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8日刊| 总第4215期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自202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亮相以来，便凭借多重标签赚足了各方关注。

作为东北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原著改编作品，它搭上了文学IP影视化的热潮，更因是董子健自编自导自演的导演首秀而备受瞩目。他还特别在影片公映首日在微博上动情地写下“故事已经伴随我七年了”，足见他为了这部作品，投入了多少心血。

影片幕后阵容同样强大，剪辑指导张叔平，声音指导李丹枫，摄影指导吕松野等行业翘楚共同为影片质感全力保驾护航。

在影片之外，邓超、倪妮、韩寒等圈中好友也纷纷以录视频、包场等方式为电影吆喝造势，足见董子健在圈中的好人缘。甚至片方还为影片量身打造了衍生综艺《我和朋友的假期》，刘昊然、董子健等主创悉数加盟，进一步扩大影片的话题度。

然而，与网络上的热闹声量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影片上映首日累计票房363万，猫眼专业版对该片的票房预测仅2000万出头。这样的预测对一部众星拱月的影片来说，恐怕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

然而这份不乐观的市场预期其实有迹可循：既与董子健跨界导演的青涩有关，也有双雪涛文学IP影视化的适配难题，更暴露出当下东北题材影视作品所面临的同质化瓶颈。

东北梦核，情怀有余

性格内向的李默（刘昊然 饰）与外向的安德烈（董子健 饰）中学时因为足球成为知己，而一场意外却让安德烈跟随年少往事一起消失在了李默的记忆中。多年后，李默在为父亲（董宝石 饰）奔丧路上与安德烈“重逢”，一段尘封的回忆被逐渐揭开。

影片延续了原著中两个时代双线并行的“不可靠叙事”，同时在类型上做出调整，改为公路片模式，以成年李默与安德烈驾驶租来的车辆，从长白山返回沈阳参加父亲葬礼的旅途作为主线，串联起过去与现在。

直至谜底揭晓，观众才恍然大悟，一直坐在副驾驶的成年安德烈，不过是李默的想象。

尽管董子健曾与贾樟柯、路阳、刘杰等不同风格的知名导演合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作为导演首秀，其青涩之处仍十分明显。

这种青涩不仅体现在叙事把控上，演员表现参差不齐，也进一步拉低了整体观感。董子健与刘昊然的对手戏缺乏足够化学反应，让这段本应动人的羁绊显得单薄无力。

刘昊然的表演略显生硬，情感流露不足，未能赋予角色鲜活感；或许是自编自导自演分散了太多精力，董子健也失去了往日的灵气，即便镜头给予大量特写，也难以传递出足够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大银幕上看，他脸上永远挂着疲惫和疏离，似乎不是演的，而是真的在剧组干活累着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宝石，他的表演堪称片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同样是特写镜头，仅凭那几帧烛光中的泪花，便将角色对儿子的亏欠、对失败人生的无奈尽数展现，无需任何台词，实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精准拿捏住了上世纪90年代东北人的沧桑与隐忍，尽显东北地域底色。

影片对东北地域与时代背景的运用也略显单薄。

90年代国企改制本是极具分量的时代命题，但在片中仅作为浅层场景设定。仅有李默的母亲离开这一情节作为展示，但这一情节对主角性格的深层影响，却并未得到有效展开，使得母亲一角变得可有可无。

另外，片中出现在旷野上的热气球很有视觉冲击力，但却没有任何表意，似乎只是导演觉得是好看的奇观而放置进去的。豆瓣有一热评说影片是“看图说话”，在热气球这场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的结局也略显俗套，缺乏巧思。结尾全班合唱《明天会更好》，安德烈独自瘫坐在后方的情节，虽想表达“他困在过去，无法抵达更好的明天”的隐喻，但呈现方式直白生硬，未能实现情感的升华。

不过影片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吕松野的摄影为影片增色不少，摄影机顺着李默父亲的话语横摇，扫过澡堂子里氤氲的热气，又被窗外转动的风扇打散成闪动的光点，这一镜头设计细腻且富有氛围感，精准捕捉到了时代场景的质感。

双雪涛改编，时灵时不灵

近年来，双雪涛的文学作品凭借独特的东北叙事与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影视圈的热门改编对象，从《平原上的火焰》《刺杀小说家》系列到今年一天双响的《我的朋友安德烈》《飞行家》，逐步形成了“双雪涛影视宇宙”的雏形。

下岗潮、工厂、大雪、铁西区等小说中的关键词，在各个影视剧中均有体现。

文学IP的影视化，既借助小说本身的影响力获得了初始关注度，也尝试通过角色的跨片出现构建联动体系，比如《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两部影片有庄德增这一角色，它们就这样达成了联动。

不过从目前来看，所谓的“宇宙”构建仍处于表层阶段。

双雪涛小说的核心魅力，在于将东北地域沧桑、时代变迁与人性挣扎融为一体的文学质感，但影视化改编中，这份质感往往难以完整保留。

《刺杀小说家》系列为了迎合商业市场，简化原作的思想内核，不仅把原作中的东北背景改到重庆，将原作中的现实关怀彻底消解掉，还加入了很多天马行空的台词和场景。

另一部分则过度强化悬疑、爱情等类型元素，忽视了原作的人文底蕴，导致改编作品与原著气质脱节，既无法满足原著粉对文学性的期待，也难以让普通观众感受到原作的深度，最终陷入“四不像”的尴尬境地。

这些电影不稳定的表现，暴露了双雪涛IP影视化的种种风险，若不能守住原作核心价值、提升改编质量，仅靠IP光环消耗热度，最终只会稀释这一文学IP的影响力。

此次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票房口碑折戟，或许不全然是坏事，创作者们要沉下心来思考，东北题材在未来还应该如何进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