律可以被修改、被规避、被钻空子，但当一种道德准则已经变成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时，腐败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就像在一个人人自觉排队的社会里，插队者不需要被罚款，他会被周围人投来的目光"杀死"。

（丹麦王室）

三、丹麦收入相对平等，而且权力透明：皇宫可以自由穿梭。

丹麦的清廉，还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

在丹麦，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收入差距并不悬殊。

丹麦的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8左右，是全球收入分配最均等的国家之一。

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为每个丹麦人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优厚的失业救济和养老金。

当一个人不需要通过腐败来获取基本的体面生活时，腐败的动机就被大大削弱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空话，但在丹麦，它有着极其具体的体现。

每一个丹麦公民，都可以在网上查到皇室成员的财产预算和支出。

皇室花了多少钱、花在了哪里，一目了然。

就连丹麦的皇宫，也不过是外观朴素的四栋小楼，民众与车辆可以自由穿梭其间——没有高墙深院，没有森严壁垒，没有把权力神秘化的一切外在象征。

（丹麦王室的皇宫：阿美琳堡宫）

这种透明，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的产物，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理念的结合。

它传递的信号是：权力是公共信托，而非私人领地；财产是公开信息，而非隐秘资产。

当权力被置于阳光之下，当统治者的生活与普通人并无天壤之别时，腐败就失去了"利益落差"这个最核心的驱动力。

四、极其严苛的反腐制度：从行贿即犯罪到"即使对方拒绝，亦视为犯罪"

当然，文化和平等只是土壤，法律和制度才是围栏。

2008年11月，丹麦出台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修正案，明确将"向政府官员行贿和政府官员受贿"视为犯罪行为。不仅如此，向外国官员行贿，同样构成犯罪。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中一个看似不起眼、实则意义深远的条款：企业若出于商业目的为政府官员安排旅行、特殊服务以及赠送礼品，均属犯罪行为——即便对方拒绝，亦视为犯罪。

这一条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惩罚腐败的"结果"，更惩罚腐败的"意图"。

即便你的行贿企图没有得逞，即便对方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你的礼物，你依然构成犯罪。这相当于在腐败的萌芽阶段就将其掐灭，在"想"和"做"之间建立起了一道法律的铜墙铁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许多国家，法律只惩罚"既遂"的腐败行为——钱必须到手、事必须办成，才构成犯罪。

而在丹麦，腐败的"未遂"，同样是犯罪。这种立法思维的前瞻性和严厉性，值得全球所有致力于反腐的国家深思。

五、不遗余力的教育："防腐疫苗"从入职第一天打起

法律是事后的惩戒，教育才是事前的预防。丹麦在廉政教育上的投入，堪称不遗余力。

每年，丹麦政府都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丹麦企业，教它们如何识别和应对腐败环境。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丹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声誉，更是为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腐败可耻、清廉光荣"的氛围。

对于公务员群体，培训更是从入职第一天就开始。年轻大学生一进入公务员系统，首先面对的就是接二连三的反腐培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灰色地带、什么是绝对禁区——这些规则在他们职业生涯的起点就被反复灌输、内化于心。

这种系统性的教育投入，其效果是长期而深远的。

它不是在培养"不敢腐"的公务员，而是在培养"不想腐"的公民。

当一个人从进入体制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清廉是你的职业操守、是你的人格尊严、是你被这个社会尊重的前提"时，腐败就从"诱惑"变成了"侮辱"。

六、"鸡毛蒜皮"里的零容忍：从一万美元到两瓶酒

一个国家的清廉程度，不仅仅体现在它如何处理"大案要案"，更体现在它如何对待"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丹麦、新西兰、芬兰这三个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中，人们对腐败堪称"零容忍"——而且这种零容忍，零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丹麦"30年来最大宗的贿赂案"发生在2005年：一名移民官收受某国留学生的贿赂，金额约1万美元。请注意——"30年来最大宗"，"1万美元"。在许多国家，这个数字甚至不够立案。但在丹麦，这就是惊天大案。

2002年，另一桩轰动全国的腐败案：时任哥本哈根市法鲁姆区区长因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吃喝，被判入狱。不是挪用公款买别墅、不是贪污数百万，而是——吃喝。

新西兰的案例更是经典。

2010年2月5日，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约朋友来家里吃晚饭，下班后路过超市买酒时发现没带钱包。

短暂犹豫后，他拿出了政府专用于公务招待的信用卡，刷了1000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买了两瓶酒。

第二天，他以"上次会议的餐费"名义报销了这笔钱。

几天后，政府审计员从报销账单中发现了漏洞。这位有望竞选总理的"重量级"内阁高官，先退钱，后道歉，最终递交辞呈，等待法院的刑事判决。

而新西兰的百姓们，还为这一"特大案件"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

两瓶酒，5000元人民币，毁掉了一个部长级高官的政治生涯。

芬兰最近的一桩案子发生在十多年前：时任文化部长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丈夫都拥有该公司股份。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情曝光仅一周，林登便下了台。

这些案例看似"小题大做"，实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治理逻辑：腐败就像堤坝上的蚁穴，如果对"小腐"视而不见，"大腐"就会决堤而出。丹麦和它的北欧邻国们，正是通过对"蚁穴"的零容忍，守住了廉政的千里大堤。

七、"好学生"也有弱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清廉

值得一提的是，"透明国际"在报告中坦诚指出：即使是丹麦、芬兰、新西兰这三个"好学生"，也没有完全杜绝腐败。

主要的威胁来自政治与商业之间的灰色联系，尤其是在公共采购领域。

此外，各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党融资的不透明，也是潜在的风险点。"在一些公共部门的合法信息公开中，豁免条款有时被滥用"——即便是最透明的制度，也会有被钻空子的时候。

这提醒我们：清廉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哪怕是89分的丹麦，距离满分的100分仍有11分的差距。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宣称自己已经彻底消灭了腐败，正如没有任何人体可以宣称自己完全免疫了疾病。

但差距在于：有些国家把反腐当作一场运动、一阵风暴、一场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丹麦们，把反腐当作一种日常的、持续的、系统性的社会治理。

八、丹麦启示录：清廉的本质是什么？

回到最初的问题：丹麦为何能在2025年继续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答案不是某一个因素，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

文化层面——平等主义传统和"詹代法则"塑造了"不以为特殊"的社会心理，使腐败失去了文化土壤；

经济层面——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缩小了收入差距，使人们不需要通过腐败来获取体面生活；

制度层面——2008年刑法修正案等法律将反腐的栅栏前移到"意图"阶段，"未遂"亦是犯罪；

教育层面——从企业培训到公务员入职教育，系统性的廉政教育让清廉成为一种"职业本能"；

透明层面——皇室财产可查、政府信息公开、审计制度严密，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无处遁形；

社会层面——公众的"零容忍"和强大的舆论监督，使任何腐败行为都会付出无法承受的社会代价。

这六个层面，缺一不可。只有文化没有制度，是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只有制度没有文化，是冰冷机器的机械运转。丹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制度和文化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好的制度培育好的文化，好的文化又反过来支撑好的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丹麦不仅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也曾在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当选"最幸福国家"。

清廉和幸福，在丹麦这里，不是两个独立的指标，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权力不被滥用、规则被普遍遵守、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的社会，当然是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社会。

结论：清廉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有人或许会说：丹麦是个小国，人口少、同质性高、经济发达，它的经验不可复制。

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新加坡人口不到600万，也长期位居清廉指数前五——它既不是北欧国家，也没有路德宗传统。乌拉圭排名第十七——它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在欧洲。不丹排名第十八——这是一个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的南亚山国。

清廉不是富国的专利，更不是小国的特权。它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的集体选择。

丹麦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它选择了透明而非神秘，选择了平等而非特权，选择了规则而非关系，选择了信任而非猜忌。这些选择累积在一起，最终汇聚成了那个89分。

对于那些还在腐败泥潭中挣扎的国家来说，丹麦的启示或许不在于它做了什么具体的事情，而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根本性的信念——

腐败不是人性的必然，清廉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只要一个社会愿意为此付出持续的、系统性的、真诚的努力，清廉是可以实现的。

而第一步，永远是最难的那一步：真正的政治意愿。

不是喊在口号里的意愿，不是写在文件中的意愿，不是用来清除异己的意愿——而是真正愿意让权力接受约束、让阳光照进暗角、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网上查到每一分公共资金去向的意愿。

丹麦做到了。

问题是：下一个，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