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山东济南府有个老差役叫李三，在衙门里干了二十多年，专门负责押送犯人。

有人问他："李三哥，你这辈子押送过多少犯人？"

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摇摇头说："记不清了，少说也有五六十个。"

又有人问："那你走过多少路？"

这回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我算过，光押送犯人走的路，加起来能绕着大清国转好几圈。宁古塔去过三回，新疆去过两回，云南、广东、海南……哪儿都去过。"

说完，他撩起裤腿，露出两条布满老茧和疤痕的腿："你看看，这就是走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有人说，在古代当差役押送犯人，是一份"肥差"。

也有人说，这是一份要命的苦差。

真相究竟如何？且听我慢慢道来。

要说押送犯人这件事，首先得搞清楚古代的"发配"和"流放"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古代，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史书上记载"流共工于幽州"，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把犯人赶到荒凉之地的惩罚方式。

到了隋唐时期，流放被正式纳入"笞、杖、徒、流、死"五刑之中。《唐律疏议》明确规定，流刑分为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从此，"流三千里"成了重刑的代名词。

宋朝时候，刺配制度更加完善。《宋史·刑法志》记载："刺配之法二百余条。"也就是说，除了要把犯人押送到边远地区，还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俗称"金印"。《水浒传》里的林冲、武松、宋江，脸上都被刺了金印。

到了清朝，流放制度更加细化。据《清史稿·刑法志》记载，流放地按远近分为多个等级：四千里的"极边"和"烟瘴"之地，三千里的"边远"，两千五百里的"边卫"，以及一千里的"沿海附近"。

而且，清朝还有一个"损"招——"南人发北，北人发南"。

什么意思呢？就是南方人犯了罪，偏偏把你发配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北方人犯了罪，就把你送到瘴气弥漫的岭南。故意让你水土不服，让你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受到双重折磨。

那么，历史上最著名的发配之地有哪些呢？

首推黑龙江的宁古塔。清朝的大臣们最怕听到这三个字，因为那里冬天零下四五十度，到处是冰天雪地，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就被发配到这里，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其次是海南的崖州。别看现在海南是旅游胜地，在古代那可是"天涯海角"。唐朝宰相李德裕、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宋朝宰相丁谓，都曾被发配到这里。苏东坡在海南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的感慨，可见当时的凄凉。

还有广东潮州、贵州黔州、河北沧州等地。潮州因韩愈被贬而闻名，那里的瘴江因为韩愈的大名，后来改叫韩江。沧州则因为《水浒传》里林冲发配沧州而家喻户晓。

说到这里，就要进入正题了——这些犯人是怎么被押送到几千里外的？押送他们的衙役，到底有多遭罪？

李三第一次押送犯人，是在他二十三岁那年。

当时济南府判了一个杀人犯，要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宁古塔。知府大人指派李三和另一个老差役王五一起押送。

王五是老油条，干这行十几年了。临出发前，他拉着李三嘀咕："兄弟，这趟差事有讲究，你跟紧我，别说错话、做错事。"

李三不明所以，懵懵懂懂地上了路。

那个杀人犯姓张，是个屠户，因为和人争地被打，一怒之下失手把人打死了。他家里还算殷实，临行前，他媳妇和老娘哭哭啼啼地赶来，塞给王五一个包袱。

王五掂了掂，眉开眼笑："大嫂放心，我们一定把张大哥好好送到地方！"

出了城门，王五把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三十两银子和几件衣裳。

他分给李三十两："兄弟，这是你的。"

李三吓了一跳："这……这能收吗？"

王五白了他一眼："能收，这是规矩。人家花钱消灾，咱们收钱办事。你以为押送犯人是什么好差事？往返几千里路，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要不是有这些外快，谁愿意干？"

李三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押送犯人虽然辛苦，却是衙门里公认的"肥差"。

按照规定，每走多少里路就能领多少银子，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犯人家属的"孝敬"。

要知道，在古代能被判发配的人，大多不是普通老百姓。穷人犯了罪，要么杖刑要么坐牢，哪有资格被流放？能被发配的，要么是犯了大案的官员，要么是殷实人家的子弟。这些人的家属，为了让亲人在路上少受点罪，往往会拿出大笔银两贿赂押送的差役。

收了银子，差役自然会"通融"一些：枷锁可以松一点，走路可以慢一点，住店可以好一点，挨打可以轻一点。

据说在清朝，一个普通衙役的年俸不过十几两银子，而押送一次犯人，光是"外快"就可能有几十两甚至上百两。这样的好事，谁不抢着干？

但且慢，这差事真有那么美吗？

李三跟着王五走了三天，就叫苦不迭了。

当时正值深秋，白天还好，太阳晒着暖洋洋的。可一到晚上，气温骤降，冷风刺骨。他们裹着单薄的棉袄，在荒郊野外找不到客栈，只能缩在破庙里过夜。

那个姓张的犯人戴着枷锁，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按规定，犯人的手脚都要戴着镣铐，脖子上还要套着沉重的木枷。这副行头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斤重。犯人走得慢，差役就得陪着走得慢。

"快点！再磨蹭天黑前赶不到驿站！"王五在后面用水火棍敲打着张屠户的后背。

张屠户苦着脸："差爷，小的实在走不动了，脚都磨烂了……"

"走不动也得走！公文上写着，每天必须走五十里。走不到，我们也得挨罚！"

李三这才知道，官府对押送有严格的规定。每天必须走够多少里路，多少天内必须到达目的地，都有明确的要求。如果超期，押送的差役要受处分；如果犯人跑了，那更是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扣工资、挨板子，重则自己也变成阶下囚。

所以说，这差事表面上看是"肥差"，实际上却是刀尖上舔血。

走了一个月，他们才走出山东地界。

沿途的艰辛，李三这辈子都忘不了。

有一次过黄河，正赶上涨水，渡船被冲翻了。三个人在河里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爬上岸。张屠户差点淹死，李三救他的时候，自己的包袱也被水冲走了。

还有一次，他们在深山里迷了路。走了一天一夜，干粮吃光了，水也喝完了。李三饿得两眼发花，腿软得走不动路。是王五硬拖着他，才找到了一个猎户的窝棚。

最惨的是过东北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隆冬，雪下得有一尺多厚。三个人穿着单薄的棉衣，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

张屠户冻得嘴唇发紫，说话都说不利索："差爷……小的不行了……让小的死在这儿算了……"

王五骂道："放屁！你死了，老子怎么交差？给我爬也得爬到宁古塔！"

说着，他解下自己的棉袄，披在张屠户身上。

李三愣住了："王哥，你这是……"

王五叹了口气："兄弟，犯人死在路上不要紧，官府不会追究。可咱们也是人，能救一命是一命。再说了，人家媳妇给了咱们银子，咱们得讲良心。"

那一刻，李三突然觉得，王五这个人，虽然市侩，却也有侠义的一面。

三个月后，他们终于到了宁古塔。

把犯人交给当地官府，李三如释重负。他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王五告诉他："兄弟，别高兴太早，咱们还得原路走回去呢。"

李三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来的时候走了三个月，回去还要三个月。这一趟差事，前前后后半年时间，全耗在了路上。

回程的路更难走。没有了犯人拖累，按理说应该轻松些，可偏偏遇上了连日大雪，道路封冻，寸步难行。他们被困在一个小镇上，整整等了半个月，才等到雪停。

好不容易回到济南，李三瘦了二十斤，两只脚上生满了冻疮，烂得不成样子。

他躺在床上养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能下地走路。

那一年，他收到手的银子是三十二两——包括官府的补贴和张屠户家属的"孝敬"。

他娘看着这些银子，又看着儿子那双烂脚，心疼得直掉眼泪："三儿，这钱咱不挣了，行不行？"

李三苦笑："娘，不干这个，咱家吃什么？"

李三后来又押送过很多犯人，去过很多地方。

有一年，他押送一个犯官的家眷去新疆。那个犯官是个清官，得罪了上面的人被诬陷入狱，全家老小都被发配。

犯官的妻子是个大家闺秀，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才走了几天，脚就磨破了，走一步疼一下。她咬着嘴唇不吭声，眼泪却一直往下掉。

李三看不下去了，偷偷把自己的骡子让给她骑。

犯官的妻子连连道谢："多谢差爷，我们家现在落难了，身上实在没有银子……"

李三摆摆手："夫人不必客气。我看你们不像坏人，能帮一把是一把。"

那一趟差事，李三没收一分钱的"外快"。回来后，同僚们都笑他傻。他只是笑笑，不说话。

还有一年，他押送一个江洋大盗去沧州。那大盗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善茬。

路上，大盗几次想跑。有一次趁李三不注意，他挣脱了绳索，撒腿就往树林里钻。李三拼了命地追，追了足足五里地，才把他按倒在地。

大盗挣扎着说："差爷，你放了我，我给你五百两银子！"

李三喘着粗气："我放了你，我自己就得坐牢。你当我傻？"

大盗又说："那你杀了我，就说我是病死的，官府也不会追究。"

李三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杀人的事，我做不来。你乖乖跟我走，到了地方该怎么着怎么着。"

后来那大盗服服帖帖的，再也没闹过幺蛾子。临分别的时候，他竟然给李三磕了一个头："差爷，你是个好人。我这辈子杀人放火，没服过谁，就服你。"

二十年过去了，李三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老差役。

他的腿上布满老茧和疤痕，那是无数次长途跋涉留下的印记。他的脸上刻满皱纹和沧桑，那是风霜雨雪的侵蚀。

有人问他："李三哥，押送犯人这差事，到底值不值？"

他沉默了良久，才缓缓说道："说值吧，这些年我确实攒了点钱，够娶媳妇、买房子、养老了。说不值吧……"

他撩起裤腿，露出那两条布满伤疤的腿，苦笑道："你看看，这就是代价。"

其实，在古代押送犯人，对差役来说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收入是有的，但风险也是实实在在的。

据史料记载，被发配的犯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的，不足三分之一。犯人都熬不住，何况是要往返走两趟的差役？

很多差役在押送途中染病、受伤，甚至丢了性命。有的人回来后落下一身病根，有的人再也没能回来。

但即便如此，这份差事在衙门里依然很抢手。

因为穷人没得选。

在那个年代，能在衙门里混口饭吃，已经是普通人家的天花板了。就算再苦再累，也比在地里刨食强。

更何况，押送犯人确实能赚到钱。那些"外快"虽然见不得光，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对于很多差役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所以，当我们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犯人还是差役，都是制度的牺牲品。犯人被发配到荒凉之地，九死一生；差役押送犯人往返数千里，同样九死一生。

唯一不同的是，犯人是被迫的，而差役是"自愿"的——为了那几十两银子，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他们甘愿拿命去赌。

这，或许就是底层人的悲哀。

李三六十岁那年，终于从衙门退了下来。

临走那天，知府大人亲自送了他一块匾，上书"忠勤可嘉"四个大字。

李三看着那块匾，眼眶湿润了。

他想起这辈子押送过的那些犯人——有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有含冤入狱的清官，有株连无辜的妇孺……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最终都消失在了茫茫的流放路上。

他又想起自己走过的那些路——从济南到宁古塔，从北京到新疆，从中原到岭南……风里来雨里去，雪里滚泥里爬，一走就是几十年。

回首往事，他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感慨。

庆幸的是，他活了下来，平平安安地过完了这一生。

感慨的是，太多的人没有他这么幸运。那些死在路上的犯人，那些再也没能回来的同僚，都已经化作了黄土，再也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李三把那块匾挂在堂屋里，每天看着它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