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是关注就业、报道就业问题最多的主流媒体之一。从曾经国企改革的阵痛到如今数字经济下的挑战，用脚力丈量车间，用眼力发现真问题，用脑力进行跨学科思考，用笔力凝聚社会共识，工人日报的就业报道成为时代变迁中观察中国就业问题的一扇特殊“窗口”。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工人日报是关注就业、报道就业问题最多的主流媒体之一。从曾经的国企改革的阵痛到如今数字经济下的“挑战”，工人日报（包括报、网、端、微、号）一篇篇涉及就业问题的报道，成为时代变迁中观察中国就业问题的一扇特殊“窗口”，不仅可以看到宏观的就业政策和微观的就业现象如何在实践中一步步落地和演进，也可以看到一份深度聚焦劳动者权益、持久推动政策革新的媒体责任报告。

那么，工人日报记者是如何采写就业报道的呢？

一、“刹那间”改变选题

2025年11月26日，甘肃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次“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集体采访活动。类似这样的采访活动“线长”“点多”，特别是在甘肃，每天要走几百公里、去一到两个县，每个县又有四五个采访点，每个点上听介绍、找素材，自主采访的时间也就二三十分钟。

这天上午10时左右，采访团来到甘肃平凉市的静宁县工业园区。静宁县是全国有名的苹果产区，原定的选题是苹果产业。下车时才知道，之所以到这个园区采访，是因为从2024年5月开始，陆续有汽车零部件企业在这个园区投资办厂，截至2025年11月，静宁县已引进汽车零部件项目18个，总投资逾21.6亿元，涵盖线束、座椅面套、高压线缆、智能座舱等多个细分领域。

静宁县希望通过这个工业园区，报道当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举措和成绩。这无可厚非，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汽车零部件企业从东中部的发达城市，转移到西北的小县城，也是一个观察中国制造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微样本”。

一边听园区负责人、企业负责人介绍，一边拍照做记录，采访就是这样跟着“大部队”很自然地进行。但是，工人日报记者也有自己的“采访个性”，只要能进到车间、工地，就会主动和工人聊，在工人工作间隙插空问一两句，“工作几年了”“家在哪里”“收入如何”“有没有社保”等等，甚至有时间的话，还在旁边帮忙搬个东西、递把扳手。

“以前在南方打工，现在孩子大了在县城读书，每天要接送，平时在这个厂里上班，收入少，但也有3000多元吧。”一名在做汽车线束的女工随口回了这么几句，我看了工牌，她叫“蔡来娣”。也就是在“刹那间”，我决定改变选题。

在这次采访的十多天前，农业农村部于2025年11月13日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主要研讨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问题，这个会议上传出了一个新词——“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并迅速成为舆论热点。这两年，由于低端制造业外迁以及高端制造业发展，多地返乡农民工数量显著增长。舆论普遍担心的是，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如果在家乡不能充分就业，势必会带来许多新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舆论背景，我改变了报道选题。在接下来随团采访的20多分钟时间里，记者对蔡来娣、吕向娟、李亚玲等几名工人进行了现场采访，当天在工人日报客户端发出了《陪读妈妈有了“新工位”！甘肃静宁汽配产业“从零到链”托起乡村振兴梦》的图文报道，随后又在《工人日报·农民工周刊》的版面头条刊发通讯，报道静宁县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汽车零部件企业“落户建厂”，不仅填补了县域工业“缺链断链”的空白，更以劳动密集型与技术适配性兼具的特点，为本地劳动力特别是女性群体提供了大量“家门口就业”机会。报道瞄准的是“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的网络热点，反映了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提出了理性的解决思路。

这并非重点报道，只是工人日报记者日常采写中的小事例。一次随团调研式的采访、一次与现场工人的随口问答，只要关联到岗位、收入、保障、流动等就业关键词，就能迅速触发记者的新闻敏感。“刹那间”改变的选题，或许有偶然的灵光一现，但更多是长期深耕劳动就业领域形成的惯性思维，是对每一个就业新问题、新动向都揣着一颗执着观察和思考的“心”。

正是这种“随时随地关注就业”的职业本能，让工人日报记者能在看似常规的行程中捕捉到具有时代张力的新闻切口。他们不满足于听汇报、看展板，而是习惯性地走向车间角落、田间地头、快递站点，在与劳动者的朴素对话中感知政策落地的温度与痛点。更关键的是，这种敏锐背后是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政策理性。面对返乡滞乡这样的社会焦虑，记者不是盲目跟风渲染困境，而是主动寻找基层正在发生的解决方案，并将其置于国家就业战略的坐标系中进行现场解读。

从蔡来娣们的新工位看到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增量和经济韧性，从陪读妈妈的稳定工作看到公共服务、产业布局、就业民生的协同可能——这种由点及面、由现象到机制的新闻思考，使工人日报的就业报道始终具有建设性和引领性的核心素养。

□ 工人日报是关注就业、报道就业问题最多的主流媒体之一。图为部分重点报道版样

二、20年前的“九省市农民工求职地图”

如果说，上面这则对“陪读妈妈”的报道是一种偶然触发；那么，更多时候，对工人日报来说，在就业问题上的积极介入和主动策划，是一种自觉和本能的长期主义。

同样是就业，今天我们为农民工返乡找岗位，而在20年前则是为农民工出乡找活路。

2006年春节刚过，正值民工潮出现大规模涌动的前夕，工人日报经济部经过周密策划推出了一组“2006：九省市农民工求职地图”系列报道（获第17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三等奖），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福建、重庆、武汉、海南等作为采访“靶点”，把关注农民工求职的报道和为农民工服务有效地结合起来，成功地体现了新闻性、可读性、实用性。

从当时看，这组报道不仅对政府各级部门解决农民工就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农民工找工作提供了一些实际帮助；现在回望，这组系列报道更是一次成功的新闻策划，是一份具有开拓性的媒体实践。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高速工业化阶段，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却常常陷入“信息不对称—盲目流动—权益受损”的恶性循环。面对这一时代痛点，工人日报没有止步于现象描述或情绪渲染，而是以高度的服务意识和建设性立场，主动为农民工绘制一张“看得懂、用得上、信得过”的求职指南。这组系列报道，其深层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北京需要多少技工、深圳缺20万女工、浙江要求持证上岗等具体信息，更在于它在实践层面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劳动不是被动谋生，而是人实现自我、参与社会、获得尊严的根本方式。

而这，正是工人日报关注就业问题的一贯传统。

这种传统，首先体现为强烈的民生导向与服务精神。“求职地图”的策划初衷极为朴素：“让农民工看到报道就知道上哪儿找工作”。记者们不是坐在办公室等材料，而是深入火车站、劳务市场、工地宿舍，在寒风中与农民工促膝交谈，倾听他们“不知道哪里缺人、该学什么技能”的迷茫。这种采写作风，使报道天然具备了民生气息与人间温度。更重要的是，编辑部与九地记者形成高效协同机制——前方记者挖掘鲜活案例与一手数据，后方编辑精准提炼政策要点与实用信息，最终将复杂就业信息转化为清晰行动指引。例如，杭州篇标题《手里没“证”别去浙江碰运气》，直击技能门槛这一关键变量，既警示又引导，充分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桥梁作用。

工人日报当年关注的不仅是“有没有工作”，更是为亿万农民工呼唤“通过工作获得技能、尊严与发展机会”的新闻化“表达”。

其次，这一传统内嵌着敏锐的政策感知力与制度推动力。2006年正值国家大力推进“春风行动”、规范职业中介、推动职业技能鉴定的关键时期。工人日报的报道并未孤立呈现市场供需，而是将地方用工需求、政府服务举措（如“放心职介”名单、免费培训项目）、工会帮扶机制有机融合，形成“问题—政策—路径”的完整闭环。记者能率先拿到北京市劳动部门未公开的春季用工调查，正是因为报道立意契合了政府部门“提升就业服务效能”的改革方向。这种政媒良性互动，使媒体不仅是政策的传声筒，更成为政策落地的“加速器”和效果检验的“反馈仪”。

当工人日报推动技能培训信息普及、呼吁规范中介市场、保障劳动者知情权时，本质上是在争取更公平的劳动力再生产环境——这正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前提。

尤为可贵的是，这种报道风格始终贯穿着对劳动者的尊重。不同于当时部分媒体将农民工刻画为被动受助者的悲情叙事，工人日报在“求职地图”中捕捉到“凭技术跳槽者众多”“学技术已成当务之急”等细节，敏锐发现劳动者正在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的萌芽。这种观察，实际上已触及高质量就业的内核——就业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能力提升与尊严实现的过程。这与当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型劳动者”的理念遥相呼应。

人类的未来不是脱离劳动，而是让更多人在劳动中、就业中实现自由自觉的创造。工人日报的报道始终致力于让劳动者从“被安排的客体”转变为“有选择、有能力、有尊严的主体”，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的当代践行。

站在2025年回望，“九省市农民工求职地图”所代表的就业报道，恰是对当代中国就业问题从“保障基本生存”向“促进高质量发展”演进的历史记录。如果说当年的“地图”重在解决“有没有岗位”的生存性问题，那么今天对“返乡滞乡”“技能错配”“算法管理”等议题的深度介入，则聚焦于“岗位好不好”“发展可持续吗”的发展性命题。但变中有不变：那份深入车间与田埂的脚力、那份将政策语言转化为劳动者行动指南的巧思、那份在宏大叙事中始终锚定个体命运的初心，依然是工人日报记者采写就业报道时最鲜明的标识。

三、用经济学思考，用政治学判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中特别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

《工人日报》企业新闻部迅速抓住“新闻风口”，推出了“智能化在企业”系列报道，聚焦产业工人从“凭经验”到“懂数据”、从“操作工”到“技术师”的转型故事，彰显数字技能提升带来的就业蜕变。

在首篇报道《谁是未来工厂的主角？》中，记者走进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中大挖装配车间，记录当代产业工人正从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数字指令同时管理数台机器人、在控制室监控机器人的工作状态，并设置了一个前瞻性、开放性的新闻议题——在未来工厂究竟谁是主角？是人，还是人工智能？

这组报道不仅体现了工人日报作为主流媒体在传递政策、引导舆论中，对当前和未来就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观察；更重要的是，延续并升华了工人日报记者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采写基因：始终站在生产一线感知脉动，在技术变革前沿捕捉矛盾，在劳动权益敏感地带发出声音。如果说2006年的“求职地图”是在解决“人往哪里去”的空间流动问题，那么今天的“智能化在企业”系列则直面“人在何处立”的价值重构命题——当机器人接管流水线，劳动者如何不被边缘化？当算法调度配送路径，骑手如何保有议价权？这些问题，既是经济学议题，更是政治学命题；既关乎效率，更关乎公平。

近年来，工人日报围绕就业问题推出了多篇获奖报道，清晰勾勒出一条从生存保障到发展赋能、从岗位数量到劳动质量的演进轨迹。第33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工伤认定如何“新题新解”》，通过《人在途中的“小哥”何以证明“上下班途中” 》《别让居家成工伤认定“不在场证明”》《网约车司机工伤认定存争议，何解？》等6篇分量足、事件新的报道，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遭遇职业伤害时“无法认定工伤”的制度困境。记者没有止步于个案悲情，而是深入人社部门、平台企业和劳动者社群，研究司法判例，揭示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与数字零工经济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报道最终推动多地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将政策讨论从“是否应保”提升至“如何精准覆盖”。整个采写过程，正是用政治学判断锚定劳动者基本权利（安全权、保障权），再以经济学思维设计制度成本分摊机制（平台缴费、政府托底、保险共担）的典型范例。

获得第30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评论《别把超时加班美化为“拼搏和敬业”》，则从文化批判切入劳动异化问题。评论敏锐捕捉到“996.icu”（即工作996，生病ICU）现象背后的话语陷阱——将资本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包装为个体奋斗的道德勋章。文章援引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感叹“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并深刻揭示出问题的另一面“辛勤劳动不等于无所顾忌的加班和漫无边际的任务指标”；“为幸福而奋斗”也不应当成为企业逾越法律红线、忽视员工健康权休息权的代名词。这篇评论不仅是对劳动法和《“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的呼应，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象诠释：高质量就业，首先是体面的、有尊严的劳动。

而《谁是未来工厂的主角？》一文，则将视野推向更远的未来。记者在中联重科的智能车间看到，装配工人不再搬运零件，而是通过AR眼镜调取工艺参数，用平板电脑向机器人下达指令。表面看是“人机协作”，深层却是技能结构的革命性重塑。报道没有陷入“机器取代人”的悲观叙事，而是通过采访转型成功的工人技师，展示其从“拧螺丝”转向“调算法”，年薪翻倍且获得工程师职称的履历。这一案例印证了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的观点：技术并非简单替代劳动力，而是改变任务内容，催生“高技能—高薪酬”新岗位。报道进一步探讨：这样的转型机会是否普惠？中小企业能否承担培训成本？女性、大龄工人是否被排除在外？——这些思考，正是用经济学分析效率边界、用政治学审视分配正义的双重自觉。

这种报道特色，源于工人日报独特的“三贴近”方法论：贴近车间现场、贴近政策前沿、贴近劳动者心声。记者不是坐在编辑部的工位上分析宏观数据，而是常年泡在工厂、工地、快递站、直播间，从工人一句“现在活儿轻松了，但心里慌”中嗅出技能焦虑；从企业HR一句“招不到会看PLC的人”中捕捉人才断层信号。正是这种“劳动味”“工人味”的积累，报社方能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后迅速推出《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型劳动者》（第35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等深度报道，在抽象概念中记录可感可知的个体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日报始终保持着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姿态。面对就业领域的痛点——无论是劳务派遣滥用、灵活就业保障缺失，还是AI冲击下的岗位替代风险，报道不满足于揭露问题，而是致力于寻找“中国方案”。例如在报道“返乡滞乡”现象时，不仅呈现静宁县“陪读妈妈”的就业新解，更挖掘当地通过承接东部汽配产业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的实践路径；在讨论青年“慢就业”时，不简单归因为“躺平”，而是分析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结构性矛盾，并挖掘“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大学生选择‘回炉’职业学校”等新闻事件背后的政策探索，并推介其中的有益做法。这种“问题—对策—推广”的闭环叙事，使媒体真正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中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作者康劲系工人日报社甘肃记者站站长，王群系工人日报社企业新闻部副主任）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6年第1期

新媒体编辑：孙嘉怿（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