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四野三位功勋卓著的将领黄克诚、谭政、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使得四野成为四大野战军中大将数量最多者。

然而，作为东北野战军时期“林罗刘”三巨头之一，声名显赫的刘亚楼，却仅被授予上将军衔。应该说，刘亚楼的名气要超过这三位被授予大将军衔将领的，那他为何却没有评为大将呢？

实际上，55年大授衔是对历史资历、各个时期的职务贡献以及综合能力的系统权衡，而且各个野战军、各个系统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不看名气谁大谁小的。那么，依定这些标准和条件再对比一下，就知道为何刘亚楼只能评上将了。

首先，从历史资历与早期革命贡献来看，刘亚楼与黄克诚、谭政、萧劲光存在显著差距。谭政大将早年即参加秋收起义，并曾于井冈山时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革命起点之高、与核心领导层关系之密切，是1929年才加入红军的刘亚楼难以比拟的。

萧劲光大将的革命经历更为丰富，他在刘亚楼尚处少年求学阶段时，便已留学苏联并投身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师党代表；在中央苏区，当刘亚楼担任团政委时，萧劲光已是军团政委，无论在党内还是军内的资历层级都领先刘亚楼数个台阶。

黄克诚大将同样是红军时期的资深领导者。这种深厚的革命根基，构成了他们后来承担更高职责的历史合法性基础，也是评衔时无可置疑的重要砝码。相比之下，刘亚楼的资历虽亦不凡，但相较这三位，确实属于“晚辈”。

其次，在决定解放战争胜负的关键时期，三人在东北战场的职务、贡献与战略作用上都超越了刘亚楼。

黄克诚大将高瞻远瞩，在抗战胜利后即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000余人千里挺进东北，这批经过抗战锤炼的骨干力量，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和后来东北野战军最初的核心家底之一。他在东北担任副司令员等要职时，刘亚楼担任的是参谋长。

谭政大将自1946年初抵达东北后，长期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长期具体负责四野政治工作，其贡献具有全局性和持续性，职务与刘亚楼是平级的。

萧劲光大将不仅到东北时间早，更以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的身份开展工作，刘亚楼当参谋长在他的后面。尽管刘亚楼在辽沈战役等重大战役的组织协调中表现出色，赢得了“林罗刘”的声誉，但其职务始终是参谋长。

再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授衔时的任职情况看，三位大将所担任的职务相较刘亚楼，也要高出一些的。黄克诚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谭政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后任主任），萧劲光则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

刘亚楼虽然同样功勋卓著，担任空军司令员，为建设新中国空军立下汗马功劳，但就其岗位的重要性与在全军指挥链中的位置而言，与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谭政、位居军委中枢的黄克诚相比，仍有一定区别。海军与空军司令员虽同为军种主官，但萧劲光更早一些担任海军司令。

最后，从个人能力与特长贡献的全面性审视，三位大将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卓越建树。黄克诚既以军事指挥见长，更以敢于直言、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格著称。

谭政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对部队的政治建军、思想巩固贡献巨大。萧劲光则是军政兼优的全才，从早期军事指挥到创建并领导人民海军，展现了跨领域的杰出能力。

刘亚楼将军才华横溢，尤其以思维缜密、雷厉风行、擅长组织大兵团作战和建设现代化军种而闻名，其在新中国空军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尤为突出。然而，综合比较，三位大将或在开创基业（如黄克诚带兵入东北）、或在维系根本（如谭政主持政治工作）、或在资历与全面性上，都要逊色一些。

综上所述，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而黄克诚、谭政、萧劲光荣获大将军衔，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将领们全部革命历史、贯穿多个关键时期的职务贡献、综合能力与资历进行系统性、历史性评估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