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通“120”，电话只响了一声，抢救生命倒计时启动——

声音顺着线路传到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下称“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的调度席位。调度员迅速接起电话，询问地点、判断病情、敲下信息，最近的急救单元随即被调度。不到3分钟，救护车从医院驶出，调度员的急救指导同步展开。

1月20日是国家急救日。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在广州，院前急救从分散应对走向统一指挥，不到40年。作为全国较早探索统一调度院前急救体系的城市，广州在长期运行中逐步完善指挥型模式，并在多次突发事件处置中经受住检验。

如今，“120”已不只是一个求救通道，而是一张支撑城市运转的安全网。当这声电话铃响起，这张无形的安全网，如何在关键时刻托住生命？

从“救个人”到“保全城”

在“120”成为统一急救号码之前，院前急救并未形成标准化体系。

“以前电话是稀罕物，更别提拨打急救电话了。”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原主任李双明回忆，20世纪80年代，急救主要停留在医院层面，各家医院各自承担、各自应对，资源彼此割裂。

一旦有人突发重症，家属要先想办法把人送到医院。找车、抬人、问路，能不能及时送达，很大程度取决于经验和运气。即便记得医院急救电话，也要逐一拨打，是否接通、是否有车、能否抽出人手，始终充满不确定性。

在城市规模尚小、急救需求有限时，这种各自应对的模式尚能勉强运转。但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快速扩张，这一状态很快触碰到现实的极限。

上世纪80年代末，广州常住人口已超过500万，流动人口持续增加，个体突发疾病、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风险亦随之上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9年12月31日，广州正式开通“120”急救呼叫电话。对市民而言，这是一个更容易记住的求救号码；对城市而言，急救拥有了能够统筹全局的入口。

1989年12月31日，时任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在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宣布广州市“120”急救呼叫电话正式开通。

起初，调度员靠着“一部电话和一支笔”，记录求助者的地址，并判断病情，再逐一联系医院协调出车。随着技术条件改善，纸笔逐渐被屏幕取代，急救调度也随之加速。

1990年4月，急救中心指挥调度员在指挥调度室执行调度派车任务。

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一些城市的发展路径——不自建急救站，而是设立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统一调度全市医院的急救力量。

这种指挥型模式，使指挥中心本身不承担出车任务，却拥有调度权，能够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最合适的医疗资源实施急救。

1995年7月24日，指挥调度科录音电话启用。

急救体系成立不久，广州便遭遇了一次现实考验。

1990年，广州发生一起伤员数量多、情况复杂的事故。尽管事发突然，但急救医疗指挥中心迅速启动统一调度，协调多家医院同时响应，完成了大规模伤员的紧急转运和救治。

“在大规模伤亡、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急救不是协商机制，而是必须迅速执行的紧急行动。如果没有统一指挥，这样的处置几乎不可想象。”李双明说。

1989年，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成立时配备的指挥车。

统一指挥带来了效率提升，也对运行管理提出更高要求。1996年，广州出台全国首个规范院前急救医疗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为急救体系运行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随着功能边界的拓展，2020年，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加挂“广州市紧急医学救援指挥中心”牌子，职能由日常院前急救，拓展至城市突发事件处置和公共安全保障。

2020年12月31日，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举行“广州市紧急医学救援指挥中心”挂牌仪式。

近年来，智能化手段被不断嵌入急救全流程。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主任罗红彬举例，在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广州赛区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综合演练中，空地协同转运、远程会诊、智能分级等能力集中呈现，勾勒出当前急救体系的运行状态。

2025年7月31日，广州举行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广州赛区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综合演练。

例如，监护型救护车通过5G远程会诊与转诊系统与医院实时连线，实现“上车即入院、即抢救”；在大规模突发事件中，伤员信息通过5G快速检伤分类腕带系统采集并同步至指挥平台，为分级转运争取时间。

广州将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贯穿救援全程。

“根据交通状况和距离评估，中心城区以救护车为主，偏远地区或交通严重堵塞情况下则优先启用直升机。”罗红彬说。

广州构建起覆盖“海陆空”的立体化应急响应体系。

发生重大突发卫生事件时，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统一调配医疗资源，动态掌握各定点医院的接诊能力，及时调整转送方向，避免医疗资源在短时间内集中挤兑。

“像传染病、大面积烧伤这种情况，靠临时协调肯定来不及。”李双明说，城市层面早已对医院救治能力作出整体布局，明确哪些医院在什么情形下承担收治任务，“事情一旦发生，伤员该往哪送，心里要有数。”

精确到“秒”的急救模式

“您好，广州120，需要救护车吗？”

2025年4月18日9时39分，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调度员梁雯婷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来电。13秒内，电话那头始终无人应答，多次询问也没有回应。

2000年8月15日，“120”指挥调度系统改造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

“是误拨电话，还是有紧急情况？”梁雯婷内心正疑惑，电话断线了。

梁雯婷立即回拨，这一次，听筒里传来AI语音播报：“你好，我是一名聋哑骑手。”

梁雯婷的心提了起来，迅速问道：“是需要救护车吗？”

“是的。”对面还是AI语言播报。

原来，电话另一端的聋哑外卖小哥，正借助另一部手机，通过微信的文字转语音功能向120求助。确认情况后，梁雯婷立即改用短信沟通，并通过120短信定位平台获取了对方的位置信息。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与聋哑小哥的微信对话。

调度组长和调度实时质控员同步介入，通过微信文字交流和现场图片，确认伤者情况。根据定位信息，调度员派出最近的救护车，并第一时间告知出车医护人员患者的特殊情况。

24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伤者被顺利送医救治。

在这条并不为公众所熟知的急救链条中，调度员虽然不出现在事故现场，却往往是最先“抵达”现场的人。

“很多人以为，急救的核心在救护车。但真正决定效率的，是前端的判断和调度。”罗红彬说。

2008年4月14日，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医务人员参加房屋倒塌演练。

在广州，120急救专线通常在一到两声内接通。调度员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位置判断、病情评估和资源匹配，信息同步录入系统，调度指令即时发送。

“救护车再快，也不可能瞬间移动。”罗红彬直言，面对心脏骤停等急症，4—6分钟的“黄金急救时间”，很难仅靠车辆追上。

调度员岗位技能比赛现场。

这段时间，被称为“救援空窗期”。广州急救体系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把空窗期纳入救治链条。

在救护车尚未抵达的这段时间里，调度员会持续在线，通过电话指导、视频连线，安抚情绪、判断变化，并指导现场人员开展自救互救。

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广州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公众开展自救互救6.5万余例；2025年，在近800例院外心脏骤停中，成功救治200余例，成功率高达25.06%，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更大限度与疾病“抢时间”，罗红彬透露，广州正构建ECPR（体外心肺复苏）快速响应联盟，针对院外心脏骤停等极端危重情况，通过提前启动决策流程，将原本主要用于ICU的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高级生命支持设备前置到急诊科，在患者到院后第一时间接续抢救。

“调度不是简单地分配任务，而是一种连续决策。”罗红彬说，过去，等人等设备等团队，时间很容易被消耗掉。如今，在调度完成的同时，具备条件的医院就提前进入响应状态，为有限的生命时间窗口争取更多可能。

把救护网织到“最后一公里”

在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急救速度可以不断提速，但在偏远地区、山地乡村，依然存在救护车物理上难以及时抵达的时间差。

“以前去从化区救援，有时候车开了一个小时，还没找到患者。”这是李双明对早期山区急救的记忆。

正因如此，广州将急救能力的边界向社会和基层延伸，让施救的“第一双手”不只来自专业医护人员，也包括接受过培训的普通公众。

广州举行院前医疗急救技能大赛。

其中一条路径，是建设“5分钟社会急救圈”。通过系统培训和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让更多人掌握基本急救技能。2025年，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与广州市红十字会联动，培训红十字救护员5.5万余人。

“快来人啊！我先生晕倒了！”2025年12月28日深夜，从化区一温泉酒店总台接到客人的呼救。酒店值班经理邬杰第一时间带上大堂内的AED，和同事冲向事发客房。房门打开，一名中年男性游客倒在床上，情况危殆。

邬杰几乎没有停顿，跪地实施心肺复苏，并使用AED进行除颤。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接手处置，将患者转运送医。最终，患者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后康复出院。

“我第一反应是，我学过急救，应该能帮得上忙。”邬杰说。

另一条路径，则是把急救力量进一步前移到基层。广州在从化区试点乡村流动急救站，以村卫生站为支点，为村医配备电动自行车、AED等设备，在接到指令后先行处置，填补救护车到达前的空窗期。

目前，从化区224个村卫生站被纳入急救响应体系，村医在日常诊疗之外，也成为院前急救的重要力量。

社会力量的加入，并非削弱专业体系，而是与统一调度和医院网络形成互补。

目前，广州已建成154个急救网点、182个标准化急救单元网格，网络医院救护车3分钟出车率接近99%。通过网格化布局，“快”不再依赖某一个区域的资源优势，而是成为可以复制的能力。

对大多数人而言，拨打“120”或许只是人生中的一次意外时刻，但在电话另一头，在调度席位、在救护车上、在村卫生站和公共场所，这张看不见的安全网始终张开。

南方+记者 厉思璇 卞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