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到潮州感受古风盎然的年节气氛，已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春节期间此地祠庙门开、张灯结彩，以宗族为单位的游神队伍络绎于街巷，乡里组织的锣鼓乐声不绝于阡陌。这番热闹而庄重的景象，并非一时兴起的“表演”，而是潮州人延绵千年的生活日常。

从慎终追远的宗祠活动，到儒雅精致的日常生活，潮州文化与潮式生活其实与中国传统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何这片岭海之地，保留了众多中原文化的传统习俗与文明思想？为何潮州能从昔日的“蛮荒”边缘，变为人文鼎盛的“海滨邹鲁”？

答案，就藏在理学于此地长达千年的传承与实践中。它脱胎于书斋中的义理思辨，化身为建构社会秩序的礼制、浸润日常生活的伦理，最终凝成潮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这份对自己历史文化的珍视，让潮州拥有了难得的文化持守力和传统造就力，成为了理学传承的重要之地。正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所说：“理学对潮州风俗文化影响至深。潮州承继的是理学正宗，是理学传播重要城市。”

思想之根

官师接力 文脉南渐

现代人谈到“理学”，多冠以“宋明理学”称谓。这是因为理学不仅形成于北宋时期，更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代表。

理学在潮州的出现与传播，还需从一位唐代的重要人物说起——唐代潮州刺史韩愈。

韩愈刺潮虽仅八月，但其“驱鳄鱼、置乡校、兴农耕”等事迹，至今仍被潮人所感念，以至“赢得江山都姓韩”。国学大师饶宗颐在《宋代潮州之韩学》一文中写道：“两宋莅潮官吏，蜀士及闽贤为多，于昌黎崇奉最力。庆元以后，莅潮诸仕宦，不少为朱子门人，如通判廖德明是。故朱学亦传播及于潮。”

“要理解理学在潮州的传播历史，我们须将自己‘放’到历史现场去想象。”潮州文史学者陈贤武指出，宋代开始将理学树立为国家哲学，在地方官员、士绅合力下，将儒家文化注入基层。“而韩公在这个时候入祀孔庙，成为地方官员可借以加快理学传播的力量。”

潮州文史学者陈贤武在饶宗颐故居“莼园”内向文化爱好者讲解“拙窝”由来。陈锦煌 摄

所以宋代的莅潮官师们，在不断发扬韩愈学说的同时，将当时作为“新儒学”的理学思想与实践带入潮州，最终将韩愈符号与理学思想结合植入潮州文脉。陈贤武还指出，除宋末、清初二场大型战斗外，潮州地区基本太平无战事，也为文化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四川阆中人陈尧佐贬任潮州通判。在潮期间，他为韩愈建韩祠、效仿韩愈戮鳄鱼，回京当宰相后，写下“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的诗句，将潮州与儒家文明核心区“邹鲁”相提并论。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于北宋熙宁四年（1070年）巡历至潮，留下《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一诗；其后人周梅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任潮州知州时，在郡学旁创建“元公书院”，使之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

庆元四年（1198年），理学大家朱熹弟子、福建南剑人廖德明任潮州通判。他修建周敦颐祠，刻其《拙赋》于崖壁，并以朱熹手书“拙窝”命名亭台。淳祐五年（1245年），朱子再传弟子、福建莆田人陈圭守潮，他在韩山书院“捐资买朱子著述充实书肆”，并增塑周敦颐、廖德明像……

潮人民间亦有纪念朱熹的场所，图为澄海樟林乡内朱氏宗祠设“朱熹纪念室”。陈锦煌 摄

从思想的引种到学说的生根，理学最终在潮州完成了关键性的“本土化”奠基。这不仅为潮州注入了新的学术血液，更为理学下一步深刻塑造潮州的乡村秩序与社会伦理铺平了道路。

制度之形

礼下庶人 祠堂遍地

理学的精微义理，若只停留于学者的书斋与论辩，终难深刻塑造一方水土。思想如何走出殿堂，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乃至重塑基层社会的肌理，成为历代怀抱“经世致用”理想的潮州官师孜孜求解的命题。这一历史性转化的关键，在于一套以《朱子家礼》为蓝本、以宗族为载体的“基层社会组织方案”。

潮州人将《朱子家训》以九叠篆的形式雕刻在门上。郑坚 摄

南宋中期，朱熹革新古礼，创设了适用于一般士庶之家的祠堂制度，规定可设祠祭祀高、曾、祖、祢四代先人。这一变革，使得建祠祭祖不再是士大夫的特权，为宗族伦理的庶民化提供了可操作的礼仪规范。

这一理念在潮州迅速找到了实践的土壤。宋代潮州理学家郭叔云、郑南升深研朱子之学，通过自身研学、践行朱学理念，并撰写《礼乐疑》《宗礼·宗义》等考据内容，为在潮士人提供了行为典范，大力推动宋代潮州“依礼归仁”的风气盛行。

在陈来看来，朱熹的理学传入潮州，其弟子郑南升、郭叔云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郭叔云读书不只停留在理论，他专精礼学，在自己宗族内部躬行家礼。潮州风俗在明代尤为突出，冠婚丧祭，皆为朱子家礼。因此，明代学者林大春评价“潮人遵行（家礼）之不废，二先生之力也。”

明代潮州先贤亦承宋代理学学风，对“礼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澄海林岩撰《家礼集说》，潮阳萧端升撰《论琼礼要》，惠来詹一惠撰《三礼约言》等。这些学人中，知名度最高的应属明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的唐伯元。唐伯元毕生崇传统儒经而排斥以王阳明为首的“新学”，其思想观点都体现在他编撰的《礼编》二十八卷中。

至明代嘉靖朝，诏许民间祭祀始祖，将宗祠建设推向新的热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陈椰指出，彼时潮州科甲鼎盛，以薛侃、翁万达、林大钦等为代表的士大夫，顺势投身于“建祠堂、合宗族、明祭礼、修族谱、行乡约”的乡族建设。陈椰认为，历代理学官师将国家礼制与理学道德信仰贯彻至边陲海疆，构建起了稳定的地方治理秩序，也塑造了潮州文化“重礼崇文”“敦亲睦族”的底色。

潮州文化传统中，宗族祠堂成为纪念先祖、团结宗亲、教化后人的“多功能场所”，图为潮州东凤陈氏家庙。陈锦煌 摄

这套宗族礼制体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社会自治功能。直至今日，在潮州仙田村等地，潮人仍严格遵循古礼举行祠祭。宗族通过祠堂与族规家训，不仅凝聚了同姓子弟，更维系了乡村自治秩序，奠定了潮州社会稳重有序、崇文重教的深厚根基。潮学研究者郭伟川认为，历代潮人之重礼习礼，除了说明潮州服膺儒学之风淳且厚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潮人期望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心态。

风骨之魂

务实经世 忠勇为国

理学思想所塑造的，不止于外在的礼制秩序，更是一种内化于潮人血脉的精神气质与生活哲学。

历史上，莅潮的理学官师多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展现的是一种入世、务实的精神。以明代理学家唐伯元为例，他提出“任宦者，当以权要为冰山，以士民为泰山”的仁政爱民理念。任江西万年县、泰和县县令期间，他通过设社仓、扩县学、修县志、立乡约、举贤才、正民风等举措，做了大量好事实事，赢得当地百姓为他立生祠祝祀。

潮州古城牌坊街上有一处“理学儒宗、铨曹冰鉴”牌坊，就是纪念一生恪守清廉、勤政爱民的唐伯元。陈贤武指出，唐伯元是潮州人唯一入正史《明史·儒林传》的人物，获“岭海士大夫仪表”赞誉。

牌坊街上纪念唐伯元的“理学儒宗、铨曹冰鉴”牌坊。郑坚 摄

陈椰认为，这种儒家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潮州的文化基因，演变为一种面对现实、勇于开拓的生命力。近代，生活遭遇困顿的潮人敢于登上驶向一片未知的红头船，“下南洋”谋出路，在异乡团结拼搏、诚信经营；而一旦有所成就，则不忘反哺桑梓，热衷于为家乡铺桥造路、兴办学校、施医赠药。这种务实拼搏与宗亲情怀，已成为潮人群体的鲜明标识。

从日常观之，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悄然融入了潮州人的日常生活。潮府工夫茶博物馆馆长方云帆表示，潮州人将原本苦涩难入口的凤凰单丛茶，通过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冲泡技艺，做成了地方名片；潮州菜更是讲究“不时不食”“食不厌精”“粗料细作”。方云帆认为，这些对日常事物细节的极致考究与把握，正是对事物本质深入理解后的从容实践，暗合了理学“格物”的真谛，成为一种富于哲思的生活态度。

潮州“护国菜”以番薯叶、草菇、瘦肉等“粗料”呈现精细做法，体现“格物御物”的极致。陈锦煌 摄

郭伟川指出，在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口，这种源于理学教化的文化品格则升华为凛然的忠勇与气节。从宋末潮州守将马发浴血抗元、全家殉国，到明末大学士郭之奇坚持抗清、从容就义，贯穿潮州历史的忠烈之风，其深层正是理学“忠孝节义”价值观在危难时刻的体现。

理学所塑造的务实、守礼、忠义的文化品格，不仅是深厚的历史遗产，更是一种能面向未来、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当下，潮州正修复活化众多祠堂、书院与名贤故居，积极进行文化建设。陈椰表示：“潮州人有底气期待，在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进程中，潮州儒学的薪火不息，并将绽放出新的光芒。”

■相关

潮州金山书院再闻讲学声：

理学密码的当代解读

潮州金山，是曾见证理学大家朱熹弟子廖德明刻周子《拙赋》、留“拙窝”墨宝的文脉宝地。近期，金山书院再响讲学之声——一场题为“理学密码：从朱子家礼到潮州文脉”的“金山观潮·大家读城”活动在此举行，学者与市民齐聚，共同解读那些深植于潮人日常生活的理学基因。

活动邀请华南师范大学陈椰、陈贤波两位学者，从思想与实践两个维度为听众解码潮州文化的精神基因。陈椰博士系统梳理了理学在潮州的千年传承——从韩愈启风气之先，到宋代周敦颐、廖德明等官师的播扬，再到郑南升、郭叔云等本土儒者的扎根。陈椰指出，朱熹编著的《家礼》为潮人“冠婚丧祭”的生命礼俗提供了具体规范，而历代儒家士大夫通过建祠堂、兴书院、行乡约乃至修水利、筑桥路等实践，真正实现了“以礼化乡”，让理学精神汇入潮州文脉。

陈椰博士在潮州金山书院以《潮州理学的文化遗产》为题作讲学。黄品 摄

陈贤波教授则通过一个生动个案，展现了理学思想如何“落地”为具体的文化景观。他以潮州府普宁的“伏虎井”为例，讲述了乾隆年间知县萧麟趾如何通过改造古井、重述传说，“为普人兆文明”，以理学观念引导民俗。这个案例揭示，许多存续至今的景观，实则是承载着特定时代观念与集体记忆的“活的历史”。

陈贤波教授在潮州金山书院以《潮州文化景观之形成》为题作讲学。黄品 摄

这场讲学如同一把钥匙，为理解潮州文化提供了名为“理学思想”的又一新角度。尽管“理学的时代”已远，但陈椰认为，它作为一种“心灵积习和生活方式”在潮州依然鲜活存续。本土潮人浓厚的宗族观念与礼俗持守，海外潮侨团结拼搏、反哺桑梓的家国情怀，皆是这种文化基因的体现。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今天，解读这份“理学密码”，正为了承接那不息的文化薪火。

■人物

一位心学家的“潮州实践”

在宋明理学的宏大谱系中，继朱熹之后的陆王“心学”一脉影响深远。其代表人物王阳明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强调向内求索良知并付诸实践。而在岭南潮州，将这套哲学思想成功付诸乡土实践的标志性人物，正是王阳明的学生——薛侃。

明嘉靖三年（1524年），因母亲去世，在京为官的薛侃回到潮州守制。这位心学门人并未沉寂于悲痛。在家乡潮安，他与弟、侄相中了一处独特的天然岩洞，因“三山并耸，中通外直，又似于离”，遂命名“中离山”，并在此构筑精舍，开始聚徒讲学。

薛侃倡建的宗山书院。郑坚 摄

这成为理学心学一脉在岭南扎根的关键事件。据《中离行状》记载，此后“日与士友讲学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薛侃的讲学，绝非空谈性理。面对潮州农田易受咸潮、内河航运艰难的困境，他主导开凿了长达三十余里的“中离溪”，使沿溪良田得灌溉之利，商旅舟楫避航海之险。此外，他还与时任揭阳主簿的同门师兄弟季本商议推行《揭阳乡约》，将冠婚丧祭、邻里相处的道德规约融入具体社区治理。

嘉靖十年（1531年），薛侃因遭诽谤削职回乡。他倡建怀慧祠（即宗山书院），据《怀慧祠记》记载，“中为祠堂，作为讲堂，右为经楼、为宴会厅，翼而环之以书舍，萃生徒肄业，可居百人”，形成一个集祭祀、讲学、藏书、会客于一体的文化中心。薛侃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潮州士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广东进士十人中潮州独占七席，其中四人曾聆听薛侃讲学。

从开渠利农的“中离溪”，到教化乡里的宗山书院，薛侃以实践诠释师门“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以自身经历告诉后世学人：真正的理学精神，既在庙堂之高，更在江湖之远；既是思想的明辨，更要有行动的担当。

■微观察

让理学活水滋养今人心灵

理学对潮州风俗文化影响至深，或许就在于其务实入世的实践品格。无论是韩愈刺潮时的驱鳄兴学，朱熹弟子廖德明在潮州勘刻先贤遗文以敦教化，还是薛侃主持开凿中离溪以利万民，都绝非书斋内、庙堂上的空谈。他们以一腔儒者襟怀，将“修身齐家”的学问，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行动。这份“知行合一”“主动作为”的担当，恰恰是任何时代对为政者、对有志之士的期许。理学精神，在此首先是一种不避事、不空谈的务实行动力。

更深一层看，对理学的理解关乎文化自信。理学，上承孔孟，下启近代，是中国思想演进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伦理观念、社会结构与审美趣味。在潮州，我们看到它如何从精微的义理，落实为一套可行的礼俗、一种稳固的秩序、一方独特的地域性格。重访理学，是为了更完整地认识自己。

最终，这一切都会回落到个人的精神世界。在节奏飞驰、信息纷扰的当下，理学中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工夫，提供了一套极为严谨的修身智慧。它教人向内探求生命的支点，在纷繁外物中保持清醒与定力，将道德的自觉转化为日常的从容。这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关于如何安顿心灵的珍贵资源。

在潮州，理学不是博物馆的陈列品，而是一条依然在流动的河流。它的水，曾灌溉出“海滨邹鲁”的郁郁文风。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那份务实担当的行动勇气、鉴往知来的文化自觉以及修养心性的生活智慧。这或许就是古老的理学，给予喧嚣当下最宝贵的馈赠。

策划：苏仕日

统筹：杨可

采写：陈锦煌