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五五”期间，中国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将迈向“深耕细作”与“规则塑造”的新阶段。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 王文在《中国金融》2026年第3期发文指出，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应坚持多边主义与开放合作，更加注重团结“全球南方”、聚焦发展议题、引领新兴领域规则的制定，并稳步增强金融自主性。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54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

“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的关键表述。这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关键任务，是中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主动参与国际秩序重塑的战略部署，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型开放和体制性创新，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彰显中国从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向“深度引领者”角色的升级转变。

01

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二十年的飞跃

我国于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旨在通过一系列规划，尽快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过渡期，并通过多哈回合谈判，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利益。

“十二五”规划将表述调整为“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修订制定”，首次将中国推动国际变革的范畴从“规则”层面上升到“体系”层面、从“积极参与”的主动性拓展到“修订制定”的有为性。此后，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同倡导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RA）相继成立，逐步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垄断局面。

“十三五”规划首次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列为全方位开放发展的重要任务，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交往原则。2015年12月25日，中国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截至2025年，亚投行成员国数量已达110个，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累计批准项目超300个，贷款总额超600亿美元，带动资本超2000亿美元。2016年，中国推动G20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首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框架，极大地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范畴与功能。

“十四五”规划的表述升级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十四五”期间，中国通过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明显加快了参与构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步伐。

随着金融双向开放深化，截至2025年9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覆盖18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CIPS处理业务金额达90.19万亿元，同比增长43%。同时，人民币全球日均交易量飙升至817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市场份额的8.5%，接近英镑占比（10.2%）。此外，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升至2.88%，从新兴市场货币跃升为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第五大交易货币。

“十四五”期间，中国在国际数字治理领域的创新突破尤为显著。2025年9月，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上海正式揭牌，并推出了跨境数字支付平台“数币达”。该平台可以有效降低中小企业60%的跨境结算成本，并将到账时间缩短至秒级。此外，该平台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联通，共同探索跨境支付新路径。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更是引领全球绿色变革。2024年11月，中国与欧盟、新加坡联合发布《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旨在提升绿色金融标准的互操作性与统一性，促进跨境绿色资本流动。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43.5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7.5%；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存量规模为2.32万亿元，稳居全球首位。

02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演进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方面的参与已实现了从“规则适应者”到“规则塑造者”、从“边缘参与者”到“核心引领者”的重大飞跃。这种主动有为的大国经济金融外交战略演进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战略定位的升级。“十一五”时期提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其核心目标是融入国际体系，以WTO多边框架为主战场，通过加入WTO后的规则学习，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十四五”时期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核心目标转向积极参与体系重构，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推动制度性权力的重塑，体现了从“接轨”到“铺轨”的战略思维升级。

二是参与模式的飞跃。二十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参与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经贸规则（如WTO谈判）扩展到全要素治理。这包括但不限于亚投行区域性地重塑开发国际金融规则、“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经济金融合作范式、“碳中和”承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最终形成了涵盖经济、安全、发展、生态的立体化参与格局。二十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平台构建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实现了从多边借力到自主建章的跨越。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创设金砖银行、推进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制度性权力实践，构建了平行于西方主导体系的替代性、补充式经济金融治理平台，完成了从“制度追随”到“制度制衡”的转变。二十年间，中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核心主张从“互利共赢”的经济叙事升级为“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输出了具有体系竞争力的规范性理念与原创性话语。

三是能力建设的质变。近年来，中国在数字货币等前沿经济金融领域提出治理倡议，实现了从“技术标准接受者”向“标准共创者”的角色转换。同时，中国在各类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职员比例、高级别官员任职数量显著提升，通过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领导权突破与延续，中国有效改变了国际行政体系的权力配置，大幅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总之，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关系演进，本质上是中国在原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完成“体制内崛起、体制外衍生”的典型路径。中国通过“嵌入—学习—创新—引领”的递进方式，实现了从追求制度认同到弥补制度漏洞、最终重构制度合法性的历史性跨越。

从这个角度看，基于过去二十年的演进进程与基础构建，《建议》提出的“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主张，标志着中国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已从“个体理性”向“集体行动”范式转变，标志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大幅提升，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供了非替代性的演进路径。

03

中国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

意义、机遇与挑战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重要目标在于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同时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建议》将“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写入顶层设计，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从“融入国际规则”到“初步推动体系改革”再到“主动深度塑造规则”的历史性转向，其内涵远超金融技术层面的微调，更是一场涵盖“货币—资本—制度”三维联动的系统性跃迁，可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积累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战略意义及其带来的重大机遇。

从货币维度来看，《建议》首次将“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列为国家战略核心任务，这说明我国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管理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之外，强化了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体系为主构建的“双轨清算网”，从而使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升级为真正的“国际储备投资锚货币”。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已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下一步，很可能出现的情景是通过推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将“权重额”转化为“定价权”，进而打破“美元—大宗商品”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

从资本维度来看，“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意味着中国跨境投融资要从“通道式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建议》明确提出了“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及“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等多项举措。这种“资金安全走出去+资金高效引进来”的双向互动模式，实质上是将使用境外资金投资境内证券期货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以及允许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参与境外资本市场投资制度的额度管理升级为“负面清单+功能监管”。这为未来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自由兑换进行了充分的压力测试。同时，以中国香港为“离岸沙盒”、先行试验的“跨境理财通2.0（南向通）”等机制，允许中国内地居民直接配置以美元、欧元计价的ESG资产，并允许海外资金以REITs、碳信用为标的进行北向投资，形成新型国际收支平衡的“人民币对外输出—外汇对内回流”资本跨境流动机制。

从制度维度来看，“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意味着中国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制定升格为章程“起草人”。在“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推动IMF份额改革，吸引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总部或区域总部搬迁至中国，以促进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治理权重尽可能与中国GDP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挂钩。同时，中国还呼吁增设“发展中国家特别董事席位”，以争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此外，中国还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监管、跨境破产、反垄断“长臂管辖”四大议题上提出了更多“中国方案”。通过将国内已成熟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平台金融准入条例转化为国际标准，实现“国内规则—国际规则—海外落地”的对外影响。

然而，“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这一进程，既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也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从国际层面来看，传统的结构性阻力依然强大。美元霸权的网状结构仍是抑制中国变革力量的首要障碍。全球超过80%的外汇交易、超过50%的贸易支付和储备货币仍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国内法，结合其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中的垄断地位，可以系统性切断目标国的美元清算通道，形成对人民币结算吸引力的潜在威胁。

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资本项目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个人境外投资、短期外债、衍生品跨境交易等方面受限，导致人民币回流资产池的深度和跨境交易总量均显不足。此外，金融市场“同质同权”尚未落地。尽管外资持有国债可参与回购，但无法进入银行间利率互换市场，套期保值工具的缺失也抑制了其利用杠杆参与市场的意愿。

由此可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体系韧性建设，持续扩大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跨境投资及外汇储备中的使用显得尤为紧迫。与此同时，要秉持“多边主义”理念，坚决反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牵头参与制定数字货币、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等方面的国际机制与制度规则，推动全球绿色金融标准的协调与互认，使中国的技术和产业标准成为未来国际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有力推动建立更加多元、更为稳健的全球金融安全网。

总而言之，“十五五”期间，中国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将迈向“深耕细作”与“规则塑造”的新阶段。“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并非单纯的份额之争，而是参与和引领制度议程设置，通过资本项目高质量开放为内外循环“温差”提供“泄压”机制，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为跨境监管提供工具支持。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应坚持多边主义与开放合作，更加注重团结“全球南方”、聚焦发展议题、引领新兴领域规则的制定，并稳步增强金融自主性。中国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提升工具供给、人才供给、制度供给的自我能力，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持续提供“中国方案”的公共思想产品，为构建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最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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