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时，你是否听过一种类似“笑”的诡异鸟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老人们会压低声音告诉你：“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这里的“夜猫子”，便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主角——猫头鹰。

令人诧异的是，这被后世视为不祥之兆的鸟类，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却是战神与权力的象征，其形象被铸成青铜重器，供奉于王室墓穴。更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生物，孕育了汉语中一个独特的词语——“枭雄”，用以形容那些既令人敬畏又使人恐惧的复杂人物。

为何偏偏是猫头鹰，而不是威猛的虎豹鹰隼，承载了人性中如此复杂的面向？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追溯一只猫头鹰在华夏文明中的奇幻漂流。

玄鸟遗韵：商人心中的战神之翼

公元前1250年的一个清晨，殷商王都，一代女将妇好即将下葬。在她的墓室中，陪葬品琳琅满目，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对青铜铸造的猫头鹰形酒尊——它们昂首挺胸，圆目怒睁，双足稳立，羽纹繁复，高约半米，重达数十斤。这对被后世称为“妇好鸮尊”的青铜器，静静守护着这位曾率领一万三千人征战四方的女将军。

在商人眼中，猫头鹰绝非不祥之物，而是勇猛与胜利的化身。考古学家刘敦愿指出，商代晚期的艺术品中，枭类题材极为盛行，无论是写实的雕塑还是青铜器上的装饰，大多制作精工、造型优美。这种崇拜与商人的起源神话息息相关。《诗经·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虽然汉代以后的文献多将“玄鸟”解释为燕子，但大量出土的鸮形商代文物暗示，商人崇拜的“玄鸟”很可能就是猫头鹰。

商代工匠将猫头鹰的形象巧妙地融入青铜器中，除了妇好鸮尊，还有各种鸮形卣、觥等礼器。令人惊叹的是，妇好鸮尊器身上还蜿蜒着两条盘蛇纹饰，古人认为蛇寓意繁荣兴旺，这样的设计或许寄托着对这位女战神的纪念——她既是贤惠的王后，更是开疆拓土的勇士。

商人尚武，而猫头鹰的习性正好契合了他们的价值观：昼伏夜出，象征神秘莫测；飞行无声，如同精兵突袭；目光锐利，恰似明察秋毫；捕猎迅猛，可比战场骁勇。在商人的信仰体系中，猫头鹰具有躲避兵器伤害和防避兵灾的神秘力量，是战事“上吉之兆”。

籀文（大篆的一种）中的“商”字，形状酷似猫头鹰的面部结构，这或许不是巧合。在那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时代，猫头鹰不仅是自然界的猛禽，更是联通天地、护佑王朝的神圣使者。

王朝更迭：从“天命玄鸟”到“恶鸟之音”

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周武王的军队攻入朝歌，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这场王朝更迭改变的不仅是统治家族，还有一系列文化符号的命运，猫头鹰便是其中之一。

周人为了巩固统治，系统性地重构前朝的信仰体系。商朝崇拜的猫头鹰，首当其冲成为被贬低的对象。周朝初年，周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时，发生了管叔、蔡叔联合商人后裔武庚的叛乱。在这危机时刻，周公旦创作了《豳风·鸱鸮》，诗中写道：“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在这里，猫头鹰被塑造成欺凌弱小的恶霸形象，象征叛乱者武庚，而被掠走的幼鸟则代表误入歧途的管叔、蔡叔，遭毁坏的鸟巢则寓意风雨飘摇的周王朝。

这首诗歌的传播，为猫头鹰形象的逆转定下了基调。周人将猫头鹰与失败的商朝绑定，将其从神坛拉下，逐步污名化。周代编纂的《山海经》中，凡带有“其状如鸱”、“鸱目”描述的神鸟，几乎都会带来旱灾、蝗灾、贤士被逐等祸患。有学者认为，这是周人系统性贬低前朝图腾的文化策略。

猫头鹰的生理特性，原本在商朝被赋予正面解读，到了周代却被一一重新诠释：夜间活动成为“鬼祟行径”，锐利目光变成“凶恶凝视”，无声飞行转为“阴谋潜行”，就连它控制鼠害的习性，也被曲解为“喜食腐秽”。庄子曾以“鸱得腐鼠”讽刺惠施，唐代李商隐则在诗中引用：“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一种曾经备受尊崇的圣鸟，就这样在话语权的转移中，逐步沦为负面符号。历史学家发现，猫头鹰的遭遇与龟类相似，但更为复杂和彻底——战国时期已开始受人厌恶，汉代以降，更被视为“不祥之鸟”与“不孝之鸟”。

污名加身：“不孝鸟”与端午枭羹

汉代是猫头鹰形象彻底黑化的关键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将“枭”解释为“不孝鸟也”，并对其字形做了定义：“故日至捕枭磔之。从鸟头在木上。”这意味着，“枭”字本身描绘的就是猫头鹰被捕捉后，头部被悬挂在木桩上的场景。

猫头鹰为何被冠以“不孝”的罪名？宋代陈正敏在《遁斋闲览》中记载了一则观察：老猫头鹰孵出一窝幼鸟后，因无力喂养，便咬住树枝，任由幼鸟啄食自己的身体，直至仅剩头颅悬挂。陈正敏感叹道：“任众子啄食至尽，乃散去，就视惟毛嘴存焉。”

然而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猫头鹰根本不存在这种“雏鸟食母”的行为。这种传说很可能是古人将观察到母鸟自然死亡后的场景，与孝道伦理附会而成。在重视孝道的汉代社会，“不孝”是最严厉的道德指控之一。汉朝皇帝谥号多带“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选拔官员实行“举孝廉”制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被贴上“不孝”标签的猫头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基于这种污名，汉代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宫廷礼仪——端午赐枭羹。据《汉官仪》记载，汉朝廷在端午节令各地进贡猫头鹰，制成羹汤赐给百官。这一习俗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端午节最早的时令食品之一。

清代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中，第二幅便是《赐枭羹》，描绘了皇帝赐予大臣枭羹的场景。这种仪式的用意在于警诫臣子：不要做不孝之鸟。有趣的是，对大臣而言，能喝到皇帝亲赐的汤羹，反而成了一种荣耀。宋代文豪苏轼被赐枭羹后，曾专门赋诗感谢：“外廷已拜枭羹赐，应助吾君去不仁。”意思是感谢朝廷赐予枭羹，吃下不孝鸟，也就是祛除恶鸟，自己也会帮助皇帝铲除那些坏人！

与“枭羹”习俗相伴的，还有“枭首”这种刑罚。东周时期已有将罪犯头颅悬挂示众的记载，“枭首”一词正是来源于捕杀猫头鹰后悬挂其头的行为。类似的词语还有“枭灭”、“枭除”、“枭获”等，都是以被捕杀的猫头鹰比喻遭到同样下场的恶人。

一种曾经象征勇武的鸟类，就这样在文化与政治的合谋下，背负了越来越多的污名，从神坛跌落至泥沼，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报丧鸟”、“逐魂鸟”。

乱世符号：“枭雄”概念的诞生与嬗变

历史总在循环中前行。当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之时，猫头鹰的复杂特质却被重新发现，并孕育出一个独特的汉语词汇——“枭雄”。

“枭雄”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直指曹操：“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这里的“枭雄”明显带有贬义，指那些能力出众但心术不正的野心家。

有趣的是，以仁德著称的刘备，在《三国志》中也被同时代人称为“枭雄”。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时，称刘备为“天下枭雄”。这表明在乱世中，“枭雄”的内涵已经变得复杂——它不再是简单的贬义词，而是指那些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权谋手段的复杂人物。

为何偏偏是猫头鹰，而不是其他猛兽，成为这种复杂性的载体？这与猫头鹰的多重特性有关：

其一，猫头鹰勇猛善战，符合乱世中对武力的崇拜。商代将猫头鹰视为“战神”，这种文化记忆虽被压制，却未完全消失。

其二，猫头鹰昼伏夜出、行事隐秘，象征谋略与算计。在政治斗争中，这种特性被赋予负面含义，却也暗含了生存智慧。

其三，猫头鹰形象复杂，既曾神圣又遭污蔑，恰如乱世英雄的多面性——他们可能出身卑微，可能手段狠辣，但也可能成就大业。

刘备的故事最能体现“枭雄”的复杂性。《三国演义》将“怒鞭督邮”的情节安在张飞头上，但《三国志》明确记载，这是刘备所为。当时刘备因担心被裁员，求见督邮遭拒，便“带了一群兄弟找上门来，把督邮捆了，揪着头发一路拖出衙门，绑在一棵树上，当众用棍子打了两百下”。这种暴烈行为与刘备通常的仁德形象大相径庭，却正展现了“枭雄”的真实面貌——他们不是非黑即白的扁平人物，而是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复杂个体。

猫头鹰承载的，正是这种人性中的灰度。它不像老虎纯粹象征勇猛，不像狐狸单纯代表狡猾，而是集勇武、智慧、隐秘、不祥于一身，恰如乱世中那些难以简单评判的人物。

文化隐喻：从“枭将东徙”到现代回声

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中，收录了一则寓言《枭将东徙》（又名《枭逢鸠》），生动反映了猫头鹰在当时的处境：

“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这则寓言通过猫头鹰与斑鸠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若不能改变自身问题，单纯改变环境是无济于事的。猫头鹰想要迁徙东方，只因乡人讨厌它的叫声，斑鸠则指出，如果不改变叫声，到哪里都会被人厌恶。

这则寓言背后，是猫头鹰在当时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它的叫声确实不悦耳，有些猫头鹰的叫声像人讲话，也有的像人发笑，在幽深的夜晚显得格外诡异。古人因此视其为不祥之兆，甚至给它起了“报丧鸟”、“逐魂鸟”的俗名。

《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在长沙任太傅时，一只鵩鸟（猫头鹰的一种）飞入他的住处，停在他的坐席旁。贾谊见到这种“不祥之鸟”，心生伤悼，作《鵩鸟赋》，以为自己命不久矣。这大概是民谚“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的源头。有趣的是，“贾谊鵩”在后世成为怀才不遇的典故，让这位文学家的名字与猫头鹰深度绑定。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猫头鹰的形象在近代又发生了微妙变化。鲁迅对猫头鹰情有独钟，不仅收藏汉代猫头鹰俑，还将猫头鹰形象变形用作书籍装帧。研究者认为，鲁迅之所以青睐猫头鹰，一方面因为他头发蓬松，形似猫头鹰；更重要的是，猫头鹰在黑暗中仍瞪大双眼的特性，与鲁迅在黑暗时代坚持洞察、批判的精神相契合。

画家黄永玉也与猫头鹰结下不解之缘。他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就是猫头鹰，后来根据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习性创作了一幅画，却因此在特殊时期获罪入狱，真是“猫头鹰惹的祸”。

这些现代回声表明，猫头鹰虽然背负千年污名，但其形象中的某些特质——如在黑暗中保持警醒、与众不同的勇气——仍能引起部分人的共鸣，获得重新诠释。

回顾猫头鹰在华夏文明中的三千年旅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鸟类的命运沉浮，更是人类认知世界、建构意义的一面镜子。

从商朝的战神象征，到周汉的“不孝恶鸟”，再到乱世的“枭雄”隐喻，猫头鹰承载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与恐惧。它的形象变迁，与王朝更迭、伦理建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成为一面映照华夏文明演变的特殊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