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立彬

根据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13953美元，近年来中国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还会更高一点，这一水平已经高于2025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人均GNI13935美元），虽然是否真正跨越还要看2026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新的高收入门槛标准，但是中国在今年年中跨越高收入门槛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如果中国真的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那将是中国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之后的另一个令人瞩目的时刻，也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成就。中国作为14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从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的贫穷经济体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无疑是一个经济奇迹。全球高收入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将因此接近翻一番，从14.18亿增加到28.27亿，比重将从17.41%增至34.72%，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大事件。

理性看待跨入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固然对中国乃至全球都是重大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实现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一方面是因为高收入经济门槛还没有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另一方面高收入经济体也将面临一些中等收入阶段不会面对的挑战。

第一，这种收入水平距离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人均GDP至少要达到2万美元以上。

第二，收入分配问题影响人们的幸福感。高收入经济体的定义是基于人均GNI水平，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容易掩盖收入差距给人们幸福感带来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说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第三，鲍莫尔成本病（指在经济发展中，“停滞部门”如医疗、教育等商品和服务的成本随着“进步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大幅上升）问题所带来的增长的烦恼。收入水平越高，罹患鲍莫尔成本病的一些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这就是经济学家鲍莫尔指出的“增长的烦恼”，由于罹患鲍莫尔成本病的经济活动恰恰是教育和医疗等非常重要的基本服务，所以收入水平越高，反而会让人们感觉，这些重要的基本服务更难以得到很好的满足，使人们怀疑经济增长的意义。

第四，就业压力有可能持续增大。由于任何生产要素都需要在边际产出大于其边际收入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就业，因此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对人们边际产出的要求也会提高，从而导致就业难度增大。

第五，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由于生养孩子也是属于鲍莫尔成本病严重的活动，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人们为生育和养育孩子所放弃的机会成本就越高，这是收入水平提升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高收入经济体往往会面临人口增长率下降，进而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正确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是要继续提高收入水平。这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上台阶。

二是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既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无论是从我国自身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情看，还是从不断增强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看，我国经济都将日益依赖内需，而其中提高最终消费率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终消费率在2010年降到最低值49.9%之后就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且在2023年达到最高值56%，但所占全球比重只有12.77%，比GDP占全球比重低了5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提高最终消费率符合长期趋势。而当前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当中，收入分配差距应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降低收入基尼系数，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所提高，从而有能力和意愿增加消费支出，有助于提高最终消费率。

三是要应对鲍莫尔成本病的挑战，努力解决“增长的烦恼”。这需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创新技术来持续提高医疗、教育等服务的效率，缓解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为创新技术应用场景提供便利，也要努力实现医疗公平和教育公平。

四是应当想方设法创造就业机会。既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实现人才供给、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用收入提升带动就业需求和就业创造，又要努力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推动全社会分工细化，使更多经济活动从家庭内部分化出来成为就业机会。应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关注数智时代灵活就业人群的机会，一方面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加强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充分认识到高收入经济体阶段“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性、灵活就业群体比重提升的必然性，以及人工智能时代“一人公司”出现的可能性，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五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充分意识到收入提高导致人口增速放缓的背后是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必须做好生育补贴和激励工作，来弥补生养成本的加速提升；同时从多方面入手增加年轻人口增长，比如推动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做好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工作，为留学生毕业在华工作乃至外国人在华工作创造更好条件，做好移民管理与政策探索等等。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